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把握外國文學研究與教學的實踐向度

　 外國文學是高校文學院與外國語學院的骨幹課程之一。在當今網絡已廣泛普及的時代背景下，我們應如何更高效地進行外國文學課堂教學？經典作家作品是「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如何對其加以鑑別認定？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圍繞以上文學研究界較為關注的問題，筆者專訪了中國高教學會外國文學專業委員會主任劉建軍教授。　　

　　從單純知識傳授向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向度轉換

　　高照成：作為中國高教學會外國文學專業委員會會長，您是否感到在當前網絡普及、微信（公眾號）、微博等社交媒體廣泛使用的時代背景下，外國文學的課堂教學也面臨著一種挑戰？

　　劉建軍：在當前信息技術蓬勃發展以及人工智慧等新科技革命深入到各個領域的新形勢下，教育領域也面臨巨大挑戰。挑戰之一是，來自世界範圍內新知識、新信息的幾何式增長。這樣的現實，使得我們每個人，難以在有限的時間內掌握大量的知識和信息，甚至難以掌握某一學科領域內的新知識和新信息。挑戰之二是，新信息技術手段的快速發展也使得知識和信息開始以全新的方式進入了學習者的大腦。這也對我們傳統的教學模式提出了嚴酷的挑戰，使得傳統的教學方式和課堂教學模式發生了從未有過的大變局。以上兩大挑戰，在教學領域，說到底，是對學習者和教育者之間原有關係的顛覆。

　　就此而言，我認為，我國的外國文學教學需要改進：一個是更新觀念，一個是更新方法。在知識爆炸和信息幾何數增長的今天，以講授知識為主要目標的課堂教學需要改進。因為在今天，無論用多長的時間來傳授知識，都不會追趕上知識和信息的增長速度。隨著教育手段的進步，我們雖然已經採用了很多現代的技術手段，如ppt、網絡課程、公眾號、慕課等形式，但目前採用的很多新的現代教育手段，仍然是以知識傳授為主要目的。換言之，很多現代技術使用的目的仍然是希望學生在最短的時間內，最方便地掌握各種知識。假如運用這些所謂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目的，仍然還是以傳授知識為主，那不過是穿新鞋走老路而已。我們要明確知道，今天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已經開始從單純的知識傳輸向通過知識講授從而向問題的提出和解決的能力方向轉變。這是一種教學觀念的巨大轉換。以問題意識為先，以培養學生和教師提出問題的能力為先，才能應對當前資訊時代的新技術革命的挑戰。

　　高照成：外國文學含量非常巨大，但在有限的課時內，講授很多國家、很多作家也肯定是不現實的。因此，國內目前外國文學課堂教學和教材選用，一般涉及的只是歐洲（含蘇俄）和美國的作家作品。對此您如何看待？又有哪些改進建議？

　　劉建軍：這個問題與你上面提出的問題聯繫緊密。外國文學包括世界上大多數主要國家和民族從古到今所產生的文學現象和文學作品，數量十分龐大。而高校的課時又非常有限。那麼，長期以來，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就是靠減少作家和作品的講授數量來應對。這其實是個最無奈的辦法。如前所言，對這個問題的解決，必須要從改革教學觀念入手。首先要明確，讓高校學生掌握外國文學知識，目的是什麼？讓他們知道或掌握過去不知道或不了解的東西，誠然是目的之一。但人們不禁要問，難道這些知識性的問題，一定要在課堂上講授嗎？大學生、碩士研究生乃至博生研究生，都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文學積累和文化知識積累，他們完全可以通過自己閱讀文學作品和文學史著作來獲得這方面的知識，為什麼還要在課堂上講授呢？

