中國社會科學網訊（通訊員田晉芳）2020年12月5—6日，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之際，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主持召開「當代中國史研究京師論壇——2020年年會」，論壇主題為「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成就與歷史經驗」。舉辦此次論壇是為了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歷史研究的系列重要講話精神，進一步落實總書記關於加強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和社會主義發展史的重要指示精神，回顧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探討歷史規律。
來自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科學院、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南開大學、浙江大學、四川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等60餘所高校和科研機構的110餘名專家學者參加了此次論壇。
12月5日上午，論壇在京師學堂開幕。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董奇，全國人大常委、社會建設主任委員、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長何毅亭，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黨委書記、院長黃興濤，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張皓先後致辭。
董奇代表北京師範大學對各位專家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介紹了北京師範大學在歷史學科建設方面豐厚的學術積澱和優良傳統，著名歷史學家王檜林先生是中國現代史學科體系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為北師大現當代史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希望北師大歷史學科承擔更加重要的歷史使命，把握機遇，堅持紮根中國、融通中外、立足時代、面向未來，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進一步突出史學的社會功能和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推動歷史學科的創新、融合、發展。
何毅亭肯定了北京師範大學舉辦此次論壇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推動「四史」學習和教育走向深入的重要舉措。他指出，深入學習和研究「四史」具有極不尋常的重大意義，主要體現在：一是知史愛黨，學習「四史」可以更好地認識中國共產黨；二是知史愛國，深入學習「四史」，可以更好地認識新中國；三是知史明理，深入學習「四史」可以更好地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他就新中國史研究談了三點看法：第一，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第二，牢牢把握社會主義現代化主線；第三，加強新中國史研究，應當著力研究改革開放史，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歷史。他認為，「無論研究新中國史，還是改革開放史，都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大歷史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史本身就蘊含著科學看待歷史、科學研究歷史的歷史觀和方法論，就是從長時段來準確把握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不被細小所迷惑，不被碎片所遮蔽」。最後，他提出：「當今中國，在物質層面不斷為人類作出大貢獻，如何在思想上、理論上、學術上做出同等重要的貢獻，是中國思想界、理論界、學術界面臨的重大問題。」他希望歷史學領域的專家學者肩負起光榮使命，繁榮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推動中國學術走向世界，引領世界。
王炳林闡述了從毛澤東同志到習近平總書記關於重視歷史的思想，強調高校學習「四史」要抓重點，黨史學習主要突出英雄的主題，新中國史學習主要突出復興的主題，改革開放史學習主要突出創新的主題，社會主義發展史學習主要突出信仰的主題。「四史」學習過程中，主體的歷史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研究黨的經驗是學習「四史」最基礎的，也是最重要的內容。
黃興濤肯定了北京師範大學現當代史學科的重要貢獻：「北師大有非常好的持續性的努力和貢獻，相當早地關注和編撰當代中國史的教材。而教材編撰是探索當代中國學術體系、學科體系和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創造。」他認為當代史研究前景廣闊，大有作為。當代史與現實密切聯繫，容易激發學者的研究熱情，其成果也很容易受到社會的較大關注。他同時指出當代史研究也有相當的難度，「需要強烈的現實關切、較高的理論水平和方法自覺，也需要清醒的歷史理性和歷史感，應當努力將兩者高水平地結合起來，真正將歷史研究有效地服務於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
作為主辦方代表，張皓在致辭中表示，學習和研究「四史」對於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有著重要現實意義，也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將努力做好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各項工作，承擔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
