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大院第四代農家樂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引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唐代詩人杜牧這首膾炙人口的《清明》詩，呈現出的另一個景觀歷來被淡視：即唐代農家樂業態的呈現和繁盛面貌。「杏花村」所指並非沒有來處，而是今天的山西省汾陽市杏花村鎮，這裡「處處街頭揭翠簾」，如今已成為全國有名的「酒鄉」。
2018年10月25日，我依次走訪和參觀了第一代農家樂和第二代農家的原址。在園區內一塊巨石上，清晰地刻著「中國農家樂第一家」幾個大紅字。而陳列館裡那些老照片，也在無聲地講述著農家樂發展讓人難忘的歷史。
作為連接城市和鄉村的一個文化休閒娛樂載體，真正的「農家樂」的，是在改革開放近10年後、即1986年才被確認的。它的出現，承載了身為城市人但嚮往田園生活的相當大一部分的生活理想，當然，也極大地滿足了農村和農民面向城市、迎接城市生活的願望。農村和城市，經由「農家樂」這個載體，在最初的衝突、包容之後，完成了融合。
作為一個特殊歷史時期的見證，開辦「農家樂」的第一代「農民」早已經脫盡了「農民」這個身份，並以新城市主人的身份參與和融入到城市與鄉村的融合之中。
成都有幸成為中國農家樂的發源地，並在近30年的「農家樂」發展歷史過程中，完成了第一代到第六代的跨越。如今，遍布成都近郊及遠郊的農家樂，不僅吸納了相當一部分農民再就業和創業，也在一定程度上帶活了農村經濟。農家樂的誕生、發展和裂變，不僅帶來了農民身份的改變，也帶來了生活觀念的改變以及生產方式的改變。
第一代農家樂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上編：中國農家樂第一家養成史
第一代農家樂橫空出世：1986-1996 宅基地上的「農家樂試驗」
1977年，改革開放的前一年，28歲的徐紀元已經有了三個兒子。因為人口眾多，母親決定分家。徐紀元當時向母親提出：寧願不要大房子或者少要一間房，也要把靠自留地邊的房子分給他，理由是三個孩子大了之後便於房子好拓展。
多年後，徐紀元回憶起這段分家經歷，堅持要靠近自留地邊的房子，被認為是奠定徐家大院發展農家樂基礎的遠見之舉。
推行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後，作為小組長的徐紀元帶領村民在自留地上種植花木，並率先成為萬元戶代表，戴上大紅花遊郫縣縣城四門。隨後，他又帶頭承包集體花果園，完成了創建「農家樂」的物質和生態基礎。
隨著花木生意的擴大，迎來送往之間，徐紀元結交朋友的層次在提高，他發現自家的房屋質量和居住環境太差，於是下決心修建一個三合院，一是改善自家居住環境，同時也可以招待生意往來的朋友。
1986年9月，一座寬敞、明亮的三合院式川西名居如期竣工落成，徐紀元做苗木生意的朋友都紛紛來祝賀參觀。當時的《成都晚報》記者王學成聽說「郫縣花農修了一個三合院」的消息後，就到徐家來蹲點採訪。回去之後，發了一組名為《鮮花盛開的村莊，沒有圍牆的農民公園》的系列報導，這組報導很快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
報導出來後，時任郫縣友愛鄉黨委書記楊守成到徐家大院，見到徐紀元時，第一句話就問：聽說有人在你這耍起不想走了，還在這裡吃飯，有沒有這回事？
徐紀元回答說：是的，到中午了，回去又遠，就在這和我們一起隨便吃點。
聽徐紀元這麼說，楊守成說：那我今天也不走了，也要在這吃飯，你歡不歡迎？
當天徐紀元給楊守成炒了一盤迴鍋肉，另外還要幾道素菜。吃完後，楊守成對徐紀元說：今後不管哪個在這裡吃飯，就做給他吃，他們要給錢，你就收著，改革開放了，政府鼓勵大家勤勞致富。
楊守成離開後，徐紀元琢磨開了：現在發展商品經濟，付出了勞動就應該得到回報，在做好花木生意的同時，如果有人在我家吃飯，我順便為他們服好務，多掙點不是更好嗎？
和家人商量並得到支持後，徐紀元在三合院裡添置了兩張飯桌和一些板凳，並添置了兩套像樣的餐具，每天把院裡衛生打掃得乾乾淨淨的，做好了餐飲服務的一切準備。
1987年開始，這個三合院陸續接待了郫縣和成都市以及國家衛計委的客人。據徐紀元在《我和我的徐家大院》一書中記錄，為接待時任國家衛計委副主任季宗權一行，當時徐家大院準備了一桌正宗的傳統農家菜，其中有手工石磨豆花、郫縣豆瓣炒的回鍋肉、農家土雞做成的涼拌雞塊、農家香腸和臘肉，還有用自己地裡新鮮蔬菜煮成的趴趴菜以及自家泡菜罈裡的老泡菜等。
