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薇在《親愛的》裡奉獻了影后級的演出，她把一個滿口土話刻意扮醜的山村婦女李紅琴塑造得絲絲入扣，這位在一個多小時以後才出場的人物當仁不讓的成為影片的女主角，看過電影你才明白，這絕不是因為趙薇的明星地位，而是因為李紅琴這個人物，她的亮相讓整部影片從「打拐」進入另一層面——孩子在被解救以後所引發的親情和倫理衝擊。魯迅當年問：「娜拉走後怎樣？」北上的陳可辛導演在小心翼翼的觸碰大陸社會現實後，也在發出進一步的追問：「孩子找回來後怎樣？」《親愛的》是根據真實的新聞事件所改編，在片尾字幕處，導演也把演員和真實原型的幕後交流剪輯了出來，由此可以看出影片的藝術風骨——大陸文藝界有個老生常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這個飽蘸著日丹諾夫主義色彩的語彙在文化工業的大潮裡幾乎被大陸電影工作者徹底拋棄，卻被來自海外的華人導演不自覺的（部分）呈現在電影作品裡，似不無弔詭。當然《親愛的》總體而言還是一部通俗劇，大量明星的加盟以及廣告宣傳也明白無誤的呈現出影片的商業屬性，但跟一般的類型片（雖然內地電影還不大有成熟的類型片）比起來，《親愛的》多有忤逆觀眾娛樂心理之處——首先是一眾明星「自毀形象」式的演出，不再營造以往的偶像光環；然後整部影片中基本沒有插科打諢的逗笑之處；再者，影片自李紅琴出場開始，截然不同的分為兩大部分，前半段還是以親生父母找尋被拐的兒子為主軸，講的是慣常的苦情打拐故事，後半段卻卻話鋒一轉，將筆墨著在了買孩子的李紅琴身上，以其視角來彰顯「戴罪」母親與「受害」孩子的親情勾連，這無疑消解了商業娛樂片裡最基本的善惡二元對立。
毋庸諱言，人販子是不折不扣的「惡魔」，但《親愛的》卻沒有著力刻畫人販子形象，孩子的父母去小山村解救被拐兒童的場景算是全片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段，這段看起來戲劇衝突十足的戲份其實非常寫實——「購買」兒童後視若己出養育，此一行為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這種農耕時代遺留下來的宗族陋習支撐著某些落後地區買賣兒童的「合法性」。李紅琴並未把買來的孩子當作商品（她不知道是被拐賣的），這位寡婦確實把他們視若己出全心養育，出獄後的她甚至開始鍥而不捨的追尋做母親的權利——她想找回的「女兒」正是被自己買來的，而被解救的男孩也因跟這位「母親」的多年生活產生了感情，男孩甚至無法回到那個現代都市裡的家，無法在感情上認同自己的生母。另一條線索則是張譯所飾演的商人韓德忠帶領的尋子組織，被拐孩子的父母們集合起來，用近乎傳銷洗腦式的相互支持偏執的開展著尋子活動——他們甚至相約不再生養。不過當主角找回孩子後，多年來支撐韓德忠的信念崩塌了，韓妻又懷孕了，而在去給腹中孩子辦理生育手續時，韓被要求出示兒子的死亡證明，這讓韓怒不可遏——張譯憑藉細緻入微的表演替可憐的父母們好歹喊了一嗓子，而他對被拐兒子的感情，乃是一種混合著愧疚、背叛、堅韌的複雜父愛——這也是這群失子父母們的真實寫照。
與其說法治「打拐」，不如說倫理糾葛。曾被拐賣的孩子在兩個家庭間無所適從，血緣與親情的衝突，法律和道德的矛盾，都在拷問著觀眾們自身的判斷——哲人本雅明曾以「碎片」來指認世界：在現代社會裡，世俗的人類生活已經被分解成一個個不完整的「碎片」。其實，《親愛的》也向我們出示了一個「碎片」式的倫理困境，我們不能簡單的品評孩子和親生父母以及「拐賣」父母間的感情糾葛，這裡的倫理圖景早已碎裂一地，從每一塊碎片裡都折射出異樣的光芒。
表面上，電影講了一個親情和法則規章的故事，這兩個是傳統戲劇衝突的老題材。而精明的地方，其實埋了一個堅持和換位思考的問題，而這後兩者卻是關於人性的思考。先說堅持，影片一開始就不斷在時間上做各種暗示，通過掛鐘錶明丟失的時間是16:30，郝蕾沒有回頭的時間是17:03，黃渤衝進郝蕾家的時間是19:00新聞聯播，監控鏡頭拍到孩子的時間是19:40。而後，不斷通過1年後，2年後，來提醒觀眾時間的流逝。與此同時，丟失孩子的父母討論的是要堅持，無論時間的流逝，都決心要堅持。另一種反襯堅持的做法，就是表明改變。最明顯的兩處，一處在黃渤問郝蕾，孩子要多久才能叫趙薇媽媽。一處在郝蕾答應鵬鵬接回妹妹的時候，孩子牽起了媽媽的手。影片裡面，有堅持的「勝利者」，比如黃渤和郝蕾，甚至趙薇。有堅持而沒有結果的人，比如那個「失心瘋」可以在人群中掃射孩子長相的人。
