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豪興
費孝通一生「志在富民」，也就是還學問於人民。他踐行了「科學的價值在於真正為人類服務」
他總是不忘故鄉的恩賜，在《吳江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文的開篇就言道：「初訪江村是我一生學術道路上值得紀念的裡程界標。從這裡開始，我一直在這一方家鄉的土地上吸收我生命的滋養，受用了一生……」
「我的祖祖輩輩在家鄉育養了我，我雖則已由老而衰，但我沒有忘記家鄉，有生之日總想為家鄉這片土地多加上一點肥料，能長出比我這一代更有出息的子子孫孫……」
今年是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回溯費先生的一生，他的學習、工作、學術和生命深深紮根在祖國大地，將勞動、生命和鄉土結合在一起，彰顯著深厚的鄉土情懷。
從實求知，志在富民
江蘇吳江開弦弓村（江村）是費孝通的成名之地。1923年春，他的姐姐費達生和江蘇女子蠶業學校推广部的同事在校長鄭闢疆帶領下，在開弦弓村進行「土種革命」，指導科學養蠶和繅絲，獲得好收成，農戶增加了收入。隨後，費達生將機械引入農村，創辦開弦弓村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破天荒地改變了傳統農村的經濟結構，造就了一個中國農村「掙工資階層」。
費孝通關注姐姐的為農事業，1933年10月和1934年5月，以費達生名義發表了《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和《復興絲業的先聲》等文章，總結科技下鄉和工業下鄉的實踐經驗，開啟了探尋農業社會跳躍工業社會，緩解農村人多地少矛盾，發展鄉村工業，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
1936年夏天，他在姐姐費達生的安排下，利用去英國留學前的餘暇到吳江開弦弓村養傷，並自覺地跨越「文野之別」，在自己熟悉的農村社區，對「自己的人民」進行了近兩個月的實地調查。像大瑤山調查《桂行通訊》那樣撰寫《江村通訊》7篇，在《北京晨報》、天津《益世報·社會研究》和《宇宙旬刊》上發表，給這個長江流域的開弦弓村取了「江村」學名，使之成名於世界。
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師從人類學大師馬林諾斯基，學習功能主義理論和方法，採用江村調查資料完成博士論文：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中國農民的生活：一個長江流域鄉村生活的田野研究》，扉頁中文名為《江村經濟》），1939年在英國出版，1986年中文版《江村經濟》始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馬林諾斯基在序中給予高度評價：「我敢於預言費孝通博士的《中國農民的生活》一書將被認為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裡程碑。」馬林諾斯基接著寫道：「作者並不是一個外來人，在異國的土地上獵奇而寫作的；本書的內容包含著一個公民對自己的人民進行觀察的結果。如果說人貴有自知之明的話，那麼，一個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類學當然是最艱巨的，同樣，這也是一個實地調查工作者的最珍貴的成就……此書的某些段落確實可以被看作是應用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憲章。」
費孝通這一跨越「文野之別」的學術成就開拓了社會人類學的新方向，從西方人類學家傳統的異域田野調查轉向東方文明、本鄉本土的田野調查。費孝通的新見之所以被導師認可和誇讚，是適逢其時地實現了西方人類學家想做而未實踐的變革。
《中國農民的生活》（《江村經濟》）一書，被西方許多大學列為社會學人類學的參考書；費孝通之後，人類學家改變過去固守異域研究的範式，研究文明民族，或研究自己的人民日漸增多。
