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載自「知識分子」，作者 | 李珊珊
-編者按-
今日文章為「科學的擔當」系列第12篇，《知識分子》對北醫三院院長喬傑的專訪。
2月1日，喬傑帶領北醫三院醫療隊赴武漢支援。從冰冷的冬天到鮮花綻放的春天，喬傑在武漢度過了難忘的66天。
她說，這次疫情過後，絕不是就此沒事了，我們要高度重視傳染病的防治，包括平臺和人才梯隊建設。作為一名臨床醫師，喬傑指出，對於傳染病來說，防很重要，我們對於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的態度要轉變，應該將它們放在與醫療同樣重要的地位。
喬傑還說，這次疫情帶給她的警示和思考，還有醫院的架構。下一步的改造中，對於傳染病的救治，不應該只是一個發熱門診，而應是一個感染性疾病的救治中心。「在感染性疾病裡，傳染病是我們需要加強和重視的。一個城市的那兩三家傳染病院，肯定是不夠的。永遠要常備不懈，平戰結合，東西都得備著，平時一定都得練著。」
北醫三院院長喬傑。攝影/潘松剛
2020年的婦女節那天，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紅燕表示：支援武漢的醫務人員中，女性幾乎佔三分之二。在4月的中旬，我們與正在回京隔離期間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後簡稱：北醫三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喬傑進行了電話採訪。
2月1日起，喬傑帶領包括北醫三院副院長、呼吸與危重症醫學科副主任沈寧，急診科主治醫師李姝和黨院辦綜合保障幹部李翔在內的第二批援鄂醫療隊馳援武漢。到達後，只用了一天多的時間改建了新的傳染病房危重症救治單元。作為婦產科專家，待重症病房各項工作走上正軌，她又開始關注疫情中的孕產婦安全問題，提出的婦幼相關的診療建議被正式納入第七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
接受我們採訪時，喬傑的回憶把我們帶回到那個 「戰場般」 的武漢抗疫現場，那些流淚的瞬間。
物資匱乏時，呼吸機不夠，喬傑和同事急得掉眼淚；病人家屬的關心，陌生人送來的兩罐可樂，來自各個方面的關心支持，與「戰友們」面對面臨困難時候的相互支持，大家常常感動得一塌糊塗。
「我們走之前，武漢的江灘還沒有全面開放，武漢特意特意呈現了一場燈光秀，延長了燈光時間，給所有醫療隊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以及，到武漢的第一天，
「2月1日的晚上，我們下飛機時，武漢的機場沒有了往日的明亮，僅小部分的燈開著，整個機場空空蕩蕩的，只有我們自己人在從傳送帶往下拿行李。我們作為第二批醫療隊員，帶了很多物資，有自己用的，也有給第一批醫療隊的補充物資，他們在那邊已奮戰快一個星期，之前帶過去的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天，天下著小雨，路上沒有車輛也沒有行人，恍如空城……」
喬傑（右一）在武漢時例行查房
緊急受命
知識分子：能講講接到援鄂任務時的情景嗎？
喬傑：其實，國家衛健委很早便已開始布局；北醫三院於大年初一接到任務，1月26日大年初二派出第一批醫療隊員20人。
我是2月1日中午11點半接到的通知，12點去國家衛健委開會。當時在座的有北京大學第一醫院、人民醫院、北醫三院和中日友好醫院的院領導。會議上說：現在武漢疫情急需國家隊強化援助，醫院院長或書記帶隊，下午就出發去武漢。我當即表態，自己帶隊去。會議時間十分簡短，感覺到情勢緊急。但那時，我們對去武漢究竟是發揮怎樣的作用，還沒有那麼清晰的概念。