一個普通的農家，有滿園的花木、別致的盆景、可口的農家土菜讓季宗權讚不絕口，他即興為徐家大院寫了四句詩：郫縣小徐家，致富靠種花；全國都學他，小康滿中華。
1994年，時任四川省委副書記馮元蔚聽到農科村鬧熱了，也想親眼來看看城裡人如何在鄉下農家玩得那麼開心的。吃過飯，馮元蔚當著看鬧熱的200多位遊客和村民，為徐家大院寫下了「農家樂」三個字。
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農家樂」這個名字就在農科村四處叫開了。這種模式經過報刊雜誌和電視的報導，慢慢輻射到了川西壩各個地方，但凡能提供吃喝休閒的鄉村農家接待點，都成為「農家樂」。但源頭所指，都認為是徐家大院發其端。
第二代農家樂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1996-2004 第二代農家樂引進住宿
隨著農家樂客源的不斷湧入，用房需求量不斷增大，1986年建成的三合院已經明顯不適應市場的需要，由此，第二代農家樂的打造被提上日程。
寫申請、審批土地、簡單的設計、購買材料……經過一年的努力，1996年7月，第二代農家樂雛形初現：一棟淡藍色的、小巧玲瓏的仿古式別墅拔地而起。正式開放後接待的第一位重量級人物，就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黨校校長的胡錦濤同志。
在徐家大院停留將近三個小時的時間裡，徐紀元得以和胡錦濤同志有20多分鐘單獨相處的時間。徐紀元還記得，錦濤同志鼓勵他繼續搞好苗木生產，多增加收入，同時促進鄉村環境美化；農家樂的發展也有繼續，一定要做出特色，做出榜樣，給城市人民的周末休閒創造更加優美的環境，要帶動周邊人致富，逐步讓農家樂這種鄉村旅遊形式推廣到全國各地。
在徐家大院的帶動下，整個郫縣農科村逐漸形成了一園一景、幾乎家家都開農家樂的局面。易園、知青園、中華盆景園等有名農家樂紛紛在這一時期誕生。農家樂一時風雲四起，散客、小團體、同學會、戰友會、家族聚會、生日聚會、離退幹部聚會、甚至婚宴請客，都湧入了農家樂。據不完全統計，到2000年前夕，當時只有不到400畝地的農科村，常年經營戶就近100家，每天有上萬遊客前來遊覽休閒。觀農家景、品農家菜、住農家屋、體驗農家生活、感受農家風俗，成為當時城市人的一種休閒生活風尚。
就在成都乃至全國各地都在學習徐家大院的第一代農家樂模式的時候，徐紀元帶頭對農家樂的模式進行了創新性革命：即在原來提供餐飲的基礎上，配套升級為提供住宿。利用新修建的別墅，打造10餘間客房，吸引和遊客在農科村住下來過夜。
從初級的利用家庭自由勞動力開辦農家樂到滿足一小部分人的餐飲住宿需求，「農家樂」的發展周期經歷了8年時間，而這8年，也是改革開放以後，城市居民財富增長、農村變化最顯著的8年，城鄉之間的融合藉助「農家樂」這一平臺，達到了空前的頻繁與和諧。
第三代農家樂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2004-2012 第三代農家樂：提檔升級
早在2001年，徐家大院內部就完成了一次內部分家：對外徐家大院是一個整體，但對內按三股，對農家樂接待產業及苗圃產業進行了分配，各人肩上挑一份膽子，都去接受市場的考驗。
平穩分家之後的徐紀元得以有空跳出繁瑣的農家樂經營管理，到外面去看看。這一走出去讓他大為吃驚，除了徐家大院因為名氣影響大還能保留一定的客源外，其他農家樂已從往日的門庭若市變成門可羅雀，有些甚至關門歇業。相反，郫縣近郊、比如溫江一些新開的農家樂不僅比徐家大院更精緻、更現代氣派，而且服務更有特色、更有檔次，遠遠超過了自我感覺良好的「農科村」。
為此，在徐紀元的推動下，徐家大院進行了一次提檔升級。大兒子徐世勇建議將第一代、第二代農家樂保留下來，作為農家樂陳列館供遊客參觀，新的提檔升級的農家樂所需的土地，爭取政府另外劃撥土地修建。
於2003年底投入使用的徐家大院，是第三代農家樂的典型，其經營場地和設施設備，都有了一個全新的面貌。最大的變化是：大院的農家樂從2001年的一分為三，恢復到三合為一：徐紀元負責全面管理，三個兒子各負責一個方面的業務。同時，引進來自成都的酒店管理公司、引進職業經理人制度，正式步入企業的現代化科學管理軌道。
2012-2017 第四代農家樂：鄉村酒店
2012年，徐紀元退居二線，將打理「農家樂」的重任交給了三個兒子。
