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各地校長職級制的推行，
校長由「職務」向「職業」轉變。打破終身制後，校長交流與更替愈加成為一種常規現象。此外，校長退休、升遷、調動、轉行、身體狀況不佳，甚或是學校領導班子關係緊張等因素，都會導致校長的更替。而校長作為學校發展的領導力量，對於學校、區域教育高質量發展至為重要。在此意義上，如何思考並做好校長更替工作，便成為區域教育高質量發展中需要著重關注的一個問題。
一是「如何看校長」的挑戰。這涉及對校長角色地位、校長領導工作性質、校長領導工作特點及校長成長路徑等問題的認識與明確。角色地位影響著對校長更替工作重要性的認識。創新領導工作、一般行政工作、專業技術工作等不同工作性質與定位，對校長人選也會有不同的素質要求。校長的工作特點及其成長路徑，同樣影響著入職指導、任期確定、領導支持等工作。目前，在校長角色地位上，「第一責任人」的界定側重於校長「職位」而非「專業」角色，須聚焦職級制改革，推動校長在學校發展中發揮專業作用，進一步在政策上明確校長的關鍵地位。
二是「誰來做校長」的挑戰。我國目前雖不存在校長職位「無人來做」的情況，但在實踐領域也有一種教師「教書遠行政」、校長「敬業不樂業」的情緒在蔓延。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有：首先是近年來校長的工作內容不斷增加，負荷加重，工作、生活及工資回報之間難求平衡。其次，安全、質量、穩定等壓力不斷加大，相應的支持又顯不夠。再其次，業務發展與領導工作存在衝突，不願割捨，又難以兼顧。此外，由於瑣事纏身，校長更沒有精力思考和從事與學校發展真正相關工作。因此，借用迪恩·芬克（Dean Fink，2010）的話來說，如果教育目標只是遵令行事，聚焦狹窄目標，那麼更替挑戰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們真正關心的是讓具有真誠專業態度的學習領導者管理學校，那麼就任重道遠了。
三是「怎樣用校長」的挑戰。這一挑戰突出表現在四方面：其一是「人治與法治」的問題。一些地方的校長選拔或調動，領導意見仍為主要依據，標準不統一，過程不透明，學校和校長本人意見未得到充分尊重。其二是「經驗與科學」的問題。校長更替工作大多時候還是憑經驗、靠直覺、反應式的，缺乏科學分析與細緻規劃。在筆者調研的一個地區，中小學正職校長中50歲以上的15人、45—49歲的32人、40—44歲的15人。可以想見，當45—49歲這批校長到退休年齡時，校長更替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壓力。其三是「穩定與靈活」的問題。調動與流動頻繁，或機械執行任期制，會導致校長的急功近利行為，教師也可能如看「旋轉門」一樣看待校長，並逐漸抵制與無視校長的各種努力。其四是「進與出」的問題。校長更替工作往往更關注「進」來的校長，而忽略「出」去的校長。教育行政部門在讓離任校長自信、溫暖、充滿情誼地離開，以及發揮退居二線或退休校長的作用等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可做。
圖片來源：包圖網
校長更替的有效性，受三類因素的影響：區域校長更替工作的水平、繼任校長情況與學校情境因素。其中，
學校情境很大程度上屬於因變量，因此應對校長更替挑戰著重在區域和校長層面。改進區域校長更替工作。在區域層面，不能將校長更替視為簡單的組織人事工作，只是確保空缺崗位能找到一位校長或一位校長能有一所任職的學校，更不能視為權力的體現、操控的手段或利益的交換，而是要長遠、系統、審慎、科學併合乎倫理地重視與開展校長更替工作，能夠最大限度地平衡每一所學校和每一位校長的情況與需求。
在具體實踐層面，一是加強更替規劃工作，要有正式的校長更替規劃，並與區域教育和學校發展規劃有機契合；二是提升更替工作的系統性，從職業準備、人員選拔、任命到入職指導、在職持續發展等各項工作要有連續性與一體性；三是細緻研究任期問題，確保大多數學校校長任期不少於5年，使得校長能在任期內有所作為；四是夯實人才儲備工作，在既有措施外，選擇適合的中小學建立「校長發展學校」，強化培養的實踐性與體系化；五是堅持更替工作的倫理原則，做到最大限度的公開與透明，關注更替工作對於校長個人維度的影響；六是強化更替工作的科學性，基於科學標準與實際證據，對校長領導和校長更替工作的有效性及其影響作出評估。
變革校長學校領導實踐。在校長更替工作優化過程中，校長不能只是被動的「接受者」，也要成為主動的「促進者」。校長與學校之間，實則似DNA雙螺旋結構，是不能分離、交互影響的。校長的成長依賴於學校的發展，反之亦然。因此，校長更替既是學校之事，也是校長之事。為應對挑戰，校長要積極實現兩個層次的領導變革：其一是使更替更為有效。一方面，更替中的校長要做好工作和個人方面的準備，未處於更替中的校長也要加強領導更替知識的學習；另一方面，每位校長都要將培養未來校長明確為自己領導工作的基本職能。其二是使更替變得不那麼重要，即最大限度地降低校長更替對於學校發展的不利影響。筆者認為，走向文化領導是較為有效的策略。校長與學校成員共同構建與維護一種積極、富有成效的學校文化後，學校成員就能很好地自我管理、相互協調、協同共進。此時，即便出現校長更替，學校文化也會將其帶來的震蕩與消極影響最小化。（作者 陳學軍 系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院長）
文章來源：《中國教育報》2019年12月04日第5版
本期編輯：莊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