　　我認為，作為大學課堂上的外國文學教學，應該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培養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也就是說，要把教學的重點從單純的知識傳授向培養學生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向度轉換。這裡，我要特別指出，培養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應該是在教學中放在最優先的地位。過去說到課程設置目的時，總是強調培養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我認為，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應得到更優先地強調。因為沒有提出問題的能力，所謂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就是一句空話。換言之，學習外國文學的學生只有能夠依據文學現象或文學作品提出有效的問題，才能夠真正做到去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外國文學教學在培養學生「提出問題」的能力時，應該分為三個層次或三個步驟。

　　第一，對本科生而言，必須注重和強調學生對文學文本的閱讀，並引導學生在文本的閱讀中提出問題。比如某個細節或場景的價值，某個人物描寫中蘊含著什麼樣的深層問題，等等。這樣，既符合大學生要多閱讀經典文學作品的實際需要，同樣也對這些剛進入外國文學之門的大學生，有具體的問題對象可以把握，從而教師能夠對其進行具體的、有針對性的「提出問題」的初步訓練。

　　第二，對碩士研究生而言，他們提出問題能力的培養，主要應該集中在學科領域，應該重點培養他們提出外國文學學科領域問題的能力。比如，有些文學史的觀點是否合適，有些作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否需要重估，有些作品的理解是否得當以及是否需要與時俱進的理解，等等。這樣，既符合碩士研究生專業培養的要求，也為他們在閱讀的基礎上為進入專業系統學習拓寬眼界，走向深入。

　　第三，到了博生研究生的學習階段時，應該在前兩個提出問題能力的基礎上，培養他們結合專業知識去提出和思考與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相關方面的問題。這樣，在高校的外國文學教學中，以培養提出問題為核心，分階段地不斷拓展和深化其提出問題的能力，就會得到更好地培養效果。也可以說，一個學生只有能夠提出有價值的問題，才可以去分析問題或解決問題。問題都提不出來，所謂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就是一句空話。

　　從上述的前提出發，我以為，我們對教材中和課堂上選取哪些作品，講授哪些作品，應該依據的是如何培養學生提出問題能力的原則，而不是根據主觀上認為的知識或文學現象所謂重要的或不重要的原則。因為在學生的學習階段，知識的重要性與否並不在於知識本身，而在於通過這些知識去培養訓練學生具備什麼樣的能力。為此，我理想中的外國文學史，應該是按照不同時代提出了哪些問題和當時急需解決哪些問題所編撰而成的文學史，即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強調的歷史要求和時代精神與現實關懷相統一的文學史，而不是那種單一的按歷史年代順序講述純知識的文學史。在課程講授上，應該圍繞一些大的時代問題和時代精神需要來重新構建課堂講述。這樣，圍繞著某些重要問題去講述某一民族、某一國家的文學，就不必糾纏於哪一個知識點沒講到，哪個作家或作品沒有講到了。因為學生只要明白了此時作家所面臨的問題，是會據此來舉一反三地來理解其他作家的作品。

　　還需指出的是，現在之所以歐美文學和俄蘇文學在教材和教學中佔有較大的比重，本質上是研究現狀和思維局限所決定的。現狀是我國歐美、俄蘇文學方面的研究歷史較長，成果數量也較多，研究的也比較深入。但這也帶來了一個思維上的局限：就是翻遍現有的外國文學史，就會發現，現有的外國文學教材編寫和課堂講述，幾乎已被分析西方文學的模式框定住了，並且把西方文學的研究書寫模式和講授方法照搬到對東方文學的研究上來了。例如對東方文學的分期，缺少東方特色；對東方作家作品的講授，仍然採用分析西方作家作品的模式，也就是說，在現有的大多數外國文學通史類教材中，東方文學的介紹完全是按照我們對西方文學研究和講授的模式來進行的，致使東方文學不過成了西方文學價值導向和西方文學評判模式的一個例證而已。倘若從問題意識出發，即從不同時期東西方不同民族的社會文化解決的問題出發，就完全可以尋找出東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學解決各自問題的不同審美路徑和不同文化類型的發展特徵。倘若能達到這個目的，東西方文學之間在課時上的平衡也就不是什麼大問題了。