而最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就是堅持的「失敗者」。張譯的角色很好的詮釋了這種絕望。張譯的堅持是劇本裡面最長的，6年時間。他的變化是最明顯的，是他發起的尋親團，應該是最堅定的人。當他組織尋親團外出尋親的時候，他唱了崔護的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編劇在這裡夾帶私貨，埋了一個很深的文學地梗，其實這首詩也是崔護寫的自己的愛情故事，而如果你讀過這個愛情故事，你會發現它講了一個堅持而最終獲得幸福的故事。編劇也通過這首詩暗喻張譯的堅持。而當黃渤找到孩子，張譯的車裡裝睡，隨後給黃渤發去的簡訊，暗示了他堅持不住的改變。到最後鵬鵬的生日，張譯宣布自己的新的決定，喝下一杯苦酒。前一個鏡頭還是白天的慶生會上哭著走出去的大男人，下一個鏡頭是深夜在巷道裡痛哭的大老爺們。這中間暗示的壓抑、釋放和時間的流逝，是一杯何其深沉的苦酒。相比趙薇、黃渤和郝蕾的真切的失去和真切的獲得，想必他們的三年時間。這一路的希望、堅持、失望、絕望，讓人心碎不止。套用柴靜的話，「沒有在深夜痛苦的人，不足以談人生」。而故事裡，吊兒郎當的律師佟大為，是他說出了影片埋的第二層意思——站在對方的角度想。電影裡面有無數的衝突，孩子和家長之間，親生家長和非親生家長之間，法律和原告被告之間，代理人和原告之間，孩子和孩子之間，警察和犯人之間，朋友之間，母子之間，夫妻之間，第三者和原配之間，離異雙方之間，福利院和收養人之間。
而絕大部分的衝突，根本沒有衝突雙方的換位思考，每個人都站在「自私」的立場上，幹著最自以為是的事情。而越是自以為是的情況下，就越不會換位思考。而偏偏是最弱勢的群體和真正體會了人生的辛酸的那麼一小撮人，他們開始換位思考；佟大為從吊兒郎當的樣子，竟然做出要為趙薇堅持要回孩子；佟大為家裡的保姆也願意多等兩天等他找到新的工人替代她。黃渤會擋住大家群毆趙薇，會對她說「我最多能做到不恨你」，在趙薇說了吃桃會過敏後辛酸流淚。陳可辛終於回到當年拍《甜蜜蜜》那個陳可辛，挖掘了這一批演員最精彩的表演。並且，構思巧妙的是，電影還用了很多符號和物品暗喻。電影裡多次出現的滿天的線路、紅繩和口香糖暗喻羈絆，小黑貓暗示走失，泥鰍暗示掙扎，烏龜暗示時間長（堅持），鵝暗示飼養，小狗暗示無邪。連混雜使用的粵語、普通話、陝西話、安徽話、四川話也暗示著溝通（站在對方立場）和文化的堅守。深邃黑暗的胡同，醫院的過道和福利院的鐵窗，直接從視覺上造成了心裡的壓力和暗示。人大多都會在感情上，在親情上，堅持過，失望過，絕望過，痛苦過，失眠過，走不出來過。之前看評論，很多人說電影很收斂，其實編劇一點都不收斂。他是在表層的親情上收斂，而在深層次的堅持和換位思考，這兩個人性的問題上大放光彩。所以，每一次電影裡勾起觀眾哭的地方，都是勾起你人性向善的回歸，才如此讓人潸然淚下而又心悅誠服。
中國每年被拐賣的兒童接近20萬，這個數據觸目驚心，我不知道你們懷著怎樣一種心情來看這部電影，但是總的來說是很感人的。 主題線路明確，就是一對離異夫婦找尋自己失蹤的兒子，電影中很平淡的生活場景，網吧電線桿的街景更是尋常可見，但是在電影的開頭我注意到了那些錯綜複雜的電線網絡，是否導演在予以這些電線一些意義呢？ 是錯綜複雜的無法理清的人際關係，還是錯綜複雜的法律與人情的交織，這些我們都有這各自的理解 黃渤的演繹真的是讓我感覺這個男人確實是實力派演員，在搞笑的電影中他搞笑，在瘋狂的電影中他瘋狂，在這部電影中，他讓人感動。 他說，我剛開始的時候希望被騙，因為那時候還有希望，而現在卻音訊全無，什麼希望都麼有了。 讓我們來想一下，你是否也在生活中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寧願相信著，不願失望著。 我相信這就是所有那些被拐賣父母的心聲，他們寧願這個事情有丁點的希望，也不願意這個事情就是結束。 孩子，永遠是父母的心頭肉，當然，現在我不敢說這句話百分百正確，因為看到了太多虐待自己親生孩子的事件。但是按照一般規律，哪個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好的，而且當孩子被拐賣的時候，這個責任太大了，那些個沉甸甸的愧疚能讓人一輩子直不起腰，能讓人一輩子看不到希望。所以電影中盧文娟剛開始並不敢去說當時孩子是追著自己的車子跑走的。這個是真實的感覺，因為有真實的案例，曾經看到過一篇報導，就是孩子的父母上班都很忙，於是讓自己的母親來照看孩子，而恰恰孩子在他們母親的照看下被拐走了，半個月以後，他們的母親服毒身亡。 這份責任，誰來承擔？這份後果，有誰知道？ 當然，當這部電影進行到後半段，隨著劇情發展，整個電影的主題開始明確，不僅僅是道德框架內開始演繹整個故事，更是從道德人倫法律三個框架內開始了整個故事的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