費孝通多次說《江村經濟》是他學術研究的起點、界標，這不僅是他社區研究的學術方向，而且他一生研究的諸多課題在這裡都已孕育。他沒有想到，日後是否有機會重返故鄉，進行追蹤調查。他依依不捨地在《江村通訊·離鄉》篇寫道：「我離了我已發生了親密感情的一村人民，將遠遠地離開了，我只覺得我失去了一個寶貴的『知識的源泉』，一片亟待開墾的原野。」這種鄉土情懷的根已深深地扎在開弦弓的土地上，只要氣候適宜即會發芽，繼續開花結果。
抗日戰爭時期，江村淪陷，音信斷絕。新中國成立後，費孝通常常想去看望江村鄉親，但事與願違，一直沒有去成。1957年春天，毛澤東主席號召知識分子「下馬看花」，他才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幫助下，和姐姐費達生（時為江蘇省人大代表）回到這個熟悉的村莊，鄉親們如兄弟姐妹一般歡迎姐弟倆，使他們「感動得眼睛發酸」。在濃濃的鄉情氛圍中，費孝通追蹤調查20天後返京，調查組的其他同志繼續調查。
是年6月，《新觀察》第11、12期連載他的《重訪江村》，在按語中說：「本文作者21年前訪問江蘇吳江縣震澤區開弦弓村，著有《中國農民的生活》（又名《江村經濟》）一書，在英國出版。此次重到該村視察，看到這個村子21年來人民翻天覆地的變化，深為感動，並對當前農民生活進行詳細調查，提出了進一步改善農民生活的辦法。」當時《人民日報》和《文匯報》等也報導了費孝通重訪江村的消息，也有類似的評價，可以說是媒體的一種共識。
費孝通在對比中，看到了江村從人剝削人的社會變成了一個沒有剝削的社會。「這個巨大的變化一定會帶來繁榮幸福的生活，受過這幾年來現實教育的人，是絕不會有絲毫懷疑的。」接著說：「在我們中國，現在已經不是選擇哪條道路的問題了，而是怎樣更順利的在這條大家已經選擇定了的道路上前進。問題這樣提出來，就要求我們去觀察在這條道路上還有什麼障礙，和怎樣消除這些障礙。只看見障礙而不看見道路是不對的，但是只看見道路而不注意障礙也是不對的。」道路，即方向，障礙，即問題，二者是辯證的。只有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人，才能直面並做出科學解釋，引導社會前進。
費孝通「志在富民」，認為農業地區發展鄉村工業適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在百家爭鳴的今天，我有了勇氣」，再度提出多種經營，發展副業和鄉村工業的建議，「誠懇地要求領導上能注意這個問題」。當時吳江縣人民委員會在向上級匯報費孝通這些建議時，給予了積極的肯定。可是，第三篇文字尚未及發表，反右派運動開始了，費孝通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政治打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社會科學的春天來了，費孝通獲得了第二次學術生命。他受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的委託，主持社會學的恢復重建工作。1981年10月，費孝通三訪江村，邁開了行行重行行的新步伐。如同第二次重訪江村時一樣，78歲的姐姐費達生陪同他「回鄉探親」，鄉親們無比熱情地歡迎他們。
費孝通通過調查，發現開弦弓村近半個世紀所經歷的道路基本上是和中國的其他農村一致的，但也有它的特點。近幾年，開弦弓村的農、副、工經濟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工業下鄉，鄉村工業比重愈來愈大，由此農民收入迅速翻倍。費孝通幾十年前發展鄉土工業的主張在這裡普遍施行，農村剩餘勞動力轉而從事工業和手工業等，農民生活好了起來。他高興地說：「我覺得特別興奮的是在這裡看到了我幾十年前所想像的目標已在現實中出現，而且為今後中國經濟的特點顯露了苗頭。」
人生易老，世事滄桑，耳聞目睹江村的急速變化，費孝通心頭有無限的感慨。3個月後，他四訪江村，在用社隊工業利潤蓋起的荷花灣大隊部樓上，分別為開弦弓大隊書贈賀知章《回鄉偶書》，為荷花灣大隊書贈李紳《憫農（鋤禾日當午）》，表達他對故鄉的緬懷和隱喻久客他鄉的事實，以及對勞動艱辛和勞動果實來之不易的告誡。