　　經典外國文學作品與人生智慧

　　高照成：我注意到，作為長期研究外國文學的學者，您對西方國家的經典作家非常關注。請列舉幾個您尤為喜愛的作家及其最重要的作品，並談談原因。

　　劉建軍：我喜歡的西方文學作家很多，也比較關注外國文學的經典作品。我最喜歡的作品，首推德國作家歌德以及他的作品《浮士德》。因為這部作品不僅體現出主人公積極進取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它蘊含著強大的象徵精神和深刻的辯證法思想，尤其是這一切又是以高超的藝術手法表現出來。例如歌德在古老的中世紀故事中，通過創造的《天上序幕》一場，就徹底改變了一個中世紀德國民間故事的面目，藝術地建立起了一個嶄新的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形象圖景。這一場主要描繪的是發生在天庭裡天帝與魔鬼靡非斯特之間的賭賽。即作品伊始，歌德就告訴讀者，在浩瀚的宇宙中，天帝（「至善」）是「第一」和「最高者」，是創造天地萬物的本原之一。同樣，在這場序幕中，作家也交代了天帝的對立面魔鬼靡非斯特「至惡」的內涵特徵。由於他所代表的「至惡」與天帝所代表的「至善」構成了矛盾的統一體，與「至善」相生相剋、相輔相成。這樣，中世紀神學觀念中的天使與魔鬼之間的矛盾鬥爭，被歌德置換成了「至善與至惡」的鬥爭。《天上序幕》中出現的第三個人物是浮士德。他是天帝與魔鬼用來賭賽的人物，是至善與至惡之爭的對象。天帝認為，雖然「人在努力中，總有錯妄」，但無論如何，「一個善人，在他摸索之中，並不會迷失正途」。而靡非斯特卻斷言，人總是貪圖小利，無所成就。那麼，情況究竟會怎樣，浮士德作為人類代表的出現，將通過自己的一生追求來回答這個問題。可以說，正是作品中的三個形象的相互關係，不僅構成了《浮士德》全劇最基本的結構方式，而且也使善惡鬥爭作用於人，而人不斷克服惡向善飛升的新興資產階級思想體系形象化了。我們知道，17—18世紀新興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是在借用中世紀神學世界觀的模式發展起來的，歌德正是藝術地把中世紀神學的「上帝」本原變成了「善」是本原，把中世紀神學體系中的上帝與惡魔之間的矛盾鬥爭置換成了至善和至惡之間的鬥爭，從而完成了對新興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藝術反映。歌德的《浮士德》其實就是康德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藝術化反映，就是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藝術寫照。悟透了《浮士德》，其實也就知道了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基本構成。

　　除了強烈的象徵性之外，《浮士德》蘊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例如，「浮士德精神」體現出一種看待追求進取的辯證精神。作家通過戲劇情節的安排，在深刻地展示追求進取精神對推動社會發展進步所帶來巨大作用的同時，還指出了與這種追求精神和進取行動相伴而生的各種弊端。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兩重性的。所謂的「浮士德精神」也不例外。例如今天進行的現代化建設，這毫無疑問是中國人民追求進取的偉大壯舉，它不僅帶來了社會政治的巨大進步，也帶來了人們生活的極大提高。但這種偉大的追求和探索也同樣帶來了各種各樣新的問題和新的弊端，如自然環境的破壞、道德感的淡漠、誠信的缺失等，這些都是與現代化追求相伴而生的東西，即是人們所說的「現代化代價」。這和浮士德的追求進取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由此可見，作為一個深諳辯證法思想的偉大作家，歌德清醒地認識到了人類的每一次偉大的進步，都是和新的問題出現密切相關的。善惡相依，是他的辯證法思想在「浮士德精神」上的藝術體現。

