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味的平潭：記憶中的思念》之十四
作者：周恩生
1965年秋，我從平潭實驗小學五年制躍進班，錄取到平潭一中，編在初一年二班。讀完上學期，過了寒假，1966年春開始讀下學期。開學沒幾天，學校便停課。大字報貼滿牆，批判吳唅、鄧拓和廖沫沙的「三家村」。繼後，便捲入了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到了暑期，全校學生都輟學回家，從此結束了中學的讀書生涯。
那年，我才13歲。我沒意識到，從那以後，等待我的是漫漫的謀生艱程。
我家是農民。全家八口人，除之大哥入伍和兩個尚小的妹妹外，爸爸、媽媽、二哥和姐姐，都在生產隊裡勞動。我沒讀書了，自然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樣，我的一家，有五個勞動力，起早摸黑，辛勤地耕耘在賴以為生的土地上。
收穫的糧食，除去交公糧，餘下的，分成的政策是「一五八五」。即工分佔15％，人口佔85％，這對於沒有勞力而子女多的社員來說，挺合算的。
生產隊的工分，每分值6－8分，最好年景，可達1角。一年辛苦，除了分到的糧食外，年終分紅，領回的錢，都不上百元。記得最好的一年，領到120元。
家裡全年的生活開支，全依年終分紅，捉襟見肘。不得已，媽將豬養在床前和灶臺間，雖然賣了添貼，但仍入不敷出。
爸忠厚寡言，家庭的重負，多由媽扛著。媽羨慕單位工作的人，每月36元工資，加各種補貼，可達40元。按每個月30天計，每天有1.33元收入。故而，她常操著平潭土話跟我說：「莫顧哄，莫顧雨，立濤落山對三三。」其含義是：我們務農的，不僅擔憂天災，就算正常的下雨天，出不了工，也都沒工分。而在單位工作的人，不必顧慮風，也不必顧慮雨，無論怎麼颳風下雨，與他們都無關，只要太陽一下山，一天1.33元的工資，便到手。
居民每人每月供應28斤大米，每斤大米價格1角3分5釐。每人每月糴米需花費3.78元。亦以一家八口人計，每月糴米總開支為30.24元。若是單職工，以每月40元收入，扣除30.24元、餘9.76元，乘以12個月，等於全年剩餘生活開支的錢僅117.2元，與我家差不多，顯然，日子過得緊巴巴（但差別為，其是一人撫養全家，我是全家勞動）；若是雙職工，全年另增加480收入，生活則富裕；若是一家多人在單位工作，那就是大富人。若是人口少的家庭，即便是單職工，生活過得也相對滋潤。
我的尾叔，在縣食品廠工作。他利用業餘時間，在家做些餅品，由二叔家的堂哥，拿到東澳去買，共同獲取些薄利，以添補家庭開支。
我個子小，在生產隊多跟隨上了年紀的老人，幹些耙壟、甘薯收穫割藤等少挑重擔的活，自然，工分評級也低。一個工分按十成計，男的強勞力，評十成，幹一個小時，可得一個工分。一般男的，評8到10成；婦女，評7到8成；老人，評6到7成；小孩，評4到5成。我評4成，幹一個小時，得0.4分。
媽考慮全家人都聚在生產隊勞動，不是辦法。為維持生計，她叫我也跟堂哥去賣餅，幫助家裡賺點錢。何況，我在生產隊，也賺不了多少工分。
媽帶我到尾叔家，溝通得知，到東澳賣餅，一天到晚，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轉賣，每天得走幾十公裡路。我個子小，即便空手走，都怕走不了，何況身上還要背餅品，是否吃得消？此外，我從來沒有做過生意，能否勝任，打個問號。
