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號，是用來攜帶意義的。意義必須用符號才能表達，符號的用途是表達意義，可以將符號定義為「被認為攜帶著意義的感知」，因此，符號學就是意義學。這個定義簡單明晰，讓符號學成為整個文科的公分母，文科研究文化，而文化就是「社會相關意義活動的總集合」。符號學的底線問題，就是探究為何人是一個有意義的生存。如果說動植物也有意義追求，符號學就不得不研究在何種程度上自然界與我們精神相通。
符號學是當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論基礎
●符號學的任務已從分析表意行為，轉為解釋當代文化的驚人圖景，揭示危及人類發展的嚴重問題，重新審視甚至重新定義各種學科籍賴以立足的基礎概念。人不是唯一能使用符號的動物，人是「能作符號學式思考的動物」。
由於符號學理論視野開闊，不尚空談，具有強烈的可操作性，上世紀六十年代之後成為形式論的集大成者，從結構主義推進到後結構主義，從文本研究推進到文化研究。當代全球文化的巨變，使符號學超越了內容與形式的鴻溝，符號學一方面保持其分析立場，另一方面超越了形式研究，其論說鋒芒銳利，成為當代文化批判的方法論基礎，符號學的任務已經從分析表意行為，轉為解釋當代文化的驚人圖景，揭示危及人類發展的嚴重問題，重新審視，甚至重新定義各種學科籍賴以立足的基礎概念。
人生活在意義世界中。自在的物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意義世界卻是人類的意識與事物交會而開拓出來的。反過來，意義活動也造就了意識，意識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原因和根本方式。這點極為重要，因為意識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立足點，是人區別與動物，或與人工智慧體的根本點。
不僅人類，甚至植物和動物，或許還要加上人工智慧，都使用符號。動物是可能的意識載體，對他們的意識之研究至今太零碎。近年各種認知實驗報告讓有關討論更為具體而緊迫。動物在某種程度上分享著人的一些意義能力，可見人的符號意義能力是生物進化先天獲得的，不完全是在後天的經驗或社會活動中學習所得，因此要十分重視對動物心智研究的進展。
另一端，是人工智慧正在形成的另一種可能的「符號意義意識」。對此課題的前景我們只能樂觀但謹慎地等待，為了不讓討論漫無邊際，在討論人的意識與世界的關係（例如本書討論「符號升級」與「元符號」）時，或許會用筆者對人工智慧的有限理解做對比。但是這個領域進展得太快，任何預言都太冒險。現代之前，人的夢魘天敵是動物怪獸，現代化以後，人的噩夢是機器。它們身體能力上可能遠超過人類，在意義能力上卻只能為人所趨役，一旦它們獲得人類的意義能力，世界就換了主人。幸好，至今為止，動物把所有時間用來覓食生殖，機器總得等待人來按按鈕。這就是為什麼探討人類特有的「符號意識」的構成極端重要，因為它一邊是人類脫離動物界的原因，一邊是人類控制「數位化未來」的希望。
只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人類對自己在使用符號這一點，有能力心知肚明，有能力作反思。例如在紅燈前停下，如果一條狗，或一條電腦狗也會停下，他不會問自己為什麼停下。而人就會想「街口沒什麼車，我為什麼不能搶駛過去？」考慮到我的社會責任、紀律意識、習慣的養成、或可能有攝像頭等等，還是不闖紅燈為宜。這種人對符號行為的反思，任何動物不會做。我們可以不把符號意義當做自然而然的事，而是進入各種考量。因此，卡西爾那句名言「人是使用符號的動物」，在當代符號學的眼光中，就必須修正：人不是唯一能使用符號的動物，人是「能作符號學式思考的動物」。
哲學符號學既是方法論也是本體論
●中國思想史這條宏大深邃的思想脈絡，緊扣著意識面對世界生發意義這根本問題，理該成為中國的符號哲學的厚實基礎。
意識面對的一切，都可以是意義來源。它們可以粗略地分成三個範疇：第一種經常被稱為「事物」，它們不只是物體，而且包括事件，即變化的事物；第二種是再現的，媒介化的符號文本，如這篇文章；第三種是別人的意識，或對象化的自我意識，當然也包括其他生物或人工智慧的意識。
這三種「現象」形成了世界上各種意義對象範疇，但是各種學派對如何處理它們的意義，立場很不一樣。一般的討論，只把上面說的第二種（再現）視為符號。而符號學把這三種對象，都視為符號。因為它們都符合「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這條符號基本定義。在筆者的詳細討論中，可以看到上述這三種「對象」，邊界並不清晰：在形式直觀中，物與符號難以區分；在經驗與社群經驗的分析中，文本與他人意識很難區分；在意義世界的複雜構成中，事物、文本、經驗、社群綜合才構成主體意識存在的條件。因此，哲學符號學既是意義形式的方法論，也是意義發生的本體論。