　　此外，我也喜愛海明威的小說《老人與海》。其實，老人桑提亞哥打魚的故事平淡無奇，但其中包含的思想內涵與藝術手法無比豐富。這既可以解讀出老人在無奈的現實困境中超邁的人格和精神力量，也可以從「老人八十四天打不到魚」和作品結尾處「一個女人在海灘上行走」等情節，解讀出現代人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孤獨以及人與人之間極度隔膜的困境。

　　再如，卡夫卡和他的《城堡》也是我喜歡的作品之一。這是因為「城堡」的意象告訴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每個人都可能會遇到過自己的「城堡」——即渴望得到卻永遠得不到的東西——不管你做過多少努力和掙扎。

　　我之所以喜歡這樣的作品，因為在這些作品的故事背後深藏著深刻的哲理和生活的智慧。關於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在2017年出版的《外國文學經典中的人生智慧》一書中，曾對此做過較為詳細論述，這裡就不多談了。

　　經典文學作品的三種品格

　　高照成：作為中國學者，我們最初接觸的一般是自己國家的文學，請您就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這三十幾年做一個總體性的評價。

　　劉建軍：我不是研究中國文學的，對此沒有發言權。至於做總體性的評價，更不具備這個資格。但因為我非常喜歡中國文學，所以我願談一點關於我對經典文學作品的理解。經典文學作品之所以是經典，自身必須具備三種品格，這具體表現在：

　　一是，必須要有引人入勝的細節和經典性的場景。文學作品本質上是生活的藝術性反映。人們都有這方面的經驗，當一個讀者在閱讀一部文學作品的時候，最先讓其記住並長久不忘的，常常是一些經典型的細節或經典的場景。這些細節不僅讓人總是隨口道出，隨時使用，而且還能夠經得住反覆咀嚼，回味無窮。更重要的是很多細節和場景已經成為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特定語言，如我們說到「替罪羊」，就來自《聖經·舊約》中的經典細節。再如人們形容某個人耽於幻想，不切實際，常常脫口而出「真是個堂吉訶德」或「又在大戰風車了」。由此可見，經典的細節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作家人生智慧和藝術智慧最集中的體現。除了敘事作品中的細節和典型化場景之外，一首詩歌中的名句，一齣戲劇中的「戲眼」，也是如此。這裡我要對一個誤解進行澄清。恩格斯在給哈卡奈斯的信中曾有一段名言。他說：「在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了細節的真實之外，還要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我們很多人在理解這句話時，都認為恩格斯在這裡講的是典型環境和典型性格高於細節的真實。而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認為，恩格斯強調的恰恰是細節真實的重要性大於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換言之，沒有細節的真實，就不會有典型的環境與人物。更進一步說，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是通過典型細節和經典型場景表現出來的，二者是辯證的統一。

　　二是，一部好的作品必須包括豐富的時代性尤其是地域性知識。也就是說，文學的經典文本必須要具有知識的豐富性。《荷馬史詩》，但丁的《神曲》，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列夫·託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乃至現代主義文學中的《荒原》《尤利西斯》《百年孤獨》，以及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詩歌乃至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施耐庵的《水滸傳》，吳承恩的《西遊記》和曹雪芹的《紅樓夢》等作品，它們都是當時人類各種知識，尤其是特定的時代性和地域性知識的「百科全書」。以巴爾扎克為例，恩格斯在談到巴爾扎克的小說時就說過，他從其作品中所學到的關於法國波旁王朝時期的社會歷史知識、經濟知識和政治鬥爭知識等比一切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統計學家告訴他的全部東西都要多。至於《紅樓夢》其中所包含的時代性、地方性知識，如康熙、雍正、乾隆時期社會的政治結構、家族狀況、階層構成、人際關係乃至風俗習慣、飲食文化、繪畫技法等，更可稱為一個集封建社會豐富知識百科全書。甚至一首詩歌，只要稱為經典，也能在短短的幾行詩句中，包含著時代性的知識，例如歐仁·鮑狄埃的《國際歌》、艾略特的《荒原》就是經典範例。現在一些文學作品只有故事，只有自己的個人瑣細的體驗和膚淺的生活感受，卻缺少時代性、地方性的知識內蘊，因此其價值是大打折扣的。