在回去的路上，我便迅速和金昌曉書記（註：北醫三院黨委書記）打電話溝通布置相關工作，醫院各部門立即聯動準備。12點25分，我回到北醫三院，醫院領導班子及重點科室主任已在會議室集合就緒，緊急召開院長辦公會和黨委會。十分鐘，就確定了第二批醫療隊的人員，需要給第一批醫療隊補充的防護物資等，馬上開始準備。當時有個議題就是究竟是院長去，還是書記去。眾多同事考慮到我是女同志，想更多關照我，當然，我據理力爭，以臨床醫學出身，有孕產婦危重症救治經驗作為理由，大家還是同意由我去了。我們金書記是藥學出身，做行政工作的時間也比我要長一些，留在北京大本營指揮，首都保衛戰，任務同樣艱巨並且也一定能夠勝任。我們北醫三院有六千多名員工，也是北京市門急診量最大的醫院。當時，北京的疫情也是關鍵時期，醫院也面對發熱病人新冠病毒篩查、重病人救治、防控物資短缺、感控有待加強等多方面問題，我們需多方考量，努力做到既保證對武漢的支援，又保證北京的應急能力。
討論的過程中，接到（衛健委）通知，3點40的火車。
沒有時間再思考，收拾手邊簡單行裝，立即出發。剛出門，接到衛健委通知，調配中心告知3點40的火車不能容納所有需要前往的所有醫療隊員，改為六點半的專機前往。這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多小時的時間，可以再培訓一遍傳染病感控的要點，再練習一次防護服的穿脫，還開了一個簡短的歡送會。四點從醫院出發，我們乘坐的包機，當天晚上6點半，準時起飛，飛往武漢。
8：30我們抵達武漢。下飛機時，武漢的機場沒有了往日的明亮，僅小部分的燈開著，整個機場空空蕩蕩的，只有我們四家醫療隊隊員自己從傳送帶往下拿行李。我們作為第二批醫療隊員，帶了很多物資，有自己用的，也有給第一批醫療隊的補充物資，他們在那邊已奮戰快一個星期，之前帶過去的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那天，天下著小雨，路上沒有車輛也沒有行人，恍如空城……
知識分子：你當時的感覺是怎樣的？
喬傑：當時整個人的感覺應該是很悲愴。曾經的武漢是十分繁華熱鬧的，享有九省通衢之稱，那裡是交通樞紐，城市也建設的非常好，很多會議會在那裡舉行，我也每年大概會去個兩三趟。
去的時候，其實大家已經有了一定的認識，形勢可能比大家的預判都要嚴重。儘管不斷地鼓勵自己，但還是會忍不住擔心。到底疫情有多嚴重，治療效果怎麼樣？其實沒有那麼足的底氣。如今再回頭去看，衛健委應該也是充分意識到了嚴重性，而且真的得益於我們國家的體制發揮的巨大作用，才能取得今日抗疫的成果。
當時，還有一點特別讓人感動，一說要派醫療隊馳援武漢，醫院同事們紛紛踴躍報名，都是自願。國外的一些報導，說咱們都是政府要求去的，但實際情況只是說需要有人去，要去的自願報名，絕不會強迫任何人。結果，我們北京大學醫療隊共有428人馳援湖北，實際上報名的有四千多人。我們要帶人出發，沒有任何困難。從報名的人裡邊挑，還有很多人說，為什麼不挑我？真的很讓人感動，大家在這樣的時候都自發地去努力，這就是醫者吧，醫者仁心。
出發時，在非常短暫的準備時間裡，醫院卻給我們準備了豐富充足的物資。甚至像紙尿褲、女性的內衣內褲等，都給我們準備了一份。但是說實話，誰也沒想到我們待那麼久。除了病人救治壓力，生活上困難也不少。進出醫院，需要的的換洗衣服多；經歷了武漢冬天的風雪溼寒，又迎接春季的暖熱多雨，需要換季衣服，鞋子。後來，各種使用的物資、隊服，全是靠前段時間來自社會的捐贈，真的是很讓隊員們感動。中央空調不能用，是捐贈的暖氣，電褥子，伴我們度過長夜。
知識分子：之前有新聞報導提到，你到武漢之後，直接就投入了危重病房的改擴建，幾天就建起了一個危重病房？
喬傑：我們當天夜裡那達，接到任務是將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與第一批隊員並肩作戰，改造普通病房作為危重病房來進行救治。
中法新城院區是同濟醫院的一個綜合性分院，很漂亮，它原來主要接診普通腫瘤患者，我們當時負責改建的病房就是從前的頭頸外科腫瘤病房。2月2日上午開會討論任務；2月3日晚上，新改造的危重病房就開了。
