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日，今年考期受疫情影響推遲了一個月，使高考這件事本身更成為2020屆高三生特有的經歷。高考，作為「硬仗」「獨木橋」「分水嶺」，催生並承載著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裡無數或悲或喜的故事，親人的奉獻、年少的愛戀、對夢想的追逐、對城市的嚮往，個體繽紛多姿的碎片從此刻開始碰撞交織，許多人的命運就這樣悄無聲息地改變了。
今天，我們整理了參加過70年代、80年代、90年代高考的名作家經歷。那些年他們的夢想和現實、心情與狀態、得或失，無不代言著我們每一個人——麥家高考發燒，但能」超常」發揮；格非模擬考拿全市第二，考前卻也想過退縮；王小波直言愛做數學題，但背東西就困；閻連科把作文認真寫滿五頁紙；阿乙吃豬心、喝補腦汁……
70年代的高考：路遙、餘華、王小波1973年7月24日，正值中小學的暑假期間，延川縣的招生考點設在延川中學——路遙的母校。參加考試的近1000名報考者中，北京插隊的知青佔了很大比例。（1973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對推薦和選拔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進行了修訂，並著重增加政治、語文、數學、理化四科的書面文化考試。相當於有限地恢復了高考。但是隨後卻由於張鐵生白卷事件而被否定，考試成績只作為參考，仍採取推薦制招生。編者注）
考試兩天，一共考了三門——語文、政治一張卷子，寫一篇批判文章；數學一門；理化一門。在理化試卷的卷面上，路遙寫下了這樣一段話：「本人由於職業和工作的關係，7年未能複習化學，只在考試前翻了一下書，這樣容易的題都做不出，實感內疚，如果複習時間放長一點的話，還可以做出的……」
延川縣招生辦不久公布了考試成績，王路遙的語政分數是83分，數學分數是22分，理化分數是30分，平均分數：45分。
（摘選自張豔茜《平凡的世界裡的路遙》之《艱難上大學》）
餘華：不管能否考上，先填了志願再說我是一九七七年高中畢業的，剛好遇上了恢復高考。當時我們心裡都準備著過了秋天以後就要去農村插隊落戶，突然來消息說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可以考大學，於是大家一片高興，都認為自己有希望去北京或者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生活，而不用去農村了。
1977年恢復高考老照片
我們這一屆學生都是在「文革」開始那一年進入小學的，「文革」結束那一年高中畢業，所以我們沒有認真學習過。我記得自己在中學的時候，經常分不清上課鈴聲和下課的鈴聲，我經常是在下課鈴聲響起來時，夾著課本去上課，結果看到下課的同學從教室裡湧了出來。
四年的中學，就是這樣過來的，所以到了高考複習的時候，我們很多同學仍然認真不起來，雖然都想考上大學，可是壞習慣一下子改不過來。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下來，我們整個海鹽縣只錄取了四十多名考生，其中應屆生只有幾名。
我記得當時在高考前就填寫志願了，我們班上有幾個同學填寫了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成為當時的笑話。不過那時候大家對大學確實不太了解，大部分同學都填寫了北大和清華，或者復旦、南開這樣的名牌大學，也不管自己能否考上，先填了再說，我們都不知道填志願對自己能否被錄取是很重要的，以為這只是玩玩而已。
高考那一天，學校的大門口掛上了橫幅，上面寫著: 一顆紅心，兩種準備。教室裡的黑板上也寫著這八個字，兩種準備就是錄取和落榜。一顆紅心就是說在祖國的任何崗位上都能做出成績。我們那時候確實都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就是被錄取，可是後來才發現我們其實做了後一種的準備，我們都落榜了。
寫著」一顆紅心 兩種準備「的準考證
