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個龐大的、有幾千農業文明傳統的國家，我們的文學處理鄉村經驗、處理一些混合經驗顯得遊刃有餘，但工業題材的文學經驗相對缺乏。從建國初期，一直到後來的許多作品寫的都是都市，典型的工業題材的長篇作品則是不足的。
「今天傳統的產業階級的定位在社會結構當中變得非常曖昧，我們今天難以找到經典的產業階級，如果一旦討論工人階級或者勞動者的話，必須要重新確立新的生產關係，但是在今天這個新的生產關係還沒有完全成型，舊的生產關係已經打碎，勞動者會散落在打工者、服務業，它的群體已經解體，新的產業階級如何確定，這是未來特別嚴峻的問題。」評論家陳福民在談到中國的工業題材作品時說。
最近，黃石作家羅日新曆時八年完成的作品《鋼的城》被陳福民、邱華棟等評論家認為是「工業題材寫作上的新的收穫」。羅日新曆時八年完成的作品《鋼的城》聚焦上世紀90年代鋼鐵國企改制的長篇小說。小說介紹了臨江鋼鐵公司這個百年老廠、大廠，在90年代陷入困境，舉步維艱後，進行大刀闊斧的企業改制的故事。在國企改制這個大舞臺上，各色人物粉墨登場演繹了不同的人生悲喜劇。小說發表於文學雜誌《十月》第五期。
10月17日，由湖北省作協、《十月》雜誌社主辦的羅日新長篇小說《鋼的城》作品研討會在京舉行，20多位評論家、作家參加了此次研討會。
羅日新大學畢業分配到大冶鋼廠一煉鋼，開始與鋼花對峙，與爐火交鋒。他說：「《鋼的城》寫的是一群男人的生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黃石故事，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故事。36年前，我在煉鋼廠任技術員，業餘時間幫助小集體企業做設計，3個月畫一套圖紙，報酬是200元。而我利用業餘時間寫作，3個月創作一篇小說，稿費是10元。我年輕時在冶鋼一煉鋼廠，每個月平爐檢修幹部值班都上夜班。好幾次，下夜班的路上，騎在自行車上睡著了，直到自行車撞到路邊的樹上，才把我摔醒。現在白天上班晚上寫作的日子，比起年輕時煉鋼爐旁的歲月，不知道幸福多少倍。」
羅日新筆下的臨江鋼鐵公司，有著他出生和工作過的大冶鋼廠的影子，它不僅在中國近現代工業發展史上有過輝煌，就是在新中國建立後，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隨著時代的發展變遷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像許多國有企業一樣，臨江鋼鐵公司面臨著負擔重、人員多、轉型難等一系列矛盾，必須進行改革改制，臨江鋼鐵公司的廣大員工將面臨著何去何從的艱難抉擇。
羅日新對國有鋼鐵企業非常熟悉，並親歷過那場改革，改革中各色人物的心態特徵、行為方式和命運結局，他都拿捏得很精準，易國興、祝大昌、田鳴建等等這些小說人物，雖然成長背景和人物性格各不相同，但都有血有肉，再現了二十年前發生在中國大地的那場聲勢浩大的國有經濟活動。
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作家邱華棟說：「工業題材是建國以後中國小說裡面一個獨有的樣式，從五十年代開始就有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出現，包括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蔣子龍老師的一些作品，到羅日新的這部作品，我們把《鋼的城》放到這樣一個工業題材的系列裡面來觀察的話，它是一個新的收穫。這部作品的寫作上生活的底子非常紮實，小說開始就是一對兒戀人盼著15號發工資結婚，結果錢沒下來，這五桌婚禮辦不辦？結果不僅要辦，還增加了三桌。小說的第一句，生活的毛茸茸的質感特別強烈，一看就是在生活裡泡出來的，尤其是在鋼廠出來的，這裡隨處可見的都是特別具體的毛茸茸的生活。」
湖北作協黨組成員副主席耿瑞華談道：「湖北現實主義長篇題材小說一直有一個良好的傳統，新時期以來方方、池莉、劉學農等一批作家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在中國文壇都佔有一席之地。」
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劉大先認為，寫改革開放以來的題材的嚴肅文學寫作上基本有兩種大的情感模式，一種是感傷式的，因為這是一個創傷經驗，這是一個傷痕經驗，很多作家，比如雙雪濤的作品裡面，其實可以看到它是感傷的基調，這是內向型的情感模式。還有一種是繼承左翼文學傳統，底層寫作，把它轉化成憤怒，覺得我們之前的那些理想被背叛了，原先的體制拋棄了我們。但《鋼的城》既不是憤怒的，也不是感傷的，它其實是一種自強不息的，這個時候它是不卑不亢，昂揚的確立了人物的主體性自身。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認為，《鋼的城》就題材來說，是非常典型的工業題材，它不同於路內《慈悲》那種從「我」的角度寫個人的觀感的經驗性的東西。「這個小說首先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就是把已經消失和隔絕很久的大工廠的社會生活，重新納入到我們的認知視野和審美視野裡面來。」
劉慶邦談道：「我們作家有這麼一個責任，就是為我們的時代來保留記憶，或者說為我們的民族保留記憶。其次，這個小說總的基調和格調跟小說的題目是呼應的，有一種鋼性。我們目前的創作，你說是柔性也好，你說是悲憫也好，顯得比較弱，缺乏鋼性。你這個小說有非常鋼性的基調，跟這個題材有關係，不管是情節、細節，包括語言，都有陽剛之氣，這也是文壇需要呼喚的一種鋼的基調。」
陳福民談道：「這個小說所關照的歷史現實有非常明確的意識，他是有一個通盤的總考慮。比如他會讓小說結束在馬克思墓前，裡面特別提到像勞動神聖、勞動價值、主體價值等問題，其實不是一個抽象的問題，它是一個需要在歷史當中定義的問題，它是在歷史關係當中展開的。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隨著世界現代工業體系的完成，從十八世紀就誕生的馬克思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在當下的社會結構當中如何定義，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如果小說想處理這個問題的話，在我看來應該有更複雜的思考，而不是簡單的在小說當中通過幾個下崗工人喊出我們勞動者有價值，不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就能夠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