迅速改造病房的這個流程，我們現在都已經很規範了，就是建立 「三區兩通道」。三區是汙染區，緩衝區，清潔區；兩通道是患者通道，醫務人員通道。工作人員儘可能在清潔區工作，但是必須得有人進汙染區看病人，做治療，尤其是護理。中間是緩衝區，用來儘可能地把汙染區和清潔區隔離開來。在汙染區工作的人要全副武裝。當時裝備不足，進去的時間不能太短，也不能太長。太短了，沒那麼多裝備；太長了，醫護人員受不了，要出危險。
所以，這個過程中，既要有宏觀的大布局，又要注重細節。當時情況緊急，大量的患者在外沒有床位，重症必須得收治進來，其中有相當多的患者年紀較大，有著高血壓、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基礎性疾病，再加上肺炎，等不起呀。所以，我們的任務又變為把原來一個病房的重症監護室擴充到三個病房，而且要用不到兩天的時間，迅速改建。改建完之後的感覺就是，這樣一個擴充力度還是挺大的，（重症病房夠用了，）心裡舒了半口氣。病房正常開展了，就能把節奏調整好，比如說6小時一班，再加上路上的時間，換衣服、交接班，差不多十個小時，工作人員基本上能耐受。那個時候，因為剛去，隊員們體力也都很好，精神比較飽滿。
重症病房的擴建發生在大概我到武漢後一周，同時，第三批大部隊百人團2月7日到來，救治能力迅速拓展。大約兩個星期之後，就從人等床，病人著急住院，變成了床等人,我們問指揮部，有沒有病人需要轉給我們。國家整個大的新冠感染患者收治機制調整、管理上各個環節有效銜接之後，效果顯示還是挺迅速的。我在那邊待的66天，到最後的十幾天，重病人已經很少了。
病房改造
知識分子：講講你們在武漢工作的情況吧，一天下來需要工作多久？
喬傑：我們去醫院路上的車程大概三四十分鐘，每次集合，還要提前二十分鐘集合，清點人，清點裝備。醫護人員排班，基本上6小時工作，大約提前兩小時出發，清點設備，到了醫院，清潔區外一個交接班，還需要一兩個小時。這麼算下來整個工作時間都挺長的，前後大約10個多小時。
到了醫院後，隊員們需要在清潔區穿防護服，一批一批進，網上的流程是27步，我們科學合理地進行了簡化，但所需時間依舊挺長的。我們需要認真去相互仔細檢查每一步，防護服有沒有破損、穿得怎麼樣，N95口罩、護目鏡貼合不貼合。在病房裡，防護鏡起霧就是非常大的問題，怎麼處理之後能不上霜，能看得見病人，看得見病歷，護士還得看得見血管，去扎點滴。在病房裡的日常操作，比如吸痰等，也相對應的有了風險，若操作不到位，痰液在空間裡瀰漫，便有氣溶膠傳播的可能性，這些我們一定要能守得住。除去基本的醫護操作，護士們還承擔了很多患者日常起居照顧的任務，比如打水、餵飯、幫助病人清理大小便等。
在駐地酒店，我們每天晚上會組織召開醫療隊例會，溝通匯報病房工作、患者病情，討論救治方案，全力保證醫療質量，努力完成提高治癒率，降低病亡率的主要任務。同時要匯報各組內隊員的身體、心理狀況，大事小情，都要關注，確保萬無一失。
我在武漢主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參加各個口的會議，上傳下達，推動醫療隊的危重症救治工作。每周會進到病房內去查房，查病歷，了解患者情況。
另一個任務同時也是全體醫療隊共同的任務，便是每一位隊員都要健健康康的回去，細細想來壓力還是挺大的。帶了這麼多人過去，主要還是年輕人，重症監護夜班的三班倒，一線人員都要撲進去，對體力上要求還是挺高的。那時候武漢非常冷，溼冷，對於北方去的人來說還是挺痛苦的。去醫院的時候，我們會建議隊員們唱唱歌，放點音樂，下班回賓館的時候，基本都累得睡著了，我就特別操心他們的保暖問題，隊員不能凍感冒了，容易被感染。
有記者問我說，你們是不是不能睡覺。我說，不，我們嚴格規定時間，必須睡好。不睡覺哪有抵抗力，若有一個人中招，隊員們就都會受到影響。同時也鼓勵大家多吃，監督大家必須吃飯，堅持鍛鍊。保證充足的體力我們才能夠堅持奮戰。所以，什麼叫戰士、戰鬥，可能不在現場，大家是很難想像的。細節決定成敗！
攝影/潘松鋼
知識分子：當時的條件很艱苦吧，我看有報導提到你們是乘坐公共汽車往返酒店和醫院？
喬傑：我們條件其實很不錯了，賓館條件也挺好的，特別感謝武漢人民，給我們儘可能提供了生活保障。