打小起，我就裸著腳，扒草，砍樹頭，扒赤鵝（文蛤），生產隊挑垃圾，拔麥拔花生，沙廠挑海沙，龍王頭挑鮭爛，拾狗糞，釆豬食⋯⋯熬過多少苦，困難倒是不怕。至於未做過生意，可學。我雖然個小，而樣樣活兒不輸大人，應該能夠勝任。
承蒙尾叔和堂哥的關照，由堂哥帶著我，跟著他學賣。東澳，我從來沒有去過，這一去，便是煎熬懼怕的兩年，其艱辛，超越了以往。
天蒙蒙亮，我和堂哥啟程了。堂哥挑著擔子，裝的品種多些，我背著長方體鐵筒，內裝100根搓繩（即麻花，由麵粉搓製成女人辮子般的樣式，放入油裡炸，香脆可口）。我跟著堂哥，從城關，穿過近90度彎折的林間大道，往龍王頭方向行進。
百根搓繩加鐵筒、雖沒多重，但走長路，筒帶披在肩上的時間久了，則有微微的酸感。穿林海，綿細鬆軟的沙地，深一腳，淺一腳，有點費勁。
穿過龍王頭村（現澳前鎮龍南村轄地），爬上了「下裡樓」叫作「嶺頂」山的西側（「下裡樓」即現澳前鎮龍北村，當年只知道該村的土話叫「呀了樓」），在山麓斜坡的大塊巖石上歇腳。
初升的太陽，擋在「嶺頂」的東側。避陽下的巖石，顯得冰涼。沐浴著環山的晨風，有著莫名的舒坦。然而，這僅是與負重比較才有的輕鬆感。這樣愜意的停歇，只是瞬間，隨即便要啟程。山頂上，三三兩兩溜溜而下的趕路人，匆匆忙忙從我身旁穿過。那般情景，至今記憶猶新。這裡是東澳北半部區域的人，徒步赴縣城的必經之路。
稍歇片刻，接著趕路。我和堂哥，爬上「嶺頂」，便瞧見沿山勢向東下傾的「下裡樓」村莊，該村不大，石頭瓦房無規則地散點分布著。
進村賣餅了，我跟著堂哥學喊：「咩⋯⋯索樣呃。」。平潭方言：「咩」即為「賣」；「索樣」即為「繩仔」，麻花的意思。倆人的吆喝聲，此起彼落。
有人過來買了。堂哥教我，買單根的，每根5分；買雙根的，優惠每根4.5分，兩根9分。每根搓繩的原料及加工費為4分，還給尾叔。一根賣5分的，我可賺1分；賣4.5分的，我可賺半分。
教會了方法後，到第二個村莊，我們分開賣，堂哥也需賣自己的份額。我從這邊巷進，他從那邊道入，各轉村莊的半邊，叫賣走完後，在村的另一頭匯合，再向下一村進發。
我們一路往東，從「下裡樓」一一進「井邊村」的「上井邊」一一「下井邊」一一穿過海灘一一進「紫蘭村」一一穿過海灘一一進「光瑜村」一一穿過海灘一一爬上山頂進「光瑜坪村「一一轉向東北一一進「東澳尾村」一一拐向南經空曠地帶一一進「潭報村」一一向南經空曠地帶一一進「南賴村」。到達「南賴村」，天近黃昏，搓繩也賣完了，我和堂哥便沿著「南賴村」西的公路，走回家。
到家，天色已黑。在尾叔家，將賣後收的錢進行盤點，我賺了8毛8分錢，不知有多高興。走了一天路，吆喝了一天，雖然口乾腳酸，但賺到錢，也忘記了疲勞，我迫不及待地趕回家，跟媽報喜。
第二天，我和堂哥，照例出行。
初行，帶著神奇的嚮往，精神抖擻。再行，則有些疲乏，精力也沒那麼充沛。但有賺錢的甜頭，出行的興致未減。
我學著堂哥，配添了小木箱和小扁擔。鐵筒亦裝搓繩，木箱裝光餅，扁擔鉤至兩頭繩帶，挑著走。這樣，比肩背鐵筒，自如多了。
光餅的本錢和售價，與搓繩等同。增加了品種及數量，則提高了獲利的空間。
平潭諺語有：「路頭挑點心，路尾挑鐵釘。」說的是肩挑輕的東西，剛開始，會感覺象挑一點點吃的點心那麼輕鬆。但走遠路，挑的時間長了，漸漸地難以支撐，會有挑鐵釘的沉重感。
這天，賣到傍晚，回家盤點，不僅沒賺，本錢還缺兩毛多，按出售量算，錢少了一元多，我的心都涼了。