隨後，圍繞「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成就與歷史經驗」的論壇主題，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教授作題為《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原則和方法》、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鄭謙研究員作題為《研讀黨史<二卷>的幾點體會》、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朱漢國教授作題為《從職工保險到全民保險：當代中國社會保險制度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社會史研究室主任李文研究員作題為《以五年規劃引領發展是我國的制度特色和制度優勢》、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張太原教授作題為《理想追求和歷史變動中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構建及終止》的主題報告。
分會場主題多元，討論熱烈。分會場一主題為「當代中國的經濟與社會」。張濟順、翁有為、蘇澤龍、張海榮等18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張濟順《私家材料與檔案紀事：上海電影人的1950年代》聚焦日常政治中的電影人，利用私家材料、公開檔案、名人自述等相互自證與證偽，對話現在電影史，進行個體革命史研究。著重解決了「延安」與「上海」如何相遇共生、革命演員與舊影星如何應對都市文化革命洗禮、革命理想與新視野如何達成和解、個人視野中黨和明星的關係四個問題。評論人張太原非常認同張濟順的論析，認為：「研究歷史最主要是揭示歷史規律，展現歷史潮流，在其中也要關注個體生命的存在與感受；這樣問題研究的方法不在於小人物呈現大歷史，而在於從背後的大歷史來看小人物，沒有這樣的視野，小人物無法呈現大歷史。」翁有為《當代中國省區醫療衛生體系建構之考察》主要是以河南省醫療機構的演變、醫院機構的發展、醫療治理能力提升三個方面看新中國的醫療成就。醫療機構從民國時期的邊緣管理部門，到1949年成立衛生局，後演變為衛生廳，文革時期歸屬文教局，改革開放後又稱衛生廳，現在為衛健委，逐漸成為重要管理機構。醫院機構在新中國初期比較少，後公立醫院逐漸成立，文革期間雖然受到衝擊，但出現「赤腳醫生」，醫療有了另一個角度的方法。天花、麻風、瘧疾等疾病的消失體現了醫療治理能力大幅提升。蘇澤龍《冬學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農業生產教育——以山西為中心的社會文化變遷研究》從宏觀與微觀的兩個角度探究新中國初期傳統冬學在農民生產觀念、農業技術推廣和農業生產發展的影響與作用，並以社會文化的視角來考察國民教育與新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關係。張海榮《民間文獻中冀北一個生產隊的「財務史」——以1977年至1984年「帳外帳」為中心的考察》關注集體化時期鄉村的收支情況，補足了經濟史視角，並提出大小隊「雙重核算」是當時的生活需要，並非完全主觀選擇的結果、農業生產勞動「低效問題」的一個原因是大量青壯力都被徵工、「借糧食」體現了底層自救的經濟化等三個歷史關懷問題。
分會場二主題為「當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與對外關係」。王元周、唐仕春、潘敬國、何志明等18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王元周《解放初期北京建築業的工會組織與體制轉變》以工會組織為切入點，闡述了1949年前中共在北平建築工人中的活動、北平接管與建築業工會的籌備、勞資糾紛與集體合同、反把頭鬥爭與工地工會、固定工人與公司工會五大內容，探討工會組織對建築業體制的影響。唐仕春《派代表團學習蘇聯建設經驗：以1950年中共宣傳工作者代表團訪蘇為中心》利用俄羅斯社會政治史檔案館所藏1950年中共宣傳工作者代表團訪蘇的俄文檔案資料，代表團成員張仲實的「訪蘇日記」、張庚的「訪蘇筆記」、陳希文的「訪蘇雜記」等中文資料，以1950年中共宣傳工作者代表團訪蘇為切入點，討論社會主義運動進程裡中國通過派代表團學習蘇聯建設經驗這一路徑如何推動蘇中之間知識傳播。李揚《1950年代北京西郊文教區的規劃與建設》關注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西郊文教區的建設，從文教區規劃方案的形成、中國科學院與「八大學院」的規劃與建設、文教區建設的爭議及其影響等多角度揭示這一規劃產生與發展的歷史脈絡。認為中國科學院與「八大學院」的建設集中體現了文教區建設的成就。儘管文教區的建設在此後出現了一些爭議，其積極意義與影響仍不容抹殺，對北京城市空間的當代變遷提供更多思考。何志明《1950年代初期新區鄉村幹部的湧現·流動機制——以農民協會為考察中心》以1950年代初期鄉村社會運動的關鍵機構「農民協會」為集中考察對象，在使用第一手檔案文獻和內部刊物的基礎上，分農民協會的組織與發動、新式幹部的大量湧現、鄉村幹部的流動與再湧現三部分來探討此時期新區鄉村幹部群體發展呈現的「湧現·流動」機制。主持人李紅巖研究員在本場討論結束時指出：「歷史研究要抓學術主幹，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內容來支撐主幹。歷史可以研究微觀問題和細微問題，但是內心要宏大敘事，有基本的情懷。」
分會場三主題為「當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徐有威、郭輝、張建軍、劉洪森等16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徐有威《小三線工業遺產利用與文化產業開發——以安徽省霍山縣為例》以大別山仙人衝畫家村、中國月亮灣作家村為考察中心，利用較為真實的一手文獻資料、口述實錄和調研報告，在田野調查及對比分析基礎上，總結鄉村視閾下小三線遺產保護與地方經濟協調發展經驗。郭輝《中國共產黨的「誕辰」記憶與詮釋》從模糊的即時性「誕辰」記憶、「七一」誕辰紀念的確定、「七一」誕辰面臨的挑戰、「誕辰」的確定與黨史修改四方面理清人們關於中國共產黨「誕辰」的記憶與詮釋，進而明晰中國共產黨「七一」誕辰紀念的重大意義與價值。張建軍《新中國成立前後中國共產黨對於北京蒙藏學校的接管與改造》利用已刊和未刊檔案文獻、報紙、訪談錄，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前後的北京蒙藏學校的變遷為線索，從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蒙藏學校的困境和地下黨在該校的活動、中共高層對於接管北平蒙藏學校的重視、改造教師隊伍、蒙藏學生參加革命、新規定新氣象、迎接新時代六方面對相關史實進行認真梳理，反映新中國政權對於國民政府治理下的邊疆學校的接管與改造，以及中國共產黨民族教育政策在該校的具體實踐。劉洪森《事件·話語·史觀：中國現代化的三重意蘊》指出中國現代化既是百年來由一系列歷史事件構成的持續探索歷程，又是國人縈懷進步與美好的話語表達，亦是史家認識和書寫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方法。這實際上表徵了中國現代化的三重意蘊，即作為事件的現代化、作為話語的現代化與作為史觀的現代化。現代化之於中國，無論是作為事件的演進，作為話語的流變，還是作為史觀的興衰，無疑是中國近代以來影響極為深遠的社會變革。這三重意蘊共同彰顯了中國現代化的主體性建構。