我們醫療隊的問題就是往返醫院路程相對較長。開始來自於北京的6支國家醫療隊住在了距離醫院10分鐘車程的賓館。但隨著後來更多的醫護力量補充，平均一個病區100個護士，30多名大夫。那麼多病區，在周圍沒有哪個賓館能放的下來，我們只能去更遠的地方找酒店。當時，協和醫院醫療隊負責的是重症為主，大家都主動把更近的酒店騰給協和醫院，大家都說「我們出去」，希望他們離醫院更近一點，休息更充足些。那時候，大家真的是同舟共濟、同心協力，沒有人講條件。
醫療隊一下子來那麼多人，一下子有了這麼多的事，而武漢當時又正好是處於一個休克的狀態。看到後來的紐約，就能想像當時的武漢了。所以說武漢已經很努力地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條件。當時從賓館到醫院，都是徵用的大公交車，城市按下暫停鍵之後，公交車剛好可以派這個用途。
提到公共汽車的司機，我們都非常感動，很感謝他們，他們宛如和我們並肩作戰的隊友。因為我們醫護正常是幾班倒，每天深夜、凌晨都有接送的班次，這些司機十分辛苦，需要等我們交接班後再接上隊員返回，趕上有時候救治重病人，他們就得再等，久的可能得兩小時。他們在深夜裡凍著，挺冷的。
我們一家醫院就一個大班車，甚至有時候還會有離得近的北京醫院和我們共用一輛，人齊了送回來，偶爾若漏了一個人，就會很麻煩。需要再努力去找一輛車，在那個時候疫情嚴峻，缺車、缺司機的情況下真是挺難的一件事。
我在武漢時，常常需要出去開會，而病房有時也有需要緊急情況、如插管、血透等，需要有專業背景的大夫趕過去，我們便非常需要一輛小車，但這絕不是件容易的事，相對應的涉及到司機風險性、司機的住宿，工作時間的幾班倒等。
在那時，滴滴這些都是沒有的，所以，為什麼武漢一線有很多志願者開自己的車去接送醫務人員，收穫那麼多人認可？醫務人員真的特別感動，因為他們都是在冒著感染風險為這個城市做著一份貢獻。還有武漢當地的醫務人員，醫院裡沒辦法提供太多住的地方，像我們第三次改造的病房，本來就是同濟醫務人員的宿舍，缺病房了，必須得徵用，那他們（醫務人員）就更沒地兒住了。他們回家其實也很害怕，因為有可能會傳給家裡人，當時我們醫生護士都算是比較危險的「密接人員」。大家在克服各種困難，默默奉獻。
4月8日武漢解禁那天，許多武漢人民來送行，沿路自發的停車鳴笛，從窗外向我們揮著手告別，說謝謝，每每回想起那一幕幕都讓人熱淚盈眶。
知識分子：武漢的經歷，武漢的記憶，在整個的醫生職業生涯當中，你覺得它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片段？
喬傑：實際上，我們都不知道在武漢的經歷對自己的影響會多大，但，這肯定是這一生中，影響最大的。這種親歷的過程，都融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血液裡邊，記憶永遠揮之不去。
可能這段時間，流了一輩子最多的眼淚。
其實，醫務人員的使命便是治病救人，也都是經受過不少考驗的。但這次不同。搶救病人的時候，大家都比較淡定，忙碌的工作常常顧不上感情的表達。但是，在開始救治困難階段，比如說呼吸機不夠時，真會急得掉淚。後面救治效果越來越好，病人出院時，還有就是病人特別理解、關心我們的時候（也會掉眼淚）。再有流淚最多的，最被感動的，就是我們受到的來自各個方面的關心支持，還有就是大家的團結，戰友情，面臨困難時候，沒有誰退縮，互相的支持。那時我們經常被感動得一塌糊塗。過個生日，隊員們的家屬說幾句話，後方科室給的支持，甚至，陌生人送的一罐可樂。
我們有一個九零後的骨科大夫，小夥子，喝慣了可樂，我們在武漢初期條件有限，基本上都自己燒水喝。他有次忍不住就問掃地的大姐，附近有沒有哪個超市能開的，我想去買個可樂。大姐就說，我們這沒有開業的商店。說完就完了，他就忙他的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的門口，收到兩罐可樂，上面有封信，說我實在是找不到更多的了，只找到了這兩罐，但是你們那麼遠來支援我們，來救我們的命，我就用這個表達一個普通人的感謝。