是光餅或搓繩被盜？還是是錢丟了或被偷？不得而知。我細細地琢磨，問題出在哪裡？第一天，只有鐵筒，放置身前，賣時從鐵筒付搓繩，收款，無機可乘；而挑著木箱和鐵筒，有人買時，扁擔子從肩而下，木箱和鐵筒分置兩邊，我既得光顧木箱光餅，又得照看鐵筒搓繩，還需集中注意力收款、付還買剩的零錢，不免顧此失彼。可能問題就出在我應接不暇導致注意力分散時，被人乘機偷盜。第一次挑擔賣，沒經驗，我也從未意識到會有人偷盜。
還需付還的本錢，尾叔幫我免了。
第三天，堂哥家裡有事，沒法出行。
沒人陪伴，我也不想去。兩天的奔波，己很累。況且，遭受挫折，心情亦不好。但在媽的安慰和鼓勵下，還是去了。
吃一塹，長一智，我把光餅和搓繩混裝，賣時，只開任意一頭，另一邊蓋住，用扁擔壓著，以防被盜。
這天，貨賣完了，我選路邊一巖石，坐下盤點，賺了一元錢，好不高興。
第四天，是我賣餅生涯中，最沮喪的一天，飯盒丟了。
飯盒，在當年是奢侈品。人們燉飯，用的多為缽，亦有盤與碗，沒有蓋子，蒸汽水易入。飯盒就不同了，有蓋，自然衛生多了。
飯盒是鋁製的，銀白亮麗，在街上百貨商場才能買到，每個2.5元。不僅美觀，且攜用方便，一般人買不起。能用到飯盒的，通常為有身份的人家庭富有。
大哥從部隊寄回的行李裡，有飯盒，家人視其為珍品。該飯盒比百貨商場賣的厚實，讓人愛不釋手，在家，也捨不得常用。
我家日常吃的，為薯幹或薯絲。大米為稀罕物，家裡備了點，只有年節才能享有。媽考慮我賣餅辛苦，特拿些米，加入薯幹或薯絲，放在飯盒裡燉，讓我帶著當午飯吃。
終年吃薯幹和薯絲，會膩。當年的大米，特香。我在賣的途中，常在過海灘時，依在灘涂的大巖石旁，拿出飯盒，舀上一兩勺，放入口中解饞。至12點左右吃午飯時，通常只剩三分之二。吃完午飯，都把飯盒放入鐵筒或木箱裡。
下午，不經意中留意到飯盒，不見了。我頓時慌了神，木箱和鐵筒裡沒有，環視四周，也沒有，不知是什麼時候丟的，怎麼丟，也不知。
沒了，沒了，怎麼這就沒了？我用手揉著眼睛，淚花奪眶而出。
四天的堅忍跋涉，腿腳酸疼的已支撐不住，我再也沒了賣的心思，提早拖著疲憊的身軀，踱著步回家了。
到了家，媽也沒責備。我委屈地跟媽說：「媽，我不想再賣了，我真的走不動了。」
在家休息了幾天，經大家的動員，我又開始賣了。後來，堂哥出行的次數逐漸減少，我多獨自前行。
隨著時境的變遷，單賣光餅和搓繩，售量大不如前。為能滿足更多人對不同品種的需求，挑擔改成兩頭均為木箱，增添了肉包、豆包、饅頭和油餅。數量多了，負重也大。
六個品種，喊賣無法一一報出，只能根據順口，擇其幾項，喊著：「賣豆包、肉包、饅頭繩仔呃。」天天如此，響徹在東澳北部區域的各個村莊，迴旋在房前屋後、街頭巷尾，冉冉升空。
有一天，在「下裡樓」叫賣時，一隻彪悍的黃色大狗，從遠處躥到我眼前，我嚇呆了，想求救，但旁邊無人。還好黃狗沒咬我，只瞪著大眼，兇狠地朝我吠叫。我意識到不能快走或跑，那必定被咬。我帶著恐懼，一邊繼續喊著：「賣豆包、饅頭繩仔呃⋯⋯賣豆包、饅頭繩仔呃⋯⋯」（懼怕得連肉包都漏喊了），一邊慢慢地移動著步子。此時，另一邊又竄出一隻相似的狗，兩隻狗跟在我身後，不停地吠叫著。我朝著出村道路，邊喊賣邊慢步移出村。兩隻狗，跟到村口，望著我遠去的背影，仍吠著。
小孩躲在牆角，拿著小石塊，朝鐵筒砸，「鐺」！當我驚駭地轉過身，還未反應過來時，他們已「哈哈」地分散沿著牆邊跑了。
我在喊「賣⋯⋯豆包、肉包、饅頭繩仔呃！」，有孩子也跟著喊。惡搞的孩子，會附和地喊：「賣⋯⋯包包、包包、包包繩仔呃。」⋯⋯
小孩的天性，尚可理解。有時，大人也會拿我調侃。