分會場四主題為「當代中國的社會、環境與女性」。王瑞芳、吳春梅、李小尉、王凜然等17位學者報告了自己的論文。王瑞芳《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中下遊的水汙染治理》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起步、八九十年代初步治理、2000-2010年長江中下遊的全面治理、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治江理念四個方面進行論述，並得出「改革開放以來長江中下遊的水汙染治理由人定勝天轉向順應自然，由人水抗爭轉向互相依存，由控制洪水轉向維護河流健康生命」結論。吳春梅《新中國治理淮方略研究》從七個方面概述新中國治理淮河的方略：蓄洩兼顧，除害與興利相結合；加強統一領導；流域各省統一行動；尊重自然規律，實現人與水和諧共處；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進行綜合治理，促進流域高質量發展；推進河長制湖長制。李小尉《「老問題」與「新經驗」：新中國初期兒童救濟工作中「蘇聯經驗」中國化的考察》以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及部分民政史料為基礎，從「學習蘇聯」背景下的兒童救濟福利、兒童勞動教育、兒童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討論這一時期兒童救濟工作中「老問題」與學習蘇聯「新經驗」之間的吸收、融合與調適。王凜然《環境保護史：當代中國史研究的迫切課題》從當代環境史研究現狀與不足、研究意義、研究內容、研究思路等方面對中國當代環保史研究的開展進行研討。提出：中國當代環境保護史研究還較為薄弱，亟待加強。中國當代環保史研究包括環境思想政策史、環境管理史、汙染防治史、自然保護史、環境宣教史等方面。中國當代環保史研究須處理好社會變遷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宏觀與微觀、中國與世界四組關係。
設置博士生專場是本次論壇的一大特色，黃岑玥、韓叮咚、陳非兒、徐雪晴等10位博士生報告了自己的論文。這些論文在某些方面相對稚嫩，但論題新穎、材料紮實、新見疊出，顯示著當代中國史研究蓬勃發展的趨勢。
圓桌討論暨閉幕式由朱漢國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副總編輯李紅巖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元周教授、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齊春風教授、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蘇澤龍教授擔任引言人，圍繞會議主題「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成就與歷史經驗」闡述自己的理解。
李紅巖首先肯定：「作為新中國史的專業研究者，我們在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集會，專門就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成就與歷史經驗進行研討，這對於我們深刻的理解四史的價值和意義，以我們最擅長的新中國史研究領域為核心，將四史融通起來，予以綜合學習和思考」。隨後，他用詳細、紮實、權威的數據梳理了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教育科研、生產收入、國防工業、社會基礎、沿海與內地經濟發展等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在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的統一性中，去深刻認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並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明，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迎來了從創立、發展到完善的偉大飛躍；中國人民迎來了從溫飽不足到小康富裕的偉大飛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共同的最新成果，它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新的時代內涵，續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篇章。」王元周強調：「共和國時期的檔案比較豐富，相信未來的共和國史研究仍然會有比較大的發展。」齊春風認為共和國史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段歷史，要避免出現當代中國史發生在中國、當代中國史研究卻在國外的局面；認真抓住新中國發展71年歷史當中的重大歷史轉折點、關鍵點和標誌性事件。蘇澤龍從資料涵蓋時間和涉及內容，系統地介紹了山西大學收集整理的集體化時期的農村檔案，討論了「農業技術和農村社會的變遷」方面的研究現狀。
在兩天的討論中，與會專家匯報研究心得，傾聽同仁點評意見，分享學習體會，探討中國共產黨領導新中國建設的成就與歷史經驗，再接再厲，保持和發揚中國史學工作者的優良學術傳統，以科學的精神和方法在「新四史」研究領域再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