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一詞的用法中，最令人困惑的是與「象徵」的混淆。漢語和西語中都出現了此種二詞混淆，但是原因各有不同。
象徵是一種特殊的符號，但是各種符號修辭格中，最難說清的是象徵。討論如何區分象徵與符號的論著，在中文中很多，越討論越糊塗，而在西語中，symbol與sign這兩個詞更加容易混用，不少符號學家用了整本書試圖澄清之，常常只是把問題說得更亂。惠爾賴特討論象徵主義詩歌的名著，對「象徵」的定義卻與難與符號區分：「一個symbol指向自身之外，超越自身的意義」 (Wheelright, 1954, p 17)；再例如茨維坦•託多洛夫《象徵理論》（託多洛夫，2004）把兩個意義的Symbol合在一起討論，越討論越亂。本來這個問題應當可以用符號學來澄清，也只有對意義特別專注符號學才能澄清之。但恰恰是在西語的符號學著作中，這個問題弄得比其他學科更亂，這是因為在西語中，symbol一詞為「象徵」，但也意為「符號」：一詞雙義，使西方符號學自身成為混亂的原因。
古希臘語symbolum語源意義是「扔在一起」，表示合同或約定的形成過程。在當代西方語言中，symbol有兩個非常不同的意義。《簡明牛津詞典》(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對symbol一詞的定義是兩條：1.一物習俗上體現了，再現了，提醒了另一物，尤其是一種思想或或品質，（例如白色是純潔的symbol）；2.一個標誌或字，習慣上作為某個對象、思想、功能、過程的符號（sign），例如字母代替化學元素，樂譜標記。可以清楚地看到，前一定義，對應漢語「象徵」；後一定義，與sign同義，對應漢語「符號」。但是二者為同一詞，寫法讀法一樣，亂從此出。
簡單地說，象徵是一種特殊的符號，是指向一種複雜意義或精神品質的符號。象徵能獲得這樣的能力，主要靠在一個文化中的反覆使用，累積了「語用理據性」。例如榮格說的「原型」，就是在部族的歷史上長期使用，從而指向了某種特殊的精神內容。
索緒爾對此錯亂倒是很清醒，他清楚地聲明：「曾有人用symbol一詞來指語言符號，我們不便接受這個詞……symbol的特點是：它不是空洞的，它在能指與所指之間有一種自然聯繫的根基」 (Saussure, 1969，114)。symbol作為「象徵」與意義的關聯並非任意武斷，因此不符合他的「符號」定義。應當說，索緒爾對符號的「無自然聯繫」要求，是不對的，許多符號與意義對象的聯繫可以「有根基」。但是他在討論符號學的基礎時拒絕使用symbol以避免混淆是對的。可惜他無法糾正每個西方學者的用法：皮爾斯用的的symbol恰恰就是任意武斷的「規約符號」。至少在這一點上，索緒爾比皮爾斯清楚。
應當說，在漢語中，「象徵」與「符號」這兩個術語本不會混淆，混亂是在翻譯中產生的：西方人混用，翻譯也只能在「象徵」與「符號」中搖擺。影響所及，中國學界也不得不被這種混亂吞噬：中國學者自己的書，也弄混了本來清楚的漢語詞彙。稍看幾本中文討論符號與象徵的書，就會看到：我們讓西語之亂亂及漢語，這真是令人遺憾的「中西交流」。本節的目的，是把漢語的術語「象徵」與「符號」區分清楚。在可能情況下，幫助西人整理一下他們弄出的混亂。澄清這個問題，有助於我們認識究竟什麼是「符號」。
有國內學者認為symbol此詞，「用於邏輯、語言及符號學心理學範疇時，多譯作『符號』；而用於藝術，宗教等範疇時，則譯為『象徵』」（賀昌盛，2007, 5）。這話實際上是說漢語中「象徵」與「符號」也是同義：兩者都與symbol對應，只是出現於藝術學和宗教學之中是「象徵」，出現於邏輯、語言及符號學心理學，是「符號」。這種「按學科」處理術語，恐非易事。
錢鍾書對這個糾葛看得一目了然。《管錐編》第三卷中說：符號即sign，symbol（錢鍾書，2007，3-1864）。錢鍾書的處理原則是：西語symbol意義對應漢語「符號」時，譯成「符號」；對應漢語 「象徵」時，譯成「象徵」。一旦弄清原文究竟是符號還是象徵，就以我為主處理，不必凡是symbol都譯成「象徵」，這樣漢語能反過來幫助西語理清這個糾結。