武漢沒有一個因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孕產婦，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喬傑（左三）赴中南醫院考察婦幼工作
知識分子：我們關注到，在第七版新冠肺炎診療方案裡面，你建議加入了 「孕產婦臨床過程與同齡患者接近」 的內容。想問問提出這個內容的背景是什麼？武漢孕產婦感染者多嗎？在孕產婦新冠防控方面，武漢的情況怎麼樣，有怎樣的經驗和教訓？
喬傑：重症病房這邊工作捋順，逐漸開始進入正軌之後，我就開始關注孕產婦的事了。我看到當時有孕產婦在網絡上說，去醫院進行正常產檢時很害怕，擔心會不會被感染？另外就是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應該到哪裡去生？不是定點醫院，可能不收；而定點醫院對孕產婦的收治情況怎麼樣也不甚了解。總而言之，老百姓在當時對各種情況了解得還沒有那麼清楚。
對於孕產婦診療這件事情我確實很關注，老本行，又是關係到母子的安危。所以，2月3日，把危重病房開好，2月4日，我就到中南醫院去了解孕產婦收治基本情況，主要是普通孕產婦就診和新冠肺炎孕產婦就診流程，看看他們存在什麼問題。同時，也是對堅守在抗疫前線的婦產科同道們進行一個慰問。因為我自己是全國產科質控中心主任，在我奔赴武漢的時候，衛建委的一位司長專門囑咐我說，在重症救治安排妥當的情況下，希望我能多關注婦幼健康。
當時中南醫院收治危重症患者相對比較多，它的產科也是湖北省新冠感染疑似或確診孕產婦產檢和住院分娩定點醫院之一。我作為中國女醫師協會會長，而中南醫院的張元珍書記則是湖北省女醫師協會的會長，我們倆都特別希望在這次疫情中為女性做些事情。
在我們了解了整體情況之後，得到一個相對比較好的消息，就是與非孕產婦群體相比，孕產婦確診新冠的比例是偏低的。另外就是孕產婦的重症患者也相對偏少。反倒不是因為新冠，而是因為孕產婦本身併發症問題入院的患者在綜合醫院比較多，像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甚至胎盤位置導致的高危妊娠等。二孩開放之後，高齡孕產婦偏多的情況在各地都差不多。所以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從醫院、醫護人員到孕產婦個人的壓力都很大，也使得我在後面的時間更加關注孕產婦的情況。
而後我們也迅速地了解武漢其他醫院情況，包括同濟醫院、協和醫院、武漢人民醫院等，並專門同衛健委主管領導餘豔紅同志去到湖北省婦幼保健院調研。湖北省婦幼保健院是武漢分娩量最大的醫療機構，一年的分娩量接近三萬，平均一天七八十例。在疫情期間的工作更是艱苦，壓力非常大，然而通過迅速的調整，她們能夠保障正常的孕產婦通道，這是很不容易的。
按照當時的安排，在武漢市有5家感染疑似或確診新冠肺炎的孕產婦定點產檢和住院分娩醫院，如果可以比較早地作出診斷，這些孕產婦就會被及時轉到定點醫院。但產科情況非常特殊，比如遇到孕婦即將臨產的情況，則是不可能轉診的。所以，每家婦產醫院和綜合醫院的婦產科都制定了針對這種緊急情況的應急流程，醫務人員要儘可能做到三級防護，醫院也要專門開闢出相對改良的「三區兩通道」和隔離病房，以保證疑似或確診孕婦能夠隨時安全分娩，同時也確保與正常孕產婦分離開來。
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國家的體制在婦幼保健這一方面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在現有已經相對成熟的政策基礎上，進一步優化了婦幼保健院系統的運行，以適應疫情期間快速變化的形勢，為孕婦和新生兒提供了更有針對性的醫療服務。比如我們常規便使用分級五色標識來區分不同妊娠風險狀態。綠、黃、橙、紅、紫分別代表低風險、一般風險、較高風險、高風險以及傳染病，疫情期間也制定優化了針對低風險妊娠、有妊娠期併發症和患有新冠肺炎的孕產婦所採取的不同治療管理策略以及建立了修訂的孕婦COVID-19 篩查、診斷和治療服務體系。
