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謝志強 文學報
有些文字是不會過去的，時間過得越久，讀之越「香」。這些年來，從公共場合到私人閱讀中，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從來沒有淡去，而是不斷生發著新意。屢登「熱搜」，多次「走紅」，網絡時代的汪曾祺被越來越多的人喜愛，因為他既是大家也是布衣，更因為他賦予文字以真正的中國式煙火氣。
汪曾祺
如學者孫鬱所言：「汪曾祺把中華文化當中最溫潤的那些東西給召喚出來，這些正成為我們當下社會最急需的精神營養。而且汪曾祺還打通古今，幾千年漢語言文學的經驗，在他筆下調試出了最有現代性的東西。」一位普通讀者對於汪曾祺作品的讀感，則代表了很多人的共同感受：他只是淡淡地講周遭的事，講生而為人的小快樂和小趣味，年輕時覺得淺，忽然有一天讀懂了他，才發現字字都是生活。
汪曾祺的作品中，曾無數次提到他的故鄉高郵。5月18日，位於高郵的汪曾祺紀念館將正式開館。今後，在這座他一輩子愛著的城市，人們可以循著作家的生活氣息，徜徉於他的文學世界。
（文中汪曾祺紀念館攝影圖片均授權自公號：好事成雙在高郵，蔣靜 等/攝）
在這座古樸大方兼具現代簡約風格的紀念館內，通過形態錯動、疊加，形成多個內院，好似以往汪家大院院落的天井空間。館內共分兩層，分為11個展廳，由「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學世界」「家鄉的人和事」「為人為文」「懷念與傳承」等主題統攝，每個篇章連接在一起，勾連了汪老一生輾轉的地理軌跡，也連綴起他筆下豐富多彩的文學世界。
今天的夜讀，帶來作家謝志強對於汪曾祺小說的重讀，也帶您一同搶先掠影這座即將新開的汪曾祺紀念館。在謝志強眼中，1980年代的先鋒文學潮流下，汪曾祺的小說，「本就是深深地從中國現實的文化土壤裡『拱出』的，是以溫情溫和的姿態，顛覆了那個時代的霸道的文學習慣」。
謝志強 | 文
刊於2016年7月文學報
這是一個多夢的年代，也是一個回憶的年代。夢想是一種展望的方式，也是對未來的回憶（科幻小說已提供了這種回憶）。然而，面向過去的回憶，則是一種懷舊。
懷舊是人類的基本情感。當我們懷舊（其另一個詞是反思）時，要麼我們已衰老，要麼現實出現了缺陷。近兩年，我頻繁地見識文壇回憶上世紀有激情有活力的八十年代，相當多的話題集中在「先鋒文學」。不久前，雷默和我與馬原邂逅，夜談小說，我認同先鋒文學的核心是小說的方法論的觀點。而且，當年中國小說內在的生長已尋求頂開原有的意識形態的「石板」——這使我想到汪曾祺的一篇寫點埂豆的隨筆（我看是小說，二百餘字）。一個老農，連田埂也不讓它閒著，當他把豆點遍了田埂，還剩一把，他順手掀開田埂上的一塊石板撒進，過了些日子，他發現石板翹起，一掀，一群豆芽像一片小手託起了石板，於是用了一個驚嘆詞：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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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文學就像豆芽頂起「石板」。記得當年，我也囫圇吞棗、飢不擇食地閱讀過意識流表現主義黑色幽默新小說荒誕派結構小說魔幻現實主義等各種流派各種主義打旗號貼標籤的小說。像是中國文壇掀起了一場「先鋒」運動，就連小城，懂還是不懂，你不談「先鋒」，就意味著背時。似「文革」中風行一時的打雞血。短暫的幾年裡，我們幾乎玩遍了歐美半個多世紀的小說方法。其實，當時中國進行時的「先鋒」，在別人那裡已成了「過去式」。我畢竟經歷過「先鋒」文學的洗禮。現在的問題是：所有的小說技術，都被玩過了，我們的小說還能怎麼玩？
當我們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掀起的「先鋒文學」浪潮（我總覺得像一場小說運動），我發現，這種回憶有一個盲點。
馬原、殘雪、格非、孫甘露等作家沒有被動員而不約而同地形成的「先鋒」現象（我不把餘華、蘇童圈在其中），其實是頂開石板的文學潛意識，共同探求怎麼寫。
但是，從文學史的角度，一種文學潮流對後續的文學持續的影響上看，在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生態時出現的一個盲點是：汪曾祺。