　　三是，好的文學作品必須有深邃的哲理性。文學經典文本一般說來都是指向哲理性的表達，而不是具體道理的傳遞。從中外文學的實踐中可以看到，文學作品不是哲學或其他社會科學類著作，它不以講述某種道理和宣傳某種觀念見長，而是以形象和情感來表現某種哲理。可以說，一個以講道理見長的作家，或者一個作家試圖用自己的作品去講述某個具體的道理，哪怕是最深刻的道理，那也是創作不出經典作品的。因為任何道理都是有一定的時效性和特定性的，從來沒有哪個具體的道理，尤其是關於社會和人生的道理，可以適應一切時代和一切人。一個只知道講某一個具體道理的作家，闡釋的豐富性也是受到限制的。同樣，若一個文本體現出了某種哲理，就使它具有了多元闡釋的可能，即具備了闡釋的無限性。我說這些的目的，只是提供一個我所認定好的作品的標準，若讀者認為我說的標準有道理，那就請讀者們據此來判斷中國現代文學的成就和不足吧。

　　未來外國文學史的教材編寫

　　高照成：未來的外國文學史教材應該如何編寫？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

　　劉建軍：如何編寫一本外國文學史教材，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答案。我先說一個基本的前提：就是當說到編寫文學史的時候，要首先想到有兩種文學史，一個是為研究者進行學術研究所使用的文學史，類似於學術著作、參考書或工具書，另一種是為教學使用的文學史教材。現在出版的很多外國文學史著作都是二者不分的。明確了這一點後，我們才可以說未來的外國文學史該如何編寫。

　　就前者而言，應該體現出編寫者的學術個性和學術的探索性。就學生使用的外國文學教科書而言，以下幾方面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教學型的外國文學史編寫，應該是以問題為導向的文學史，中心線索應該是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國家在面臨不同時代主要問題時文學作家們的精神發展歷程，是不同時期的文學對所面臨問題的獨特美學感悟和藝術性回答，以便為學生能認識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思維方式和審美特點服務。至於具體內容，可以根據問題的需要與否進行統籌取捨。

　　其次，未來外國文學史的編撰，必須是富有啟發性的文學史，而不是灌輸性的文學史。啟發性文學史，並非不顧事實的信口開河，而是在文學現象和文本真實的基礎上，不僅要告訴學生「是什麼」，更是要讓學生學會追問「為什麼」。

　　最後，新的文學史必須是以文本和史料為主要內容的外國文學史，而不是編寫者所認知的文學史。也就是說，新的外國文學教材的編撰，應該把最重要的史料和文本作為編寫內容的重點，而不是把編者自己的思辨過程和看法讓學生去接受。我們現在的很多外國文學史，由於缺少文本的進入和材料的出現，只是講一些編寫者的認識和體會，這其實是剝奪了學習者乃至講授者的學習的自主性和主觀能動性。

　　至於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關係，我認為這也是當今我國的外國文學教材需要注意的領域之一。當前的普遍現狀是，講西方文論的人很少涉及外國的文學現象與作品，而講文學史的人很少涉及文論。因此，必須要做好二者的結合。其實這二者本質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辯證關係。

