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第一財經YiMagazine
為什麼這屆年輕人都去考公務員了？
公考的熱度裹挾著社會的焦慮，正被推向小高潮。
記者 | 謝芸子
實習記者 |張洋洋
編輯 | 孟佳麗
2020年12月20日，錢琛走出北京市公考考場，深吸了一口氣。接下來等待他的是一周後的某事業單位編制考，錢琛幾乎沒時間休息，就要投入到下一場考試的備戰中，想要「上岸」的決心最近變得格外強烈。
錢琛本是某線下培訓機構的英語老師。2020年以前，「愛籃球、愛科比、愛自由」的他從未把進入體制內工作放進自己的職業規劃裡，直到疫情發生後，一年內接連兩次的失業讓他陷入極大的不安中，也對一份工作的穩定性有了切身的認識。
第一份工作的終結髮生在去年4月。
「我研究生畢業就在這家公司了。當時因為不喜歡複雜的人事環境，在一家網際網路大廠和這家創業公司之間，我毫無猶豫地選擇了這裡，但現實真的很shock。」錢琛至今都沒忘記接到公司破產消息時的窘境。「當時我正在臺上眉飛色舞地講課，突然看到一條微信告訴我公司解散了，讓我回辦公室收拾東西。」有那麼一瞬，錢琛覺得自己幾乎「掛在」了講臺上，硬著頭皮才把剩下的課講完，「之前沒有一點預兆。」
之後數月，錢琛一邊討薪一邊找工作。疫情給了在線教育蓬勃發展的機會，卻造成線下培訓機構大面積死亡，幾經妥協，錢琛降低了薪資預期，才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上崗沒多久，錢琛就發現，課程的繁重遠超他的意料，領導畫的「大餅」一次沒有兌現過。入職半年內，錢琛看著同事接連離職，項目組解散。再度失業時，錢琛已經連續五個月沒有休息過一天了。疲憊、無望，「這種感覺就像提前步入了中年危機。」身心疲憊的錢琛經過權衡之後，決定備戰公考，希望進入體制內「逆天改命」。
錢琛的經歷只是眾多想要回到體制內的年輕人的縮影。疫情的發生加重了中小企業的生存危機，公司舉步維艱，每個身在其中的公司人都受到了直接影響，這也讓原本就持續了十多年的「公考熱」在今年繼續升溫。根據國家公務員網站統計，2021年國考報名人數達到157.6萬人，是近三年來報名人數最高的一次，平均招錄比為61：1，最熱門崗位平均3334人競爭一席。
可以說公考的難度並不亞於任何一家公司的應聘難度，但公司人在經歷了魔幻的一年，眼見被裁員、被降薪、被年齡歧視等事件的頻頻發生後，他們對於工作的認知又有了一次新的思考和迭代。2008年金融海嘯後，國考報名人數激增近80萬人，2020年疫情的發生，把國考的激烈競爭再次推向高潮。外面風雨太大，體制內成了年輕人最後的避風港。
為什麼非要進體制？
「沒有安穩，哪兒來的自由？」疫情後，「想明白了」的李洋訣別西二旗，回鄉公考。
李洋最初是為了愛情來到北京的。在網際網路大廠做遊戲工程師，拿著3萬多的月收入，李洋在朋友眼裡幾乎是「人生贏家」。但從到北京的第一天起，李洋最擔心的，就是戶口問題。
「我快30歲了，怎麼也要想著組建家庭，但我一沒房子、二沒戶口，沒戶口比沒房子更嚴重。」在李洋看來，沒有戶口就始終只是「飄著」，在這座城市5年，他並沒有覺得自己真正被這裡接納過。而網際網路公司激烈的競爭和淘汰機制也讓他始終保有危機感，「如果我要在這裡安家，就必須維持現在的收入，但，35歲以後怎麼辦？」
除此之外，可觀的收入，犧牲的是個人生活。「工作之餘我幾乎都是躺著，早上8點開始通勤，晚上10點回到出租屋以後根本沒有心力做其他事。」曾經因為喜歡打遊戲而從事這份職業的李洋，如今對遊戲已經完全喪失了興趣，「一看到遊戲就頭疼。」
2020年8月，李洋正式辭職，「雪鄉」出身的他希望能在南方某座小城上岸。「我10月份通過了市考，但沒過面試，現在報了衝刺班，準備先參加2021年1月的省考，再準備3月份的聯考。」這一次，李洋意志堅定。
體制就像是一道高牆，無數年輕人想離開企業上岸，在國家的羽翼下尋求庇護。對於錢琛與李洋這樣已經在職場中摸爬滾打過的公司人來說，上岸是妥協，也是歸宿。而對於不少臨近畢業的大學生而言，近幾年激烈的就業環境已經讓他們早早意識到穩定的重要性，並把進入體制內作為自己踏入社會的第一個職業選擇。「雖然體制內也很忙，但總比到了35歲要被踢出去的強。」先後在幾家網際網路公司實習過的吳安被高強度的加班和末位淘汰制給嚇到了，他不想一邊透支自己的身體，一邊還要承受隨時可能被「請」出去的不安，於是今年他參加了公考。
除了尋求穩定之外，也有年輕人選擇進入體制是出於這份工作帶來的價值感。王蕾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本科讀的建築設計、研究生讀的城鄉規劃，通過公考成為一名城市規劃師是較好的出路，和她同專業的同學把進入體製作為第一就業選擇的不在少數，「我希望能真正為社會做些貢獻。疫情期間，北京的公務員晝夜無休，我也想加入到這個隊伍裡去做些事。」
「情懷因素是不能忽視的。」據同濟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方雅靜透露，同濟每年去西部就業的學生都超過300人。粉筆教育高級副總裁袁東也告訴記者，近兩年的國考招錄，都在向基層一線和艱苦、偏遠的地區傾斜。「在2021年的招考公告中，這一點尤其被明確提起，希望有志於服務基層的學生和高素質的人才能夠去工作、去奉獻。」