歷史是被發現的。對於小說而言，被發現是通過文本的被閱讀。我從小的閱讀，是有什麼吃什麼。《林海雪原》《紅巖》等紅色敘事，《豔陽天》《金光大道》以及樣板戲，建立和強化了我的階級鬥爭觀念，好像到處都有「敵人」。我沒有意識到什麼被省略被遮蔽了。只是在偷竊所謂「封資修」的可憐的禁書時，略微感覺偷食「禁果」的好奇：還存在著另一種小說？改革開放前後，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的小說相繼「被發現」：過去怎麼像不存在一樣呢？怎麼會被遮蔽得那麼不留痕跡呢？
而先鋒和筆記（我將其先鋒文學與筆記體小說簡約為符號式的兩個詞），一開始就並置出現，伴隨著我的文學成長，僅僅過了三十多年，「先鋒」反覆被發現，成了現在文壇的一個熱議話題，但「筆記」被淡化了。這裡有個視角問題，我們怎麼發現（看待）先鋒和筆記對中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
確實，與「先鋒文學」群體相比，汪曾祺以及阿城，那一部分筆記體小說（阿城有一批精短的筆記體小說），勢單力薄了。我還得謹慎判斷隨後的「尋根文學」與其某種親緣關係。但是，汪曾祺注重的是：寫什麼？
小說應該有一種姿態：冒犯、顛覆。毫無疑問，馬原等先鋒文學和汪曾祺等筆記體小說，各自用自己的方式顛覆了此前主導的文學。只不過，先鋒文學憑藉外力（主要是翻譯過來的小說），從「怎麼寫」顛覆了過去的「怎麼寫」（所謂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汪曾祺的筆記體小說，是啟用傳統（中國古典文學的方法），從「寫什麼」顛覆了過去的「寫什麼」（宏大敘事）。均有開創性價值。對此，我還驚奇過：小說還能那樣寫？
現在回憶，先鋒文學「形式就是內容」，拉丁美洲「爆炸文學」的一個啟示，是外國的小說方法與本國的現實土壤的有機融合。我想，先鋒文學的曇花一現，主要原因是，移植小說形式之花，顛覆的同時，根系沒有扎入豐沃的現實土壤。像文學的「二道販子」？
汪曾祺小說，則深深地從中國現實的文化土壤裡拱出。而且，是以溫情溫和的姿態，顛覆了那個時代的霸道的文學習慣。如果從影響角度來觀察，那麼汪曾祺的持續影響更為綿長。
汪曾祺擁有許多「粉絲」。這並不意味著小說觀念的「落後」。尤其針對當下許多小說精神「蒼白」、故事「空轉」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寫什麼」比「怎麼寫」更為要緊。寫什麼和怎麼寫至今仍是困擾許多作家的問題。閱讀墨西哥作家安赫萊斯·馮斯特爾塔（穿裙子的馬爾克斯）《大眼睛的女人》時，我欣喜地發現，為什麼汪曾祺和安赫萊斯背靠背，沒通氣，卻都採取同樣的小說方法：筆記體小說。
當然，《大眼睛的女人》沒有打出什麼文學旗號，但是，安赫萊斯給38個女人賦予了最合適的表現形式，頗似汪曾祺的筆記體小說——內容本能地獲得了貼切的形式。這有待比較文學去研究。
考量一種流派或一位作家在文學史層面的意義和價值，在過去、未來和現在的維度上，一是顛覆性，也就是在內容和形式上的新意，二是影響力，也就是持續地滋養著後來的作家。
汪曾祺的小說兼有兩者。他用溫和的顛覆開啟了中國小說的一扇別致之門，並且，他用溫情的表達，潛流般地影響了中國小說的走向。
我也是八十年代的親歷者。現在，我把「先鋒」和「筆記」置於同一等量的價值。但是，汪曾祺小說的價值在我們的回憶中是個盲點。
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不能「擇食」而被動閱讀。汪曾祺小說中的小人物，則相當於「文革」前被批判的「中間人物」。小人物一旦被批判，就在小說中隱退，把位置讓給「英雄」。而且，汪曾祺寫小說，像拉家常，還謙遜地說：我寫了舊題材，只是因為我對舊社會的生活比較熟悉，有真切的了解和深切的感情。汪曾祺小說是舊瓶裝新酒，激活了古典筆記體小說的方法來表達他熟悉的生活。
汪曾祺自在從容地用他的方式，從文化視角切入，顛覆了以「階級鬥爭」為主導的政治視角。其實，同時代的傷痕文學也是採取政治視角。汪曾祺的小說中的文化視角，無意之中，穿越時間，融入了當代的世界文學。因為，冷戰結束，兩極的政治視角淡化，文化的視角已成為當今世界小說的主流。
現在，一般讀者回憶，汪曾祺開了一代文風：表達日常生活中人物的趣味、樸實，寫出了人性中的「灰色地帶」。當時，汪曾祺這種寫法弄得編輯很為難：你敢發表我的小說嗎？
以近些年被許多作家、評論家頻繁談起的《陳小手》為例。汪曾祺幾乎用一半的篇幅寫接生風俗，大戶人家，一般人家，生孩子怎麼請接生婆，寫出了一幅接生文化的圖景和格局，然後，引出主角：陳小手。敘述像一張網，先撒後收。撒得開收得緊，那是一張風俗文化之網（其中包含禮儀文化），落在網中的是陳小手。汪曾祺注重往小裡寫：陳小手的小手。在老娘為主導的接生文化裡，男性的小手是個異類。大戶人家，非到萬不得已，才請他。陳小手不在乎文化的歧視。小說裡寫了他的從容淡定。
