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汗青
出品丨鰲頭財經（TheSankei）
對於跨境電商平臺洋碼頭而言，「假貨」是其繞不開的原罪，尤其是當一家消費服務提供方屢屢陷入「售假」質疑，對於品牌在消費者心中信任的建立是「致命」的。
近日，有網友在黑貓投訴平臺反映，在洋碼頭上購買的一款NIKE球鞋經得物等球鞋平臺鑑定為假，甚至連買手也大方承認是假貨，而洋碼頭則不認可鑑定及聊天記錄，並要求買家找第三方鑑定機構或專櫃鑑定。然而國內並沒有專業鑑定機構，專櫃也不提供鑑別服務，因此只得作罷。
實際上，在各類消費投訴平臺上關于洋碼頭「售假」的投訴屢見不鮮，鰲頭財經統計，僅黑貓投訴平臺便多達上千條針對洋碼頭的投訴，鰲頭財經就此問題多次撥打洋碼頭電話，但轉接總機後均處於無人接聽狀態。
儘管自詡擁有多重防範假貨機制，但屢屢陷入「售假」風波的洋碼頭應該多加反思，如何在持續保持盈利的狀態徹底下撕掉假貨的標籤？仍是持續喊出「購在全球 更多洋貨 」口號的洋碼頭不得不正視的關鍵問題。
屢陷售假爭議 防假機制形同虛設
洋碼頭並不是第一次因假貨問題被投訴，自2009年創立至今，售假的爭議一直籠罩著洋碼頭。在黑貓投訴、電訴寶等消費投訴平臺上，商品質量、假貨質疑成為洋碼頭投訴重災區，而洋碼頭對於售後的處理方式，也被質疑為偏袒旗下買手。
鰲頭財經了解到，今年7月有消費者質疑在洋碼頭App上購買到的KENZO衣服為假貨，隨後致電客服得到的只有搪塞之言，之後卻發現商家將商品全部下架，提供的發票也是假發票，而洋碼頭承諾的假一賠三最終也並未履行。
無獨有偶，另一位消費者8月發帖稱在洋碼頭一共購買三款相機包，經其他鑑別App認定為假貨，儘管洋碼頭經查證後進行了退款處理且關閉了買手店鋪，但消費者的洋碼頭帳號也遭到了封禁處理。
屢屢陷入售假爭議也讓洋碼頭出臺一系列防範假貨機制。據了解，洋碼頭風控體系採用大數據監控系統「鷹眼」+人工監察組「鷹眼聯盟」，從買手入駐到用戶註冊、交易實現多關鍵節點覆蓋。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看似「嚴密」的防假機制卻漏洞重重。此前曾有媒體臥底洋碼頭當買手，該記者通過海外朋友註冊買手帳號並經審核開設網店，之後該記者將400元的高仿包郵寄海外在網店掛出，最終以7000元交易成功。
儘管洋碼頭就此事回應該記者為自買自賣的非正常交易，但假貨在該平臺上繞過層層監管最終售出，也顯示出平臺並沒有在各交易環節中盡到應有的責任。
根據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發布的《2019年度中國電子商務用戶體驗與投訴監測報告》顯示，洋碼頭消費評級僅排第五，報告評級為「謹慎下單」。隨著考拉被阿里收購，電商巨頭加碼布局海淘，以及小紅書等獲取外部流量的平臺興起，在愈發激烈的競爭下，洋碼頭在用戶心中較低的信任度成為其發展的障礙。
買手質量參差 平臺評級「謹慎下單」
實際上，對於在售後環節中平臺的不作為和偏袒買手的質疑，源于洋碼頭運營模式中對於買手的「依賴」。
據了解，洋碼頭存在兩種運營模式，C2C與B2C。B2C模式既商家入駐，消費者通過洋碼頭連接到國外的線下門店下單；C2C模式則是通過拓展個人買手對接消費者，買手來源於海外個人，這種模式將原本活躍於私域流量平臺的代購規範化，並擴充了洋碼頭的品類，平臺則通過收取交易佣金、提供物流等支撐服務盈利。
洋碼頭官網介紹，目前洋碼頭認證買手商家超過6萬名，覆蓋全83個國家，每日可供購買的商品數量超過80萬件。然而龐大的買手集團成為了洋碼頭發展的雙刃劍，由於僅提供提供海外住址和個人信用卡帳單等資料便可通過認證開設網店，較低的準入門檻也使得平臺買手質量層次不齊，即便售假遭到查處，對於買手所獲取的高額利潤，平臺的懲處力度顯得「微不足道」。
一方面，洋碼頭需要全球買手形成一定規模來支撐其物流、倉儲等服務，另一方面，對於相當大規模的買手進行有效監管並不容易。C2C模式下根治假貨也是一項巨大挑戰，洋碼頭創始人曾碧波也曾對媒體坦言，「做電商的，特別做平臺，會沒有碰到過假貨?肯定是有的。我們很擔心，關鍵是要讓概率降低，而這最重要是做好機制。」但洋碼頭的機制效果如何，顯然要打上一個問號。
競爭加劇 洋碼頭的流量焦慮
在洋碼頭的運營模式中，大體遵循獲取用戶提高用戶活躍度提高用戶留存率獲取收入這一路徑，由此看來獲取流量是其發展根基，由于洋碼頭一直以來並未產生流量閉環，對於外部流量存在較大的依賴。
曾碧波曾表示，圍繞用戶做流量高投入進去未必得到好結果，洋碼頭希望通過流量多養活進行化解，具體的操作則是「直播火做直播,小視頻火就做小視頻。」據悉，目前直播業務在洋碼頭總營收中佔比約30%，下半年將加大其比重至50%，目前洋碼頭每個月的短視頻營銷費用大約在幾百萬,通過與抖音達人合作,引流到洋碼頭。
實際上，通過外部流量引流固然能獲取用戶，但存在的另一個問題則是依賴外部流量入口，如何做好自身用戶的留存和轉化？對於一家電商平臺，更加需要的是用戶的留存和購買動作，在洋碼頭的用戶消費過程中，遵循的則是在抖音、微博直播等外部平臺「種草」，再轉至洋碼頭App進行商品購買，在這一消費行為中，洋碼頭自身平臺的用戶留存則成了問題。另一方面，今年受疫情影響，發貨、轉運、清關等海淘各個環節均受到影響，流量的轉化跟不上。
在直播帶貨模式上，洋碼頭與其他電商也存在著根本差別，直播帶貨的本質是優質主播依靠流量對於品牌強大的議價權，而洋碼頭的直播則具備這一能力，「引流」似乎成為洋碼頭加碼直播的唯一作用。
儘管通過在直播、短視頻上的加碼，洋碼頭收割了一波流量紅利，然而在網際網路增量逐漸見底，存量競爭激烈的當下洋碼頭仍存在流量留存、轉化的焦慮。對于洋碼頭而言，如果不妥善解決其售後、假貨問題，獲取的再多流量也僅能成為短期流量，用戶不會在「謹慎下單」的平臺上長期消費，洋碼頭也需要在或許流量的同時撕掉其「售假」的標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