高考分數下來的那一天，我和兩個同學在街上玩，我們的老師叫住我們，聲音有些激動，他說高考分數下來了。於是我們也不由地激動起來，然後我們的老師說：你們都落榜了。
就這樣，我沒有考上大學，我們那個年級的同學中，只有三個人被錄取了。
後來我就沒有再報考大學，先在衛生學校學習了一年，然後分配到了鎮上的衛生院，當上了一名牙醫。我們的衛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閒的時候，我就站到窗口，看著外面的大街，有時候會呆呆地看上一二個小時。後來有一天，我在看著大街的時候，心裡突然湧上了一股悲涼，我想到自己將會一輩子看著這條大街，我突然感到沒有了前途。就是這一刻，我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一生應該怎麼辦？我決定要改變自己的命運，於是我開始寫小說了。
（摘選自餘華《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之《十九年前的一次高考》）
王小波：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1978年我去考大學。在此之前，我只上過一年中學，還是十二年前上的，中學的功課或者沒有學，或者全忘光。家裡人勸我說：你毫無基礎，最好還是考文科，免得考不上。但我就是不聽，去考了理科，結果考上了。
我對事情實際的一面比較感興趣：如果你說的是種狀態，我馬上就能明白是怎樣一種情形；如果你說的是種過程，我也馬上能理解照你說的，前因如何，後果則會如何。不但能理解，而且能記住。因此，數理化對我來說，還是相對好懂的。最要命的是這類問題：一件事，它有什麼樣的名分，應該怎樣把它納入名義的體系——或者說，對它該用什麼樣的提法。眾所周知，提法總是要背的。我怕的就是這個。文科的鼻祖孔老夫子說，必也正名乎。我也知道正名重要。但我老覺得把一件事搞懂更重要——我就怕名也正了，言也順了，事也成了，最後成的是什麼事情倒不大明白。我層次很低，也就配去學學理科。
王小波
現在回想起來，幸虧我沒去考文科——幸虧我還有這麼點自知之明。如果考了的話，要麼考不上，要麼被考傻掉。
我當年的「考友」裡，有志文科的背功都相當了得。有位仁兄準備功課時是這樣的：十冬臘月，他穿著件小棉襖，籠著手在外面溜達，弓著個腰，嘴裡念念叨叨，看上去像個跳大神的老太婆。你從旁邊經過時，叫住他說：來，考你一考。他才把手從袖子裡掏出來，袖子裡還有高考複習材料，他把這東西遞給你。不管你問哪道題，他先告訴你答案在第幾頁，第幾自然段，然後就像炒豆一樣背起來，在句尾斷下來，告訴你這裡是逗號還是句號。當然，他背的一個字都不錯，連標點都不會錯。這位仁兄最後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一所著名的文科大學——對這種背功，我是真心羨慕的。
至於我自己，一背東西就困，那種感覺和煤氣中毒以後差不太多。跑到外面去挨凍倒是不困，清水鼻涕卻要像開閘一樣往下流，看起來甚不雅。我覺得去啃幾道數學題倒會好過些。
（摘選自王小波《思維的樂趣》之《高考經歷》）
80年代的高考：麥家、格非、遲子建、閻連科閻連科：上百個考生，無一人知道中國都有什麼大學
離高考還有四天。因為高中沒有畢業，只能找出初中課本抓緊複習了四天，便和一些同村青年一道，到幾裡外的一個學校，參加了一次對我來說是莫名的高考，就像抓緊吃了幾口飯食，又匆忙地奔上了人生與命運的老道一樣。
記不得那年都考了一些什麼內容，但卻記得，高考作文的題目是《我的心飛到了毛主席紀念堂》。在那篇作文裡，我寫了我站在自己親手修的大寨梯田上，眼望著北京天安門，心裡想著毛主席生前的偉大和光榮——在那篇作文裡，我狠命地抒發了我對偉大領袖的某種浩大的感念和情感。因著自己那時正寫著長篇小說，而那篇作文，也就自然寫得很長。作文要求是每篇千字左右，每頁四百格的稿紙，每人發了三頁，而我卻整整寫了五頁。因為稿紙不夠，舉手向老師索要，監考老師大為震驚，走過來看我滿紙工整，一筆一畫，在別人兩頁都還沒有寫完時，我的第三頁已經寫滿。於是，監考老師就在考場上舉著我的作文，大聲說，像這個同學能寫這麼長的作文，字又認真，句子順暢，那是一定能考上大學的。希望別的同學，寫作文都要向我學習。我不知道當時的監考老師是來自哪裡，但他的一番話，讓所有考生在那一瞬之間都把目光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然而那年，我沒有考上大學。