西方學者由於兩詞意義接近，每個人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解，經常互不對應。有些學者認為「符號是淺層次的，象徵是深層次的；符號是直接的，而象徵是背後的潛在意義」。持這種看法的主要是某些人類學家，他們思想中的「符號」，看來只是某種類文字的「記號」（notation）。弗洛姆說：「符號是人的內心世界，即靈魂與精神的一種象徵」（弗洛姆，2001，31）。這話的意思是符號範圍比象徵小，是象徵之一種。本文上面已經說過：符號的外延應當比象徵寬得多，象徵是符號的一種。
大部分中文翻譯，把西文每一處symbol都譯為「象徵」。巴爾特的《符號帝國》，說日本民族是個symbolic system （Barthes, 1982, 5）；桑塔亞納說，「猿猴的聲音變成symbolic時，就變得崇高了」（Satayana, 1957, 67）；弗賴說symbol是「文學作品中可以孤立出來研究的任何單位」（Frye, 1957, 34）。這些人說的都應當是「符號」，但是中譯竟然一律譯為「象徵」。拉康給他的關鍵術語Symbolic Order下定義時說：「Symbolic Order即符號的世界，它是支配著個體生命活動規律的一種秩序」。按他自己說的意思，Symbolic即「符號」，從導向「秩序」角度考慮，因此，Symbolic Order應當譯成「符號界」才正確。艾柯對此解釋說：「拉康稱作『Symbolic Order』，說是與語言聯繫在一起，他實際上應當說『符號界』（Semiotic Order）」（Eco，1984, 203）。但是偏偏中文翻譯或討論拉康，都稱之為「象徵界」。
還有一些西方理論家的用法更加理不清楚。卡西爾《人論》一書的名句，「人是animal symbolicum」，現在一般譯成「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但是也有人譯成「人是使用象徵的動物」。卡西爾在這幾個術語上用法比較特殊：他把sign解為動物都會有的「信號」，而把使用symbol看成人的特點（Cassirer, 1944，56）。即使照他這個意思，他用的symbol也必須是「符號」。卡西爾的研究者謝冬冰，特地寫了一章「符號還是象徵」，仔細考察了卡西爾著作的歷年中譯處理方式，對照了卡西爾自己的解說，結論是：「從其整體的認識論來看，他的哲學是符號哲學，而不是象徵哲學，但是全面的看，在討論藝術與神話的發生時，很多地方，symbol一詞應理解為象徵」（謝冬冰，2008，47-54）。這話有道理，但是要處處辨別卡西爾是否在討論藝術與神話還是別的意思，恐怕不可能。這個總結，是承認卡西爾的整個「象徵秩序」哲學體系遊移與「符號」與「象徵」之間，實際上無法翻譯。
布爾迪厄著名的術語symbolic capital，不少學者譯成「象徵資本」，也有一些譯者翻譯成「符號資本」，中文論者兩者混用。按布爾迪厄的本意，恐怕應當譯成「符號資本」。布爾迪厄把這個概念與「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經濟資本」對列：「symbolic capital是其他各種資本在被認為合法後才取得的形態」（Bourdieu, 1986，241-258）。既然是各種資本的轉換的結果，當以「符號資本」為宜。「象徵資本」似乎是「象徵性的空虛資本」，這正是布爾迪厄所反對的。
但是也有不少西方理論家刻意區分symbol與sign，此時幾乎個人有一套說法。克裡斯臺娃的理論圍繞著「符號的」（Semiotic）與「象徵的」（Symbolic）兩個層次展開，「符號的」，是「前俄狄浦斯的」（Pre-Oedipal）；當一個孩子獲得了語言，就不得不臣服於「象徵的」，即後俄狄浦斯的符號系統（sign system）。這是她獨特的用法，我們無法整理，只能依樣畫葫蘆地翻譯（高亞春，2007，6-9）。