目前，我們從國家衛健委的數據系統中已經得到了武漢孕產婦整體情況，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作為產科質控中心依託單位，做了詳細的分析。現有數據是截至2020年3月20日，武漢地區共有118名孕產婦了感染SARS-CoV-2，佔同時段內武漢 COVID-19 患者的0.24%，明顯低於整體人群患病率，同時沒有因新冠肺炎死亡的孕產婦病例報導，但需要重點關注，產後可能加重。這些情況我們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和國際同道進行了分享，希望對其它國家的孕產婦救治也能有所幫助。我們正在分析比較孕產婦和同齡人群的新冠感染異同的數據，希望能有更詳細的研究結果來討論我們孕產婦新冠肺炎感染救治的得與失。
我平時通過同行之間的交流和國際雜誌審稿，也會看到國外孕產婦新冠病毒感染情況，整體死亡率比較高，讓人非常揪心、難受。回頭看看，武漢的孕產婦感染能夠控制成這樣，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取得這樣一個結果，我覺得特別需要感謝我們的產科同道，真的都非常有職業責任感。為了儘量減少孕婦在早、中孕期來醫院進行正常產檢可能潛在的感染風險，同時保證當她們遇到問題時能夠及時得到解決，產科同道們基本都開通了電話或者線上諮詢，免費給孕產婦朋友們提供服務。
利用線上問診，大夫們可以及時告訴孕婦遇到哪些情況可以自行監測，而哪些情況則必須去醫院。如此，只要她們本身沒有較大風險，就可以避免去往人群聚集的醫療機構。與此同時，對於孕產婦的宣教工作也很到位，很細緻。如：進門就洗手、七步洗手法、口罩怎樣有效佩戴，以及強調要保持一定社交距離，這些措施對孕產婦防護十分重要，很多地方甚至也編成了順口溜。
去武漢之前，也就是疫情剛剛有苗頭的時候，我們醫院的產科就已經為應對可能的疫情做出了很多調整。比如協調其他科室騰挪部分病房和門診區域給產科，要求所有醫生，一人一個診室，一次就看一個病人，並限制家屬進入候診區，減少人員密度。
基於以上這樣一些實地調研、數據的收集和實踐效果反饋，又組織全國產科專家進行討論，在第七版診療方案專家組討論的時候，我就特別建議說，能不能把孕產婦的情況也加進去，因為孕產婦人群易感性理論上是更高的，但實際上只要防護好，就完全不用過於恐慌。再有就是在選擇用藥上，考慮到畢竟胎兒比較敏感，涉及到抗病毒藥物的使用，並且目前還沒有什麼特效藥，所以我們組就建議，如非必要，孕產婦要謹慎用藥，同時慎重考慮妊娠周數和藥物對母胎的副作用。另外一個是在緊急情況下，分娩方法的選擇問題，通過自然分娩還是剖宮產？我們發現就重症、危重症病人而言，病情加重進程往往很難預測。同時在產科，也發現少數病人病情加重的情況，所以建議患有重型或危重型新冠肺炎的孕婦應積極終止妊娠，剖腹產為首選。
通過來自武漢、北上廣等來自全國專家經過多次特別認真深入的討論，我們提出了大概十幾條對疫情中孕產婦管理的建議，形成了專門的產科指導意見。裡面有3條，最終加到了第七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中。這也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知識分子：我們還有一點特別感興趣，你是女醫師協會的會長，想了解一下女醫生群體在醫務工作者中的地位如何？另外，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曾經指出，這次支援武漢的醫務人員中，女性幾乎佔三分之二。這次疫情對女醫生在整個醫療系統中的地位有什麼影響？
喬傑：關於女性在醫療界中的地位，我覺得說起來確實比較複雜。可能跟其他行業相比，醫療行業中的女性佔比和能發揮的作用相對會更充分一些，特別是在內科系統和護理，女性佔的百分比要更高。但到了領導崗位，女性所佔的百分比又明顯下降了。