意義就是精神與世界的關聯，意義產生於意識與對象事物的接觸。意義也只能以符號傳遞交流，因為接收者只能從符號中解讀意義。因此認為可以把意義定義為：符號之所以產生的「意識與事物的關聯方式」。語言是人類的符號體系中最重要、最完善、最複雜的一個。在很多符號學家（例如索緒爾）看來，語言是人類其他符號體系的基礎，其他符號體系是從中派生的。但是當理據性理論成為符號表意的基礎，而且當「符用理據性」越來越佔據我們的注意力後，當代符號學離語言學模式漸行漸遠。
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們應當有一部見解獨到的哲學符號學。先秦時中國就萌發了豐富的哲學符號學思想：《易》是全世界第一個解釋萬物的符號體系，易學符號學被視為中國傳統符號學的開端。先秦諸子之學對意義問題做出細膩辨析，儒家則對意義活動的重要性理解深刻。而名家學術群體被視作中國最早的符號學家，名辯符號思想研究也一直是中國傳統符號學研究的熱點。漢代的陰陽五行、讖緯術數、河圖洛書，從《黃帝內經》等傳世的經典來看，漢代中國，幾乎是一個「符號帝國」。
魏晉玄學的辨名析理、寄言出意，已經是極為複雜的意義理論。而佛教開始進入中國，找到了符號意義理論的肥沃土壤。從唐朝法相唯識宗的「外境非有，內識非無」，到禪宗的求頓悟於心，佛教的意義哲學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貢獻重大，隋唐唯識學和唐宋禪宗是中國佛學符號思想的兩大寶庫。
如果說先秦學術思想的主題是道德論，兩漢學術思想的主題為宇宙論的話，那麼相繼而來的魏晉玄學注目的則是意義論，宋明心學則是以本體論為旨歸。宋明理學是儒家的哲學化，陽明心學更是對意義問題理解透徹，宋明理學的「格物論」，陽明心學的「心物論」是中國符號哲學的一大富礦。格物中包含正心與誠意兩個有區別的符號過程，正心是對感知呈現進行區隔篩選的行為，而誠意這是主體能力元語言的運作過程，這是理學心學與符號哲學的結合部。一直到晚清，王國維提出的「境界論」，把德國哲學看成「第二佛學」。中國思想史這條宏大深邃的思想脈絡，緊扣著意識面對世界生發意義這根本問題，理該成為中國的符號哲學的厚實基礎。
意義與意識是符號學的核心概念
●堅持稱這種探討為「哲學符號學」而不稱為「符號哲學」，是因為這種探討不可能討論所有的哲學問題，而只是關於意義和意識關係問題的探索。
那麼用什麼來討論符號學的意義哲學呢？這樣一門學科應當叫什麼呢？它的目標是清晰的，名稱卻讓人煞費躊躇。一名之立，卻極為重要，它畫出了與前賢思想的承繼關係，也明確了這門學科在當代思想中的具體位置。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符號學難道真的只是一種方法論嗎？符號學能不能處理「形而上」的哲學問題？筆者個人認為符號學的根基奠定在一系列哲學思考上。例如文化標出性，例如主體與自我，例如文化演進的動力與制動等。符號學作為意義形式的哲學，必須回答某些重要的哲學根本問題。
人類文化本是一個社會符號意義的總集合，因此不奇怪，符號學成為研究人類文化的總方法論。我們應用符號學於某個課題，因為一切文化課題可以從符號學角度來探索，只是成功程度不一，有的文化問題，用符號學能增加的理解並不多，尤其是那些對系統的專業知識要求很高的課題。哲學符號學的立足點是意義的形式問題。
無論符號學討論任何問題，意義與意識，是我們須臾不離的兩個核心概念。可以說，哲學符號學，是以符號如何構成「意義世界」為主要論域的符號現象學。堅持稱這種探討為「哲學符號學」而不稱為「符號哲學」，是因為這種探討不可能討論所有的哲學問題，而只是關於意義和意識關係問題的探索。至少在筆者目前有限的視野來看，符號學遠不是能開千把鎖的「萬能鑰匙」，要想解開文化意義的課題之謎，都要求研究者殫精竭慮的努力。論者與研習者不得不時時回顧哲學符號學，提醒自己符號學本質是什麼，追求的是什麼，才不至於沉溺於一得之見，而忘記這個學科的根本追求。（作者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主講符號學、敘事學，所撰寫的《哲學符號學：意義世界的形成》獲得四川省第十八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學術對話
意義世界問題關係到我們每個人
對話者：
胡易容：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符號學-敘事學教授