「徐家大院」這個三合為一的「農家樂」品牌從2012年開始，又有了大的變化，即在三個兒子的努力下，興辦了徐家大院鄉村酒店，這個鄉村酒店被稱為第四代農家樂。
「2017年以後，我計劃用3-5年時間，打造第五代農家樂。」徐紀元的大兒子徐世勇告訴我：第五代農家樂將在鄉村酒店的基礎上，走高端精品酒店的路線。目前，佔地200畝，總投資超過1億元的第五代農家樂已經確定名稱，將不再是「徐家大院」，而被命名為匯景園。
作為匯景園建設的第一個重要工程：川派盆景博覽園已經初步完成：從第五代農家樂的構想可以發現，無論是徐紀元還是徐世勇，都沒有忘記農家樂起源的根，那就是依靠苗圃發家。
而徐世勇強調的高端精品酒店的定位，實際已經跳出了「農家」這個概念，成為了奢侈消費，會不會影響到「農家樂」的發展呢？
徐世勇認為，作為第三代農業樂管理者，必須要學會與時俱進。城市人的消費早已經完成了提檔升級，原來的鄉村酒店肯定不能滿足，如果我們還停留在以前的水平，農家樂才真正會受到影響。
「徐家大院的成功，最開始得益於國家的改革開放大環境，另外一點，也跟那一代人具有的開放眼光、前瞻性思維有很大關係。」他說，同樣是守著自己的自留地生活，成都的農民為什麼就敢於跳出幾千年限定在農民身上的限制，開辦農家樂？這證明「成都人有盆地意識」的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
徐世勇的一個觀點頗能引發思考，他說：相較於華西村的模式來，徐家大院的貢獻是很大的。因為，華西村的模式不可複製，而農村呢，徐家大院呢，他的模式是可以複製的，它有示範價值，有帶動作用。在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農村經濟改革作為其中最重要的一環，徐家大院率先把一、三產業結合起來，而且作為一個農民，敢於把農村裡只習慣於種糧油作物的承包地，短時間全部改種具有較高經濟效益的花木，然後又利用花木基地與庭院，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帶頭創辦了全國第一家農家樂旅遊公司，並最後成功複製到全國各地，使農家樂的種子在全國各地生根、開花、結果。因此，無論是後來的漁家樂、牧家樂、藏家樂、羌家樂、苗家樂、彝家樂，其源頭都在這裡。
徐家大院或者說農科村的價值究竟在哪裡？相信歷史會給出公正的評價。
「中國農家樂之父」甄先堯
下編：「中國農家樂之父」的另類解讀
農家樂：從溫江走向全國
成都溫江區原政協副主席甄先堯已經退休多年，但他仍然活躍在思想理論界，一個主要原因是，他被媒體譽為「中國農家樂之父」，是改革開放以來農家樂的著名創始人。對於農家樂的源起，甄先堯有自己的另類解讀。
1993年，溫江提出開展「農家美、農家樂」主題活動。「農家樂」這一概念從「農家美、農家樂」活動中被提煉出來。這是「農家樂」三個字在官方文件或活動中的首次出現。
據甄先堯回憶，早起90年代初，他陪中央電視臺著名策劃人張林採訪溫江農村的農家樂，面對風景如畫的農村、春風滿面的農人興致勃勃的遊客，他當時就寫了一句藏頭詩：農舍鄉情純，家家客盈門。。美酒新溫處，樂醉一江春，詩中第一次提煉出了「農家美樂」四個字。
1992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溫江抓奔小康試點，當時的溫江縣委抽調大批幹部下鄉，制定小康計劃，幫助農民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甄先堯被抽調到精神文明建設組，負責抓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創新活動。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走訪，甄先堯發現了當時溫江農村存在的一些問題。針對這些問題，他向當時的縣委、縣政府提出：在農村廣泛開展「農家美、農家樂」主題活動。溫江縣委研究後認為：讓農民家庭美起來，讓農民生活樂起來，用健康的精神文化生活規範農民的思想行為，這個思路很合乎當時農村和農民的實際需要。縣委為此專門下發了文件，把「農家美、農家樂」活動作為溫江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特色活動正式列入工作的重點，並專門成立了活動領導小組。這是「農家樂」三個字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出現，但它還不能指代後來蓬勃發展起來的「農家樂」。
農家樂起源於下鄉幹部在農家搭夥
