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書架|巨變:廈大經濟學科現代化15年的探索

2021-01-11 澎湃新聞

【我在回顧2020年讀過的書,寫到《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WISE足跡》(謝嘉晟、張興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簡稱《足跡》),越寫越多,篇幅太大,乾脆獨立成文。】

2020年由於工作性質的變化,書讀得少了,但讀書和思考仍是一種習慣。2020年有一本書,我一收到後就抓緊閱讀,隨身攜帶,一直想寫點推薦的文字,但每每起了個頭,就停下。如今,由於這本書的主角洪永淼教授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介紹這本書更是刻不容緩。這就是

《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WISE足跡》

(謝嘉晟、張興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簡稱《足跡》)。

《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WISE足跡》,謝嘉晟、張興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足跡》是一部展示廈門大學經濟學科15年發展歷程,反映經濟學教育如何辦在祖國大地,論文如何寫在祖國大地以及如何國際化開放辦學的作品。全書包括四篇,分別是成長、開創、理念、建言。附錄WISE足跡介紹WISE15年的重要事情。

WISE是一個經濟學研究機構,即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英文(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Economics)首字母的縮寫。WISE好讀好記,便於推廣。WISE的定位是建設成為亞太一流、國內領先,並與國際接軌的現代經濟學研究機構和國際交流中心。

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擔任廈大校長19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新的經濟研究院,體現老校長的治學理念和精神脈絡,弘揚老校長的科學精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用現代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王亞南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0-1969年擔任廈大校長,現在最流行的《資本論》漢譯本,就是他和郭大力一起翻譯的。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也是他和郭大力合譯的。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經濟原論》等著作,回答了「李約瑟之問」,立足中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

《足跡》由一系列或短或長風格各異的文章組成,有新聞報導,有政策建言,有個人和機構成長的「秘史」,可讀性很強,適合關心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發展的讀者閱讀,適合關心中國高校教育改革的讀者閱讀,也適合那些關心自家孩子想上什麼樣大學選什麼專業的家長閱讀。

洪永淼教授自WISE成立即擔任院長凡15年。書中有他成長的許多故事,充滿了勵志,也充滿了偶然。

洪永淼上小學時,曾想當一名薌劇演員(薌劇即歌仔戲,閩南的一種地方戲,起源於漳州,現流行於閩南地區和臺灣地區);他中考時竟然報考廈門衛校護士專業,以為護士就是醫生,所幸沒考上,要不今天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抗疫英雄,而不是經濟學教授洪永淼;他高考報志願先報廈大後報浙大,廈大分數達線就被錄取,沒有了浙大的事;他理科本來讀得好好的,按照理科的路走下去,也許今天的他可能在領導晶片設計。

廈大經濟學院首任院長葛家澍教授推行的「引理入經」(理科生轉學經濟學,改革開放後,定性分析為主的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已經不能改革開放的需要,經濟學對數學有更高的要求,理科生轉學經濟學有一定優勢,所以才有這樣的項目),讓他有了學習經濟學的機會,有了富有傳奇色彩的黃志賢教授的指導,而得以在碩士生階段研究經濟學說史;更傳奇的故事在他轉經濟學專業之後,有了參加中國人民大學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項目學習的機會,全英文教學對他後來在WISE的實踐有重要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因此得以認識貴人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教授,後來鄒至莊夫婦捐巨資在廈大設立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

書中記載了他成長路上幫助他的許多人,書裡充滿了感恩。僅僅學術界就有赫伯特·懷特(Harbert White)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格蘭傑教授(Clive W.J.Granger)等等,成長篇記錄了相關事跡。這不是一部傳記,無法窮盡一切,因此書中更多的是與WISE發展有關的人物和事件。

《足跡》記錄WISE高標準用心經營的歷程。洪永淼教授推崇廈大校訓,特別是校訓中的後四字「止於至善」, 他一直堅持要做就做到最好,這肯定會讓某些人不適應。關於改革的困難,《足跡》有所反映,但還不夠全面。

為了更充分地理解《足跡》,最取巧的辦法是閱讀序言。序言是打開該書的鑰匙,是把全書看似形散的文字串起來的關鍵。《足跡》有兩個序,一是廈大原校長朱崇實教授的序;二是WISE洪永淼教授的序。

朱崇實2003-2017年擔任廈大校長,WISE是在他任上成立的。朱校長肯定是一位在廈大歷史上留名的校長。他在廈大推免費米飯,免費菜湯,免費礦泉水,推爬樹課,推高爾夫球訓練課等等,都成為社會新聞,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管理理念,這一點在序言中也略有反映。