「聯軍」的團長不得不請陳小手。團長蠻橫霸道，要他大人小孩都得保住。但團長仍講究禮數：擺酒席、付報酬。可是，送陳小手上馬，團長從背後「一槍就把他打下來了」。而且，打死了恩人陳小手，團長覺得怪委屈。團長異常在乎：我的女人，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許碰，這小子，太欺負人了。
陳小手「活」了別人，自己卻「死」了。俗話說：知恩圖報，善有善報。這種因果鏈就此斷裂——被顛覆了。
團長作為男人的這種佔有欲，中外小說都存在過，這是人性中的陰暗，是寵愛的一種極端表達。
我多次聽到幾位作家或評論家欣賞《陳小手》，用的是政治視角去解讀：團長的封建意識在作怪。
這種政治視角解讀小說，我也常常領教過。有一度，翻譯過來的歐美小說，譯者在前言或後記中會提醒中國讀者：這位作家難免有資產階級的局限性。
過了多年，我意識到，中國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怎麼撿起「資產階級」思想的帽子來扣？況且，我家庭出身還是貧農。出身貧農也沒經歷過貧農的生活，當時，還以「貧」為榮呢。回憶過去，像分析文本或素材，要找出其中的深度，許多人還是採用政治視角。汪曾祺獨特之處就是使用文化視角。
同一個文本，同一種記憶，常常出現不同的解讀。教育專家蔡柵柵在介紹分析中國、日本教科書中的魯迅《故鄉》時，就頗有意味。兩國設置《故鄉》的教學目標，差異明顯。中國關注的是大，用大詞，而且是政治角度，人與政治的關係，強調的是對待過去；日本重視的是小，用小詞，是人生角度，人與環境的關係，突出的是對待當下，是被當作活用性的「處理人際關係」的範例來對待。
對比兩國對《故鄉》的不同教學目標，蔡柵柵說：如果說經典是能夠照出當下的存在，那麼課堂上的《故鄉》，就是一個活血的經典。解讀汪曾祺的小說，以其價值，也有個「能夠照出當下的存在」的問題。
當我們指出聯軍團長的封建思想根源，以為找到了小說的深度。但是，小說要落在當下，這種政治視角的解讀就「隔膜」了。尤其「80後」「90後」，不知「封建思想」和自己的存在有什麼關係？人性有著恆定性，常常超越視角、制度、國界、民族，這叫普適性。汪曾祺小說的價值和意義，放在八十年代的背景裡，是通過文化視角的表達顛覆了政治視角固定模式。而且，是從小說內部進行的冒犯。
最近，我在一次小說講座裡，被問起對《陳小手》的敘述視角的看法，結尾一句：團長覺得怪委屈。問者認為是否多餘，這是個判斷句。
《陳小手》的敘事是全知全能的視角。開頭就是：我們那地方，過去極少有產科醫生。用的是複數：我們。直到寫來了聯軍，第二次出現「我們」——這個「我們」是見證者又是敘述者。其實，「我們」處處隱在字裡行間的背後。
結尾這一句，終於以判斷的姿態「顯露」：團長覺得怪委屈。怪這個詞，很傳神，人性之怪，扭曲了。可是，有的作家認定是「封建思想」之怪。我說：這樣的視角解讀，就低估了《陳小手》。這與選入教科書的《故鄉》的遭遇相似。
中國傳統文化裡，「我」（個體）隱在，習慣以「集體」（我們）的名義出現。敘述者「我們」與陳小手這個「個人」形成對比。可以體味出敘述的個性風格，其實是「我」在敘述，只是以「我們」的姿態出面，個體微弱，集體強大——有說服的力量。是對過去的另一種「我們」的顛覆。
所以，「先鋒」和「筆記」這兩個當年文學的符號，均有著顛覆性質的意義和價值。當「我們」重新回憶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圖景，汪曾祺以及阿城成了盲點。1985年汪曾祺如是表達：我要對「小說」這個概念進行一次大衝決。可見汪曾祺的清醒，就是過去的小說有問題了。衝決就是冒犯。有些作家在時間的長河裡會越發彰顯其文學的價值。汪曾祺就是其中一位。因為他是在文學內部有破有立，對過去顛覆的同時，又影響了未來小說的走向。汪曾祺小說不僅僅是他的獨特風格，重要的是他那有靈魂的寫作。因為，他的小說靈魂在場。靈魂在場是當前我們寫作面臨的重要問題。
新媒體編輯 張瀅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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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汪曾祺逝世23周年：在紀念館觸摸生活氣息，讀小說則為重識他在場的靈魂 | 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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