那時，下鄉幹部用餐，一般在農戶家交錢搭夥吃飯。農村人有農村人的習慣。不是所有的農戶都有條件或者願意接待外人到自己家裡吃派飯。就餐往往就在熟悉的部分農家。
農家的飯菜很可口，主人又大方熱情，派飯漸漸就固定在這些農戶家。此後，上級來人，記者採訪，外地客人來參觀，也都安排在農家接待。
短時間內，溫江有了十幾家有影響力的農家接待點。
甄先堯回憶：一天，我在汪家灣召開「美樂」活動領導小組工作會。午餐安排在叫「靜園」的一家農戶。「靜園」的主人汪俊芝先生是當地名聲響亮的花木專業戶，房屋寬敞整潔，院子裡楠木成林、花香四溢。汪先生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家人飯菜做得好，待客又周到，所以，客來客往，院子裡人氣很旺，經常笑聲不斷。眼前的情景，使我突然想到，在農家，主客之間其樂融融，這不就是我們極力推廣的「農家美、農家樂」之農家樂嗎？更進一步，農家樂將是一個很大的產業。我把想法說給大家聽。在場的人立即為之歡呼，齊聲大喊道，這就是我們的「農家樂」！
從此，農家接待點就有了正式的稱呼——農家樂！
農家樂對外開放，走上經營的道路，作為致富的門路，領導小組抓住不放，縣上相關管理部門如工商、衛生防疫等部門一路綠燈，大力支持。於是，「農家樂」在溫江快速發展起來。
城鄉互動的觀念革命
甄先堯認為，這種以「吃農家飯，住農家屋」為主題的鄉村體驗式消費，一直吸引著厭倦了都市喧囂的都市人。溫江農家樂成了都市人美麗的後花園。
每逢節假日，不少城裡人便呼朋喚友，傾巢出動，直奔農家樂。來到農家，曬太陽、呼吸新鮮空氣、享受大自然的恩賜，一邊品嘗農家菜餚，一邊感受「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這一充滿古典主義情懷的鄉村風情。農家院裡院外，停滿了車，坐滿了人，熱熱鬧鬧，一派節日氣氛，成為城市和鄉村之間一道瑰麗的風景線。
寧靜的環境，清新的空氣，更是深深地吸引了城市老年人的目光。城裡的年輕人把家裡的老人送到農家樂來休養，老人像走親戚一樣，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十分開心！
城裡人大量湧入農家，給農村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現代都市文明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廣大農民。城市人走進農家小院，把科學文化知識、先進的思想觀念、現代的生活方式也帶到了農家，其中最直接的影響是城市人良好的衛生餐飲習慣、得體的服飾儀態、文明的舉止等等，農民足不出戶便能感受到城市文明的魅力，從而開始自覺接受時代潮流的洗禮，而這一洗禮是「潤物細無聲」的。
隨著信息量的增大，眼界的開闊，農村人的思維方式也在不知不覺地發生著變化。這是一場靜悄悄的觀念革命：農民開始用一種新的眼光來觀察分析事物，打破了小農經濟時代的那種封閉的思維模式，實現了思維方式向多元化的轉變。
農民在與城市人及其他客人的交往中不斷接受著市場經濟的新思想、新觀念，市場意識逐步增強，這種潛藏在農民身上的意識一經喚醒，迅速成為農民發展自身、強大自身的一大法寶。他們在各種信息中捕捉發展的機遇，有時，客人的一句不經意的閒聊也會讓有心的主人知曉某種產品的市場行情，成為農民增收致富的點金石。
「農家樂」為農村、給農民到底帶來了什麼？甄先堯認為，一是開拓了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農家樂」的起興，轉移了部分農村剩餘勞動力，促進了農民就地就近就業。給農戶拓寬了賺錢路子。客人來自四面八方，帶來了大量的信息，主客之間不經意中就促成一個生意，談妥花木業務、介紹外出打工等，增加了農民收入；二是帶來了現代農業理念。傳統的農業，主要是為了解決農民「吃、穿、用」的問題。農家樂帶動了農村的分工分業和經濟繁榮；三是帶來了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大發展。要想富，先修路。春江路修路之前，作賊不偷，因為無路可逃。現在是路網四通八達；四是促進了農民文明素養的提高。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文明也不是一天養成的。「農家樂」是城鄉文化的一個交匯點。它是一條文化交流的新渠道。幾個城裡人影響一個農民，作用巨大。「農家樂」帶給農村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農民生活觀念、生活方式得到了很大改變。