名校生湧進體制內
不久前，北京大學官方發布的《2019年北京大學畢業生就業質量年度報告》引發熱議。該報告稱，2019年北大超過75%的畢業生進入體制（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企），而在2015年，進入體制內的人數比例約在50%。
中公教育相關人士的觀察也證實了這種變化，據他了解，參與公考的人群中超一半人數為應屆生，尤其是近兩年，越來越多的「雙一流」應屆生與海外留學歸來的畢業生加入到公考的大軍中。
體制內待遇的提高被很多業內人士認為是名校生紛紛進入體制的一個原因。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90501元，比2018年增長9.8%，而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3604元，比上年增長8.1%。再以大規模招聘「清北生」的深圳中小學為例，據早前《南方周末》報導，深圳部分學校碩士生入職可拿到28萬元的年薪，而深圳教師的工資水平與當地公務員相當。
袁東的介紹也印證了這一觀點。據他所言，在所有省份中，江蘇、浙江、廣東三省的公務員待遇最優，一年工資收入至少在10萬元以上，再加上年末的福利待遇，足以保證一個年輕人維持不錯的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外部環境也著實沒能給年輕人更多的信心，顯然他們並沒有被「福報論」給洗腦，相反，對於未來他們顯得格外清醒。「在我看來網際網路最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再進網際網路公司，年輕時等著被內卷，年紀大了等著被一腳踢出去，我不想做這樣的工具人。」在吳安看來，年紀輕輕就財務自由的故事發生的概率已經很低了，相反，加班猝死和35歲被裁員的新聞，倒是屢屢不斷，「無論如何，體制內總歸是要更有保障的。」
自由只是遙遠的燈塔
在和多位備考生交流之後，我們發現低欲望是他們普遍表現出來的一種狀態。 「可能我本身就沒有什麼進取心，也沒有什麼夢想」「我就想35歲後安穩度日，有一份工作養活自己就好。」整個採訪過程中，這樣的話從大部分備考生的口中說出，但體制內真的能給他們想要的安穩與舒適嗎？
趙遠本科、碩士都就讀於211名校，日語專業。2018年，在父母的勸說下，趙遠放棄廣州的工作，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參加了省公務員考試，但讓他沒有想到的是，僅用1個月的複習時間，趙遠就以筆試第一、面試第二的名次錄取了家鄉供銷社的崗位。
進入體制後，趙遠花了小半年的時間才適應了新的環境，在他看來，體制內的工作氛圍與企業有極大的不同。
「體制內工作跟個人生活的界限不明顯。你結沒結婚、有沒有小孩兒、家人的從業經歷，同事之間都很透明。」這和趙遠過去理解的同事之間的距離很不一樣，「但如果你家裡有急事要請假，領導基本也會批准，比較有人情味。」除此之外，讓趙遠不適應的還有體制內的論資排輩，「年輕公務員各種各樣的工作都要幹，白加黑是常態，一旦有緊急任務，比如上級政府下發了重要工作文件，就要通宵趕工。」
很長一段時間內，趙遠都在思考自己工作的意義，自由和理想像是遙遠的燈塔，無法觸及。「目前看來，日語是用不上了。」在未來，趙遠也不排除會離開體制。
2019年四川省省考，有一道作文題目是以「流與留」為題，題幹中有如此表述——「這是一個選擇多元的時代，良禽擇佳木而棲，未嘗不是人生的精彩。但從一而終，一平如底也是真實的寫照。大河奔騰與曲水流觴都是人生最美的品質，你是流動，還是留下？」這或許也是每一個想要進入體制內的年輕人必須找到的答案。
2015年5月，人社部發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這是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公開公職人員人數。報告顯示，截至2015年底，在編公務員716.7萬人，事業編3100萬人次。而擁有3億人口的美國在201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包括全職與半職僱員在內，公職人員共有2183萬，其中包括公立學校教職員工、公立醫院僱員與警務人員。
從服務比例看，中國是1名公職人員或是事業編制人員要服務34人，美國則是1名公職人員服務13.7人。「以北京天通苑為例，派出所民警的編制可能也就幾十個，再去北京房產交易過戶的大廳看一看，基本人滿為患。」袁東舉例道。從這個角度來說，公務員的擴招未來仍將繼續，「當然，擴招速度也不能一蹴而就，這和國家經濟發展階段、城市化水平相關。」
「如果這次沒考上怎麼辦？」在錢琛的設想中，自己應該還會再嘗試，一邊工作一邊備考。但同時，他也明確，上岸只是職業選擇中的一項，想要回歸企業，重新樹立信心還要花些時間。經歷這一年的動蕩，錢琛覺得，準備公考的過程一定程度緩解了他的焦慮，「起碼先讓精神上岸。」
（文中錢琛、李洋、王蕾、吳安、趙遠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