經濟學和化學是廈大的兩個傳統王牌學科,但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經濟學科落後了。振興經濟學科,需要領軍人物。朱校長在序言中說,2004年8月,他與洪永淼教授在北京見面,從晚上10點談到凌晨快2點,談得最多的是經濟學科的改革,他們一致認為,廈大經濟學科要做得更好,唯有在已有改革的基礎上,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才有可能做到。朱校長鄭重承諾堅決支持他改革,認為應該是這樣的承諾打動了他。朱校長還認為,廈大的條件不如清華,洪永淼教授離開清華回廈門打拼,深層原因是對母校的摯愛。

關於改革,朱校長是這麼說的:

改革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改革是對已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此,任何改革無論大小都是艱難的。洪永淼所走過的15年廈大經濟學科改革之路也是充滿艱難和曲折。其中許多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品嘗和忍受。

連朱校長都說了改革之路的艱難和曲折,那麼時任院長的洪永淼教授所遇到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經濟學科的改革從「增量」做起,「存量」暫時不動,也就是在維持經濟學院原體制的基礎之上,新成立WISE並實施新體制,適時再推動經濟學院和WISE的融合。這樣,改革的目標就是兩院的實質性融合。

洪永淼教授在序言中說,他受到時任母校領導的感召,辭去工作了3年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職位,回到廈門大學著手創辦WISE。

對照最初設定的目標,WISE的創辦和發展都不容易。開辦啟動的2000萬元經費是學校分配給經濟學院的985平臺轉過來的,辦公室也是從經濟樓劃出35間。僅此一點,甚至被反對者稱為經濟學院給WISE「割地賠款」。不管怎麼說,改革一開始就動了存量,由此我們可以想像改革的不容易。

當年廈大經濟學院的辦公室,基本上就是行政人員的辦公室。教師沒有專門的辦公室,多數教師都是集中在教研室開會,沒有在辦公室工作的習慣(也沒有條件)。到了夜裡,經濟樓漆黑一片。而今,教師都有專門的辦公室,利用率大大提高,教師交流更加方便。

大學的關鍵在教師。行政人員要以教師為中心提供服務。WISE已經形成按勞分配、同工同酬、賞罰分明的制度,形成一支團隊精神強、服務意識濃、辦事效率高的行政技術團隊。

WISE也已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學術管理制度和學術管理文化:學術面前人人平等,年資不同的教師學術面前同臺競技,平等對話,平等交流。在學術管理上,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教師請假調整本科生課程有了非常嚴格的限制,保證了教學秩序的開展。

WISE的成長和開創,讓經濟學科的國際學術交流成為平常事,國際頂尖學者在廈大出現早已不是什麼新聞。更重要的是,現代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就此而言,WISE是一個神奇的存在。

《足跡》記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理念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現代經濟學的啟蒙讀本。洪永淼教授是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和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足跡》收錄他的文章《現代經濟學的十個理解誤區》,所指出的誤區就很有意思:經濟學必須通俗易懂;使用高深數學會妨礙經濟思想的發揮;學術講座特別是國際學術講座的聽眾越多越好;國際學術研討會需要有五個國家以上的學者參加;知名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各個領域的專家等等。

他在數學和經濟學關係上有著很深的理解。關於概率論與統計學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隨機思維在經濟學的重要性,這一點對於全球飽受新冠疫情衝擊的2020年來說尤有意義。

改革的細節問題特別多。為什麼課程安排不讓連續每周三節,而要拆成單雙周一次和兩次每次兩節?原來連續三節課容易「偷工減料」,一次兩節課的效果更好。顯然,這是約束教師的。經濟學科的學術研討會的茶歇時間特別長,為什麼?這是要給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創造更多機會,讓他們有時間和參會者進行更充分的面對面交流。

為什麼要開那麼多課程?「八高」(高級微觀經濟學Ⅰ、高級宏觀經濟學Ⅰ、高級計量經濟學Ⅰ、數理經濟學、高級微觀經濟學Ⅱ、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高級計量經濟學Ⅱ、高級金融經濟學)或「六高」(「八高」扣掉數理經濟學和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錯了嗎?經濟學的「高級」課程用了較多數學,這確實讓有的學生望而生畏。有的甚至認為,這類課程妨礙了他們的實習並影響工作機會,但實習真得那麼重要嗎?偏居東南一隅的廈大,所培養的學生的競爭力可能更加重要。這一點,研究生受過嚴格訓練,已經形成口碑,有不少用人單位就是衝這一點而來專門招聘的。