東澳尾的最北端，有一條羊腸小道，穿過村中直達北側岸邊，我叫賣到那裡，會蹲在水邊洗手。一撥漁民，在村中修船補網。一位漁民，把我箱子掀開，問一塊油餅多少錢？我說一毛錢，他說八分賣不賣？我的本錢是八分，賣一塊一毛錢，可賺兩分，賣八分，沒賺，自然不會賣。因而，我說「九分」，他沒理會。一位可能是負責的船老大說：「沒買，沒買，快走。」招呼我離開。我沒走，在那裡等著。
過了會兒，一位漁民說：「小孩，吃到飽，多少錢？」我搖搖頭，說不知道。另一漁民走過來，翻了翻箱，拿出了一塊：「哎呀，還是我先吃。」他指著那位負責人，跟我說，由他付錢。
不一會兒，漁民們陸續過來拿著吃。結帳時，我向負責人要錢，他說：「我又沒吃，幹嗎向我要錢，誰吃，你向誰要去。」我找他們要，他們都不給。他們說負責人逗我玩，會給的。負責人說：「我叫你走你不聽，他們一貫都是白吃不付錢的。」就這樣耗著，誰也不付錢。我雖不信，但亦有擔憂。他們不知道我的時間寶貴，拖到晚拿回錢，回家就來不及了。
其實，他們也挺好的，只是逗我玩。不一會兒，負責人也拿了一塊吃，便如數把錢給我，說我很會做生意，今天做好夢，一下子賣了這麼多。然而，我也嘗到了焦心的滋味。
東澳海城的風，特大。以「下裡樓」和「光瑜坪」兩個高處為支點，中間的「紫蘭村」和「光瑜村」之間，夾著三段海灘，為風口帶。寒冷的冬天，北風呼呼地怒吼，在大海翻滾波濤的助力下，狂風一路肆虐向南，穿過海岸邊東西走向通往澳前的公路，摧殘路南坡上的植被。這裡是海島最難綠化成功的區域，那裡的植被，稀稀拉拉，斑痕累累。三大風口，是賣餅的必經之路。頂著刺骨的寒風，穿過灘涂，步履艱難，直打寒顫。
弱小帶駝的身軀，挑著餅品，每天翻山越嶺、走村串巷幾十公裡，超出了承載的能力。賣餅的終日吆喝，讓人口乾舌燥，聲音嘶啞。風吹雨打、烈日暴曬和忍辱負重，時時都在不斷地透支脆弱的軀體。我常常精疲力盡，走不動了，在家一躺，便是數天。稍有好轉，又要啟程。
賣餅回家，媽經常會拿魚乾煮些小粉幹滑薯粉類的佳餚，慰勞我。並每次都會從賺回的錢中，提取5分錢獎勵我，作為我的私房錢。
媽常在親人和鄰居面前誇我。記得媽離世後，我鄰居一位大媽跟我說，我在江西做民工時，媽難受不堪，她跟這位大媽說，我在家時，能解她的心頭憂。
當年賣餅時，如逢生意好，會早賣完早返回。到家後，媽在外山出工還未收工，我便會到外山找媽。在相思樹下，我依偎在媽的懷裡撒嬌，充滿了童年的幸福與歡樂。有母愛的溫暖，委屈有處傾訴，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但這一切是那麼的短暫，不久，就永遠沒有了。在以後的漫長歲月中，每當我受屈無助時，都會到墳前找媽，她給了我靈魂的慰籍，讓我在徵程上一帆風順。
生活的窘迫，讓我走上了賣餅的道路，沒有退縮的餘地，只有前行的選擇。
賣餅雖苦，但收入可觀，會頂一個職工的工資，對緩解家庭的經濟壓力，改善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是再苦也不放棄的動力。
當年，東澳村，我僅走公路以北區域，原因為，每天的行程，走完該區域回家，天便黑了。再走南部，根本沒時間。且南部區域，不僅村莊少，亦有高山峻岭阻隔，難以通行。
北部區域的村莊，光瑜和東澳尾較大。其次為紫蘭、潭報、南賴和井邊，最小的為下裡樓和光瑜坪。井邊若按上井邊和下井邊分開算，也列入小村範疇。官姜和澳前，為漁港，碼頭有店鋪。那裡的人，可到店鋪購物，外人挑餅進去，沒什麼售路，故未涉及。且官姜處在行程路徑的中北端，拐進時間不夠，而澳前碼頭在南賴村南端，賣到南賴村，帶去的餅品基本賣完，且天已黃昏，拐進澳前碼頭，時間來不及，也沒實際意義。