1995年底，溫江奔小康試點工作接受省委省政府的驗收，各項指標順利完成，成為「蜀中小康第一縣」，農家樂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示範帶動作用！
農家樂的未來：素麵朝天，詩意回歸
城市是生活的舞臺，而鄉村是心靈的聖地。
關於農家樂未來的形態，甄先堯認為，「農家樂」一定要素麵朝天、原汁原味，越是個性化，越能世界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不同的山山水水能成就不同的農家樂，主題應該在客人心中。二是要詩意回歸。「詩意地生活」，不是要求我們每個人都去寫詩，去幻想，它只是一種生活態度：自由的、精神的、靈性的、自然的，你可以不是一個詩人，但你必須是一個詩意的生存者，因為人類的生存本質是詩意的。
想像一下這樣的生活，籃子裡的青菜蘿蔔還滾動著露珠，雞蛋捧在手中還有暖暖的微溫，空氣中瀰漫著泥土的芬芳、野草的氣息，與你聊著家長裡短的是樸實的農夫、水靈的村婦，這樣的農家樂本身「野」味十足，充滿生命力。所以好的農家樂如同野草一樣，有著樸實之美，如果打的「粉」過多，「妝」化得太濃，就會成四不像。
「我理想中的農家樂，它不是一條水泥路兩排捲簾門、它不是鋼筋水泥、不是玻璃不鏽鋼，它是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它是宋人雷震的《村晚》『童歸來橫牛背，短笛無腔信口吹』意境。它，門前的溪水裡有蝌蚪、岸邊有青苔、水用手掬著就能喝，它是本色化的，不要太刻意，越生態越好。」
最後，農家樂還要守住鄉土味道。要把中國文化中最有情韻、最本質的東西保留在農村，尤其是鄉土建築。城裡人到農家樂，要注意環保問題。我們在自然環境中活動，在與自然感受交流的同時，也就相應地擔負起保護大自然的義務，這是考驗城市人的最基本的品質要求。去「農家樂」不能破壞和犧牲農村良好的自然生態環境。
外國友人體驗農家樂
尾聲：在「農家樂」發源地之爭背後
「農家樂」發源於溫江的說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2003年12月，由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公室和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協會主辦、中國展望計劃辦公室協辦的「中國農家樂現狀及發展前景研討會」。這個會議在成都舉辦，會議充分肯定成都溫江作為中國農家樂的發源地的偉大貢獻。
甄先堯多年來一直堅持推廣和宣傳「農家樂」，並於2005年出版了《中國農家樂》一書。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程秀生為該書作序。該書對十年「農家樂」的總結、梳理和回顧，更以全新的視野和學術嚴謹態度，對鄉土中國充滿詩意的生活方式進行了全面總結。在書中，甄先堯也一直強調：「農家樂」從溫江發源，並走向全國。
錦江區三聖鄉作為「農家樂」的後起之秀，其傾力打造的「五朵金花」也在中國農家樂的發展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因此，也有說法認為：真正的農家樂起源於三聖鄉。
對於成都而言，無論是郫縣農科村而言，還是溫江，或者三聖鄉，都不重要，因為，毫無疑問，「農家樂」從成都走向全國。
但對於經歷過並參與過農村改革的人而言，成都走向全國的「農家樂」模式對農村經濟的振興所作出的貢獻，顯然是有深刻記憶的。
星星之火，一夜燎原。
成都農家樂，好比第一支蠟燭。把一支蠟燭放進全黑的屋子裡，黑暗瞬間消失，屋裡有了光明。但是，增加十支、百支或千支蠟燭，房間無非是變得越來越亮。但決定性的變化是第一支蠟燭，是它衝破了黑暗。
農家樂從一個精神文明建設品牌發展到農村經濟建設品牌，其影響日益擴大。如今，農家樂遍地開花，品牌共享，全國數以百萬計甚至上千萬的農家樂每天都在為億萬往返於城鄉之間的人提供優質的服務，這是敢為天下先的成都人，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歷程裡，為破局三農問題作出的又一個重大貢獻。（刊於《看歷史》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