這也跟女性本身的一些特點有關，女性需要承擔生育的責任，另外就是在孩子教育等家庭責任方面，咱們（中國）的習慣可能也是媽媽承擔的更多。其實國際上也都是這樣子，媽媽總在家庭中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花費的時間無論怎樣都要多一些。
所以，在一些重要的崗位，比如管理崗位上，女性沒有那麼多機會去展示自己的一些能力。或者說，在面對各種評估的時候，因為平日將部分精力分散給了家庭，所以難免會受到一些影響。
這次的新冠肺炎是一個內科系統的疾病，同時對於護理的要求更多。所以，援鄂醫療隊中的女性醫務人員的佔比達到了百分之七十多，「娘子軍」也不負眾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年3月8號，國務院特意致敬巾幗英雄，專門提到了女性醫療隊員，給予女性的更多認可、鼓勵和支持，這還是挺重要的。
我個人認為，在醫療行業，女性以其特有的優勢，確實能夠，也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女性本身思維比較細緻，另外，易於理解他人，富有同理心，總能帶著母性的溫柔和暖意，帶給病患更多的關懷和安慰，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病房查房（攝影/潘松鋼）
只有醫療隊去收重症病人，那是收不完的。
知識分子：在武漢的工作，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喬傑：第一是危重症救治，第二是醫務人員的防護，第三對抗寒冷。
我們北醫三院投入了137名醫護人員在武漢進行危重症救治工作，並不是所有的隊員都是危重醫學，或是呼吸等相對應專業的科室人員。我們在面對這樣陌生的一個傳染病時，特別是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救治起來是有很大挑戰的。再加上在病房裡大家都需要穿上厚厚的防護服，戴上護目鏡，操作起來完全不如往常那般順手，一個看似簡單的動作都會有著重重困難。
另一方面，就是前面說過的，武漢的冬天很明顯的區別於北方，是非常溼冷的，並且時常有雨。特別是在剛去的那個時候，因為擔心病毒傳播，中央空調是不能開的。我們當時便花了很多時間，去打電話求助，找電褥子、電暖氣、雨傘、外衣等。當時不能通過家人寄送，我們只能滿處找捐贈，找厚衣服，因為每一天從病房回來，衣服必須熱水清洗，空氣溼度大又不容易幹。大家現在想像都挺簡單的，但在武漢當時，因為怕病毒傳播，是不能開放中央空調的。電暖氣能同時開嗎？沒有哪一家賓館電的系統能讓你所有的電暖氣插上不斷電，所以相對應的，開始我們採用了軍事化管理，七支小隊分時段開電暖氣，並進行抽查保證用電安全。
當然，也是因為當時遇到了這麼多意外的情況，我們也體會到了武漢人民，以及來自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志願者對我們的關心。最後走的時候，我們非常非常感謝武漢市所有對我們的關心照顧，因為一開始不可能準備得那麼充分的，但大家都是很努力，求助都有應答。中國的企業也捐贈了很多，包括我們穿的隊服。還有其他很多熱心的捐助者，還有很多人不希望讓我暴露，比如說有位男演員，他花了很多精力，問：你們到底需要什麼，我們怎麼能夠幫助你們。像北大的全球校友會、湖北省北大校友會，也都起了特別大的作用，因為他們就在湖北，知道不同的時間，你可能需要什麼，從防護物資啊，到生活物資，想很多辦法來幫助。
知識分子：這次武漢的抗疫，我們做得比較正確的事情，能總結一下嗎？
喬傑：這次能把武漢的疫情控制成功，很重要的是國家所進行的三大措施。