WISE的發展在最初招聘教師時,遇到有人因教師薪水來自財政專項撥款,擔心後面不可持續不來的問題。怎麼辦?必須有充足的財源。高水準的國際化班、雙學位班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各類為社會提供的培訓班體現了教育機構服務社會的要求,以及其他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辦學經費的不足。

WISE的探索是為經濟學科現代化探路,因此更有意義的是存量改革,實現經濟學院和WISE的深度融合。經濟學院原先各系都是獨立的,系和學院平級,學院更像邦聯。後來,學校進行學院制改革,強調學院對系的領導,系降格,但各系運行慣性仍在,各系削權問題豈是一紙公文就可以解決的?各系教師待遇不同,待遇好的不願意融合,實屬正常。話說回來,待遇差的也不見得願意真正融為一體,因為擔心自己淹沒在裡面。沒有最優的方案。按待遇最高的系標準拉齊,不失為一條路。實質性融合之後,待遇不吃虧,這是減少反對力量最重要的一步。

改變各系獨立辦公的做法,讓各系行政人員集中辦公,強化行政管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讓行政為教學科研服務,讓行政回歸本質,15年的變化已經有目共睹。好多訪問廈大經濟學科的國內教授對自己一到廈門,就拿到一張行程安排表,感到驚訝。廈大行程一目了然。這可以最大限度節約溝通成本。經濟學科的高效率來自哪裡?周末學術會議很多,行政人員加班不少,制度約束不可少,但可持續的是約束與激勵相稱,否則難以為繼。這些都是靠制度保障的。

廈大一直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洪永淼教授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託項目「『中國夢』的系統結構、操作層面及國際比較研究」課題,最終證明,這樣的研究項目完全符合新時代的要求。任何研究最終都是要解決現實問題的。經濟學更是如此。洪永淼教授倡導政策定量評估,建設中國特色新型經濟學智庫,他和團隊一起,力圖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這些內容在《足跡》也有反映。

WISE以及經濟學科現代化的成功與否,最終要看口碑,這個口碑是建立在扎紮實實的工作基礎之上的。對於一個學術機構,真正的成長是當你成為其中一成員之後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從這點來看,WISE已經做到。每個學科都有數得著的學者,學科才能算成熟的。人比數(成果的數量)更重要。人走了,數留下,只能代表過去的實力。數隨人走,才能真正反映實力。真正的人才是不會為了幾個錢而走的。學科的實力,最終要數的是人。

廈大經濟學科在經濟學界的聲譽,與15年來的建設不無關係。這是一個止損和創新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是輝煌,財政學和統計學都是全國唯一的國家重點學科,會計學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國家重點學科之一(另一是上海財經大學),但90年代經濟學科滑坡了。不進則退。或者說經濟學科還在進步,但別人進步更多,這樣經濟學科就落後了。總之,比較需要有合適的參照系。80年代經濟學科再輝煌,也沒有如今的國際化程度,沒有如今的國際影響力。這是客觀事實。

經濟學科現代化探索中,一直有反對的聲音。或因親屬工作身份轉換遇到問題,或因指導的學生無法直接留校又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支持者甚至成為反對者,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步伐沒有停滯。特別是最近三年,可能是最艱難的三年,學術活動如常。這是改革的成果。

讀《足跡》,我一直是跳讀,許多事情歷歷在目,許多文章在不同場合已讀數遍,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經濟學科的現代化探索是怎麼開始的?《足跡》提供了一些答案,但還不夠。

一個學術機構的成長與人有著密切的關係。我甚至在想,廈大校友中在常春藤大學經濟系任教的並不多,但有一位足夠有影響力並願意幫助母校的就夠了。一人的貢獻遠遠多於很多人。15年來,我親眼目睹洪永淼教授為廈大盡心盡力,「科學精神+奉獻精神」,在他這裡得到充分的體現。

2016年10月成立的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讓廈大經濟學科實力再次提升。鄒先生,不是廈大畢業生,不是廈門人,不是福建人,為什麼會斥巨資在廈大建立中心?是因為他對洪永淼教授的認可和支持。

15年經濟學教育改革之後會怎麼樣?改革的成果如何才能鞏固?我想這是後繼者的壓力,困難可能超過了各種想像。

有人需要平臺,只是為了做事。有人需要的是平臺本身。境界高低自見。走過了15年的WISE,未來將交給未來。

我鄭重推薦這本書,儘管就書本身來說,還有很多不足,如部分內容重複,可以再精煉些,但這本書豐富的資料,不同視角的觀察,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大空間的思考。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思考學術機構的創設與發展,思考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果實如何才能保留下來的機會。

我相信,黨和國家在全面深化改革,教育改革的推動力將讓廈大這所即將100歲的高等學府永葆青春。

(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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