費孝通第二次學術生命的實地調查，又從開弦弓村起步，這是歷史的契合。「從實求知」，在開弦弓村這片原野上，他耕耘了近70年，將發展鄉村工業、發展小城鎮、增加農民收入等富民思想引向深入，不斷擴展，為國家繁榮和人民富裕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和建議。
《江村經濟》是一本開弦弓村的「鄉土志」
1980年6月23日，費孝通參加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座談會，他在發言中提到要還兩筆老帳，寫兩本書的任務。一是他1957年許下的願——寫一本《新江村經濟》，想再到江村調查一次，為後代留下一本關於這個村子在半個世紀裡變化的忠實記錄。第二筆帳是欠前妻的，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她的夙願，寫出一本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瑤山社會結構方面的書。
前者是他在英國皇家人類學會1981年赫胥黎紀念會上演講時宣布的，希望在江村調查50周年時，將一本江村經濟的續篇送到「在座的朋友們的手上」。為此，他組織江村50年調查組開展調查，直接指導。我是成員之一。因我們沒有盡責，未能實現他晚年的最大心願，協助寫出《江村經濟》的續篇《江村五十年》，失信於世界學界，留下了社會學發展史上的最大歷史遺憾。我每每想起，都十分愧疚。
費孝通從小常在父親費璞安的書房翻看方志類書籍，似懂非懂。在吳江第一初級小學讀書時，特別喜歡聽校長沈叔明（辛亥革命後改名沈天民）的「鄉土志」課程。沈叔明家裡很清苦，冬天棉衣總不夠，但對他的學生非常好。費孝通感同身受，深情地回憶：「我很敬重他，不怕他。他不像有些老師那樣老是背著臉流露著討厭我們這些孩子似的神情。他會拍拍我的小腦袋，微微帶著笑容問我一陣身體可好些了？原因是我這些年常常生病請假，大概在他的眼中我一直是個怪可憐的病娃娃。他對我的關心撫慰使我感到親切溫存，每一想起還是音容宛在。」
沈叔明的《鄉土志》課程，自己編寫，自己講授，教育學生愛國、愛鄉土、愛哺育自己成長的地方；每個地方有每個地方的歷史風情，不要做一個沒有故鄉的人，到處流浪。費孝通回憶說：「他在課堂上講給我們聽的，都是些有關我們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識。他講到許多有關我們常去玩耍的垂虹橋和鱸鄉亭的故事。至今我們每每想起『松江鱸魚肥』這句詩時，這些橋亭的畫面仍悠然在目，使我心曠神怡；同時浮現著沈校長那種搖頭吟誦的神態，更引人鄉思難收。」
「鄉土志」是地方志的一種，也記載著各地方地理、歷史、名勝、人物和風俗，等等。「鄉土志」和地方志的知識和文化精神，深刻地影響著費孝通的人生志向和學術道路。他認為，他日後寫下的各地社會調查也應歸功於沈叔明校長「鄉土志」課程的啟發。
他的學士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1933年）就是運用全國170餘種縣誌、州志的有關婚姻風俗的記載做資料完成的。他在《鄉土教材和社會調查》中說，他的「《江村經濟》，實際上是一本開弦弓村的鄉土志。」如是，他的《江村經濟》是很有創造性的現代「鄉土志」，自成一體。
由此，我理解費孝通1992年題寫的「修志讀志用方志，識鄉愛鄉建家鄉」的深遠意義，感悟1997年1月和2002年4月他兩次叮囑我負責編纂《開弦弓村志》，是他《江村經濟》續編的一種寄託。2010年，當時的吳江市人民政府將編纂《開弦弓村志》列入紀念費孝通誕辰100周年項目，開弦弓村村民委員會成立《開弦弓村志》編纂小組，聘請我任主編主持編纂工作。經過5個春秋的共同努力，得以出版發行。實現費孝通編纂《開弦弓村志》的夙願，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一種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