第一，是社區的隔離措施。武漢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也做了很大的犧牲。嚴格的居家隔離，長時間不出門，這是外人看不見，也很難想像的一種犧牲。怎麼能夠讓重症的絕對值變少，首先就是要把感染人數給降下來，而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先把隔離做好。這樣大大減少了感染傳播的風險性。目前，我們並不知道無症狀感染者有多少，在當時的防控情況下，查與不查，沒有太大區別。但了解這個情況，對我們了解這個疾病本身是有意義的，所以現在我們有精力和條件後，還是應該去進行檢查的。
第二，是方艙的建設。查出來的病人都送方艙，要進行嚴格的監測和看護，某方面來說也是很大的犧牲。可能有的國家輕症在家裡待著就行，但在家裡實際上很難把隔離做得那麼好，無法絕對地切斷傳染。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如果輕症轉重症了，在家裡，很難馬上發現並及時就診得到救治。但如果是在方艙裡，一旦發現有問題，馬上就可以進行救治或轉診。而且方艙本身的觀察能力和治療能力，一定是遠遠高於居家隔離，在這樣一個有組織的統籌布局情況下，新冠患者整體的救治水平也會有很大提升。所以，方艙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過切斷隔離源；並及時轉診重症患者，使得後期，武漢的病死率有了明顯下降。很多人會說我們的危重症救治相對更危險、更辛苦。但我們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因為若等到病人都加重了，我們救治起來就會是更加困難。方艙這一套防線做好了，是我們能在後來床等人，也是整個疫情取得勝利的最關鍵之處。
第三，就是危重症的救治了。首先是醫院病房改造。我們所在的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便是在最快的時間裡把普通病房科學布局，改造為了傳染病病房，進行危重症患者收治工作。同時其他醫院也進行了改造，儘可能多收治，國家醫療隊全力投入，病房診療常規迅速建立，多學科協作迅速啟動，從而最大程度的讓那些病症較為重的患者盡最大可能得到好的救治，治癒率也隨之提高了。
知識分子：從武漢歸來有什麼特別深刻的感觸，特別想對公眾們說的嗎？
喬傑：我想說的可能大家也都在討論。就是疫情過後，絕不是就此沒事了。對於傳染病防治，要高度重視，具體落實平臺和人才梯隊建設這次給我們大家很大的一個警示。不管是公眾，國家宏觀的管理，亦或是我們醫院管理者、醫生，都要深刻認識到公共衛生的重要意義。
這次疫情，對於我們醫院的發展也有很多警示和思考，特別是在醫院構架方面。我們現在也已經在研究討論了，在下一步的改造當中，發熱門診、發熱病房，不再單單被叫作發熱門診，我們應該是建立一個感染性疾病的救治中心，對綜合醫院傳染病防治，尤其是作為前哨，早期發現，要加強重視。以前有傳染病就想著轉傳染病醫院了。但是現在我們認識到，在緊急情況下，一個城市那兩三家傳染病院時遠遠不夠的。所以，我們永遠要常備不懈，做到平戰結合，即使平時不怎麼用，東西都應該備著，平時也一定都得練著。
傳染病很厲害，防，很重要。
不要以為現在我們就把新冠肺炎給徹底防住了。綜觀當前整個世界趨勢，可以判斷出我們將持續去面對這種傳染病，尤其是在當今世界這樣一個交通非常方便的環境下。甚至於像B肝，儘管我們理解認識多了，有治療措施了，有疫苗了，對母嬰傳播有阻斷了，但鬥爭了那麼多年，現在仍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疾病，患者的數目還是很大。
而我們整個社會，對於公共衛生、預防醫學的態度也要改變改變。它們應該和醫療有同樣的重要地位。比如說今年的疫情，我們國家所取得的階段性的勝利。如果只有我們醫療隊去收重症病人，我們收得完嗎？那是收不完的。
所以，再一次感謝全國人民齊心協力，共同努力，取得了中國抗疫阻擊戰的階段性勝利。衷心祝福大家平安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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