趙毅衡：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傳播符號學教授
●我們不能滿足於符號學作為文科方法論的效用，我們需要探索符號學的哲學底蘊。
●在數字時代，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意義氣泡變得非常巨大，面臨數字時代的文化高速發展，對符號學做哲學的透徹理解，更為重要。
胡易容：從《哲學符號學》這本書，看得出符號學作為方法論眾所周知的優點，它有許多經典的實用方法。但是《哲學符號學》開篇廓出論域的總體背景——「意義世界」。因此它具有一種總體性的解釋視角。如果給此書另起一個不那麼學科化的名字，或可稱為《符號形式的文化交流哲學》？
趙毅衡：這個總結一語中的。符號學作為文化研究的一種方法論，操作能力的確很強。使不少人誤認為符號學不需要哲學基礎。實際上意義問題，起點就非常複雜，與意識的關係，需要一整串基礎學科，可以稱作「符號現象學」「符號解釋學」「符號社會學」等。而且這個哲學基礎恐怕不是可有可無，主修符號學的學者，不可能忽視這個基礎。這樣一本書，不可能靠翻譯。西方符號學者，常常把哲學討論與分析方法合起來談（例如埃科），或是從歐洲哲學史延伸到當代（如約翰·迪利），或是從別的傳統延伸到符號學（例如梅洛·龐蒂），我們讀起來，覺得不成系統。所以有必要單獨做整理。
胡易容：儘管「自在物世界」不是全書討論的主要對象，但它卻關乎《哲學符號學》核心論域——「意義世界」的邊界。如果僅僅將「感知」作為「自在物世界」與「意義世界」的分水嶺，是否會過於依賴於人的「官能」？意義世界的邊界是否包括數學這類形式科學認知範疇？迄今仍然有很多對象（如：平行世界、暗物質、反物質、暗能量等）仍存在於數學推演之中。人類意義世界是否要越出「感知」世界，而進入「認知」世界？
趙毅衡：這的確是一個十分頭痛的問題。或許可以認為：數學「認知」，與想像沒有本質的區別，「算出來的」可能性，與「想出來的」可能性，都只是可能性。它們不是認知，更不是感知，它們是待證實的自然界的可能存在方式。「引力波」是愛因斯坦計算的結果，但是一直到最近儀器測到之前，天體物理學界一直認為只是一種可能。當然，最新最強的儀器起了重大作用，但任何儀器依然是人的感覺器官之延伸。
胡易容：事物有無限觀相，但我們仍可區別「此無限」與「他無限」乃是由於不同事物的觀相併不相同；而事物的「別名」「殊相」是進入內在規律的入口。殊相常常具有某種「主動顯現」的性質。這裡的主動，並非指它有某種表達的主觀意識，而是指「自在世界」與「獲義意向」發生關係時的「待在性」。我們如何看待引導注意力的這種包含強制性力量的「待在性」？
趙毅衡：意向性的注意力，凸顯對象的某個特徵。是否意向性完全聽從意識的控制？的確不一定。例如花開的鮮豔，海水的湛藍，不太可能不突入意識的注意力。的確是似乎有意等著「抓住」注意力。皮爾斯的第一性，是「意識到的那種東西的品質（它不是一種虛構）是第一性。」上述「信息」的概念與「第一性」的相通之處在於，它們都不是主觀的意識的直接產物，而是事物品質的「顯現性」。這樣看來，事物的品質不是全然被動地等待獲義意向照亮，它無處不在甚至常常撲面而來。但是這種凸顯，並不是絕對的。對於生於斯長於斯的漁家子，海的顏色再美麗，可能也無法吸引他的注意，也就是說，失去產生意義的第一環。
胡易容：我是否能對《哲學符號學》副標題「意義世界的形成」作如下理解？符號意義在意義的雙向的過程中實現，這些過程的全部綜合構成了人類的意義世界，人類文化與傳播發生於其間。人的意義世界是一個氣泡，每一個具體的交流都構成氣泡中的「意義單元」。交流永不停歇，演繹為生生不息的意義生命。
趙毅衡：是的，這個意義氣泡就是我們的文化。在數字時代，在全球化時代，人類的意義氣泡變得非常巨大，先前時代的人們，小國寡民時代的人們，無法想像。而且我們的意義世界特別「加厚」，接觸增多（想像一下前手機時代的符號交流量）。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個「超接觸性」後現代，符號學，以及其原理——哲學符號學所討論的問題，的確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部分。我們不是在談奇說玄，意義世界問題，關係到我們每個人。
編輯：川觀新聞小編 校對：孫琪 審核：鍾莉
本文刊載於《川觀新聞網》
編輯︱黃思睿
視覺︱歐陽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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