賣量最大的為光瑜和東澳尾，其次為潭報、井邊、下裡樓和光瑜坪，紫蘭和南賴，幾乎都沒賣，只是順路拐進，溜溜便離開。賣量的多少，可反映該村的貧富狀況和消費水平。
親和力最強的為光瑜、東澳尾和下裡樓，其次為井邊、光瑜坪和潭報，走進南賴和紫蘭，有種陌生的冷酷感。
東澳許多上了年紀的婦女，裝扮的象流水港東和東庠的婦女，髮髻盤後，插釵戴花。出門做客，抹粉，常花4角5分或9角錢，向我一次性買10一20條搓繩，帶去做禮品。
東澳黃瓜魚「發海」（「發海」為平潭方言，大豐收的意思），一艘艘滿載黃瓜魚的機帆船駛入澳前碼頭，卸下的黃瓜魚，堆積如山，每斤1角5分至2角，買一頭兩斤多重，5角錢便夠，按現在價，每條要幾千元，物以稀為貴。
聞知「發海」時，我偶爾會拐進，買只帶回，其花費了我半天的收入，有時生意差時，一天才賺五六毛，等於整天的辛苦，換一條魚，會捨不得買。
東澳有一小店鋪，在哪裡我未知。聽村上的人說，店主名字叫「八勾」，也做搓繩賣，大家都說「八勾繩仔很大條」。
而今，東澳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先，東澳尾和潭報之間的空曠區域和潭報至南賴的空曠區域，已蓋滿了民房，三個村莊連成一體，再沒有了原先的舊貌。
平潭城關，有一賣「飴米糖」的（「飴米糖」為平潭土話，即用麥芽糖加工煮成的圓盤型大糖塊，顏色乳白），挑著兩個長筒形大籮筐，一頭筐面放著「一米糖」，挑到東澳去賣。籮筐用來裝收購站可收購物品。其手拿一約15公分長8公分寬一頭鋒利的鐵製刀片，配一小錘子。邊行走邊用錘子敲打刀片，發出清脆的響聲，替代口喊，招攬買主。
買的人，多為小孩，有的用錢賣，有的用物換取。買時，賣「飴米糖」的，可將刀片打入糖盤邊緣，敲打分離粘粘的薄片。一分錢，可敲一小片，根據錢的多少，決定敲出其長度和厚度。用牙膏殼、黃銅線、玻璃餅等換取，依折出的價值敲給。賣主將收購到的物品，再挑到收購站去賣。
賣「飴米糖」的，姓啥名啥，過了五十四年，一時想不起來，他人很好。他也在我賣餅的區域賣，我們時常碰面，一起做伴回家。他給了我很多的歡樂，緩解了我不少的孤獨和寂寞（他若有機會看到我寫的回憶，可與我聯繫，敘敘舊），真感謝他。
小時，東澳賣餅的情景，一直保留在我的記憶裡， 時終沒有忘懷。
春去冬來，隻身穿越寂寥的林間大道，有著莫名的孤獨；徵途的大海灘面，空蕩無影，只有蕭瑟的海風，呼嘯伴行；北側洶湧澎湃的灰暗波濤，年年月月，咆哮不息，顯得悲涼悽切；年復一年，遙遙無期的輾轉闖蕩，令我寒膽。我幾番想放棄不賣，而精神上的慰籍、生活的窘迫和利潤的誘惑，讓我無法放手。政府不是在打擊投機倒把嗎？什麼時候能不允許賣多好？其是我希望的寄託。
到了1968年春，媽關進了牛鬼蛇的學習班，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由此，結束了我東澳賣餅的生涯。
殊不知，東澳賣餅的苦，僅是小插曲，更大的磨難，在後頭。《原味的平潭》一記憶中的思念之十五：《在江西當民工的日子》（1969－1971年），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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