鮑德裡亞認為現代性是從「象徵秩序」推進到「符號秩序」，因此，在他的思想中，「符號」與「象徵」是絕然對立的。在1972年的名著《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他舉了一個簡明的例子：結婚戒指是「一個特殊的物，象徵著夫妻關係」：而一般的戒指並不象徵著某種關係，因此一般的戒指是「一種他者眼中的符號」，是「時尚的一種，消費的物」。而消費物必須擺脫「象徵的心理學界定」，「最終被解放為一種符號，從而落入到時尚模式的邏輯中」 （鮑德裡亞，2009，47-49）。這段話的意思是，象徵有心理意義，是傳統的；而符號則有時尚意義，是「現代性」的。實際上，戒指都是攜帶意義的符號（除非用來切割玻璃），也都是意指「思想家或品質」的象徵。既然鮑德裡亞有自己明確的獨特定義，我們只能按他的用法介紹他的理論。
的確，sign與symbol這兩個詞，在西語中是從根子上混亂了，每一個論者自己設立一套定義，更加劇了混亂。符號學奠基者皮爾斯，也把這兩個關鍵性的關鍵詞說得更亂。他使用symbol一詞，指符號三分類之一的「規約符號」，即與像似符號（icon），指示符號（index）對立的，靠社會規約性與對象關連的符號，他這是在symbol的複雜意義上再添一義。但是他又花了很長篇幅，把他的這個特殊用法解釋成「與其說這是賦予symbol一種新意義，不如說並返回到原初的意義」：
亞裡斯多德認為名詞是一個symbol，是約定俗成的符號。在古希臘，營火是symbol，一個大家都統一的信號；軍旗或旗子是symbol；暗號（或口令）是symbol；證章是symbol；教堂的經文被稱為symbol，因為它代表證章或基督教原理考驗用語；戲票或支票被稱為symbol，它使人有資格去接受某事物；而且情感的任何表達都被稱為symbol。這就是這個詞在原始語言中的主要含義。諸位考驗判定他們是否能證實我的聲明，即我並沒有嚴重歪曲這個詞的含義，並沒有按我自己的意思使用它。
皮爾斯這話是說symbol與對象的關聯向來都是約定俗成的，因此象徵就是規約符號。但是象徵與非象徵的區別並不在是否約定俗成, 而在於象徵的對象是一種比較抽象「思想或品質」。就用他自己舉的例子來說，「教堂經文代表基督教原理」，的確是象徵；營火，軍旗、證章、旗幟，支票，都是靠規約而形成的符號；至於「情感的任何表達」，例如表情，手勢，身體動作, 則是以像似符號成分居多：皮爾斯也承認大部分符號幾種成分混合。皮爾斯一定要說他用symbol作「規約符號」之義，是「回到希臘原意」，在西方學界可能是為創立符號學辯護的好策略。但是這種自辯，無法為他的symbol 特殊用法提供古典根據。皮爾斯自己生造了幾十種符號學術語，在這個關鍵概念上，他完全沒有必要用此舊詞。
事到如今，最好的辦法是西文取消symbol的詞典第二義，即不讓這個詞再作為「符號」意義使用，全部改用sign。這當然不可能：語言問題無法由學界下命令解決，況且這是學界自己弄出出的嚴重混亂。中西語兩者本來就不對等，意義混淆的地方也不一樣，翻譯時必須仔細甄別：什麼時候在談的哪一種定義的symbol。西方人可以交替使用symbol與sign，雖然引起誤會，至少使行文靈動。西人的用法，不是我們處處把symbol譯成象徵的理由：在漢語中，象徵只是一種特殊的符號，象徵與符號不能互相替代。
幸好，本文並不企圖代西方符號學界澄清西語的混亂，本文只討論漢語中的符號或象徵。當代漢語的日常與學術用語中，也必須分清「符號」與「象徵」。例如本文一開始舉出的一些例子：學者們在討論「為什麼超女是當代文化的符號？」這問題的措辭是錯誤的，因為任何一個電視節目的名稱，都攜帶著一定意義，本來就都是符號。「超女」作為符號是不言而喻的，根本無須討論。討論這題目的人，是想說「超女」節目已經變成一種有特殊「思想或品質」意義的符號，因此問題的提法應當是「為什麼超女是當代文化的象徵？」
中國符號學完全可以倖免於亂，只要我們拿出定力，不跟著西人的亂局到處跑，我們應當像趙元任在上世紀二十年代那樣，完全明白他建議建立的symbology學科，是「符號學」，而不是「象徵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