　　從筆者自身的教學實踐來看，我講西方文論，總是先從作品入手，然後引入理論並說明理論。我認為，理論是通過文本表現出來的。而我講文學史的時候，由於從一個時代的具體問題出發，所以文論思想也就能在解讀文學現象和文本的時候自然而然地灌注到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講述之中了。這樣，學生學起來就不再是兩層皮，而是將二者緊密聯繫在一起了。我始終認為，教師講文論、學生學文論的目的，說到底是為了能夠更好地、更深入地理解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若不能達到這個目的，那麼學再多的理論也是沒用的。這裡有一個關鍵之處要注意：這就是二者結合一定在在問題意識中進行。我前面說過，外國文學的講授要有問題意識。我們若以問題為導向，那麼理論和文本二者就會在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時候，就能夠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有些人之所以願意套用理論，就是因為沒有問題意識，或者說問題意識缺乏。例如，在講述莎士比亞《哈姆萊特》的時候，如果你要解決的是「莎劇的主人公哈姆萊特究竟是個什麼形象」這個問題的時候，假如你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你就可以採用文藝社會學理論；假若你從心理學角度來解決這個問題，你也就可以採用現代心理學或精神分析學理論去解決這個問題。若說理論與作品二者孰輕孰重，還是那句話，兩者並重，辯證統一。

　　高照成：非常感謝您談了這麼多富有創見的學理邏輯和具體建議！最後請舉出幾位您認為值得推薦閱讀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作品，並談談推薦理由吧。

　　劉建軍：又給我出了個難題。我不是專門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教學的，可能很難給你滿意的回答。若非要指出幾個作家，我首推魯迅。尤其是魯迅的《阿Q正傳》。我喜歡魯迅，是因為他的小說對普通中國人靈魂的追問以及他對這些普通人歷史命運的關懷。同時，他的小說《阿Q正傳》也具有深刻的常讀常新的哲理魅力和藝術魅力。以阿Q的名字為例，可以看出，Q首先是個○，是個圓。這個圓包含著三重含義：第一，這個圓是阿Q一生「不覺悟—想覺悟—最終沒有覺悟」的循環命運的寫照；二是這個圓也是對辛亥革命從不革命到革命，再到失敗這一循環過程的寫照；第三，這個圓也是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反抗—失敗—再反抗—再失敗」循環命運的象徵。所以，魯迅才借阿Q之口，說出了「孫子畫圈才畫得圓」的話。其實，《阿Q正傳》中的這種原型意象，在魯迅的小說中比比皆是，如《傷逝》中涓生和子君的命運軌跡，《故鄉》中的閏土的命運變化乃至他的小說集《吶喊》和《彷徨》中無不體現著這種圓的意象。魯迅的小說就超越了一般的壓迫與反壓迫的單一主題，成了一種超越故事本身的對中國人精神困境的哲理反思。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魯迅先生為什麼不把阿Q直接稱為阿○呢？其實，這顯示出了魯迅的敏銳，因為阿Q畢竟已經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農民了，他畢竟要「革命」了。但是由於當時真正的革命者還沒有出現，所以他也不可能接觸到真正的革命者，因此，他的「革命」也是兔子尾巴長不了。這樣，圓上的這個小尾巴就顯示出了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貧苦農民的新特徵。

　　第二個我推薦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是周立波和他的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對這部作品的價值，必須要從建國後「革命與建設」兩大任務疊加的特定的歷史需要談起。我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百年來歐美文學中國化進程研究》的結項成果中曾說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是革命和建設兩大任務的疊加時期，也是社會各個階級和階層，尤其是農民與千百年來舊思想、舊觀念決裂的主要歷史階段。由於這部小說寫出了特定歷史時期中國農村社會巨大的歷史變遷和廣大農民的獨特精神風貌，深刻地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本質特徵，所以具有史詩的性質。在藝術上，作家不論是人物描寫，還是矛盾設置與場景刻畫，無論是敘事還是抒情，都有著特定時期的歷史氣息，都有著由衷地流諸筆端的對社會主義的讚美之情，自始至終洋溢著一種樂觀主義精神。

　　

　　（作者簡介：劉建軍，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高教學會外國文學專業委員會會長，主要研究外國文學與西方文論；高照成，文學博士，興義民族師範學院特聘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理論骨幹人才計劃」第二博士學位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較文學與文學理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高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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