我們全縣，無一人考上大學。只有偶或幾個，考上了當地師專。而我所在的考場，上百考生，連考上中專的也難求一個。
這集體的落榜，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集體去報考志願那天，上百個考生，無一人知道，中國都有什麼大學，省裡都有什麼大學，洛陽都有什麼學校。問負責填報志願的老師，志願應該寫到哪個學校，老師說，你們隨便填嘛。
問：「隨便也得寫個學校名啊。」
老師說：「北京大學和河南大學都行。」
問：「北京大學在北京，河南大學在哪兒？」
老師說：「可能在鄭州。」（實際在開封）
大家都意識到了，北京是首都，是政治和革命的中心，是全中國人民嚮往的一方聖地。於是，有人率先把他的志願填了「北京大學」四個字。隨後，所有的同學都把志願寫成了北京大學。我也一樣。當然，結局是無一錄取，命運決然地公正。
接下來，和我同考場的許多同學，都在次年進行了復讀復考。而我，沒有復讀，沒有復考，我在家寫我的小說，到了年底，便懷揣著一種逃離土地的夢想當兵去了。
後來，有位領導聽說我愛寫小說，有心看看我的作品欲要提攜我時，我急急地寫信並打長途電話，讓我哥哥把我用幾年時間寫的三十萬字的長篇寄給我時，我哥卻在來日回我的長途電話裡，傷心地告訴我說，弟呀，你當兵走了之後，母親每天燒飯和冬天烤火，都把你寫的小說當作燒火的引子，幾頁幾頁地點著燒了。
我問：「全都燒了？」
哥說：「差不多全都燒了。」
（摘選自閻連科《我的父輩》之《高考》）
麥家：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考得那麼好？
高中大家都在發奮讀書，我雖然也發奮，但成績在班上一直處於中間，不冒尖。1981年，我參加高考，當時的高考錄取率大概只有3%，按我平時的成績肯定是考不上的。結果那年高考，我們班上54名同學只考上了三人，其中有我。我是第二名，比錄取分數高出不多，屬於險勝。
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又考得那麼好？完全用運氣來說有點說不通，因為高考三天，後面兩天我都在發燒。我是在昏昏沉沉中應考的，只有我自己知道，否則我一定會考得更好。
麥家
我上的是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這是當時軍隊的重點大學，錄取分數很高，院方到我們學校招生時，初定的調檔線比錄取線高出40分。我屬於險勝，相差甚遠，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些高分的佼佼者被院方帶去醫院作體檢後，可以說是潰不成軍，檢測視力的「山」字表簡直像一架機關槍，一下子撂倒了20人中的14人，加上其他關卡卡掉的，最後只剩下2人。要知道，這不是一般的學生體檢，這是入伍體檢，是按軍人的要求來要求的。於是，又重新劃了調檔錢，比前次降了一半。但對我來說還是不夠，還差得遠。
但也不一定。
那天，我去到醫院參加體檢。天很熱，醫院裡的氣味很難聞，我出來到樓下，在一棵小樹下乘涼。不一會，出來一個戴眼鏡的同志，50來歲，胖墩墩的，他顯然是來乘涼的，站在我了身邊。正是中午時分，樹又是一棵小樹，罩出的陰涼只是很小的一片，要容下兩個人有點困難，除非我們挨緊了。我由於自小受人歧視，養成了（也許是被迫的）對人客氣謙讓的習慣，見此情況主動讓出大片陰涼給他。他友好地對我笑笑，和我攀談起來，我這才知道他就是負責「工院」招生的首長。我向首長表示，我很願意去他們學校，就是成績差了。首長問了我的考分，認為我的分數確實低了些，否則他可以考慮要我。但是，後來當首長獲悉我數學是滿分、物理也有98分的高分時，他驚疑地盯了我一會兒，認真地問我是不是真的想上他們學校。
我激動地說：是真的。
五分鐘後，我改變了體檢路線，轉到四樓，接受了有軍人在場監督的苛刻的體檢。我的身體狀況比我想像的要好，要爭氣，一路檢查下去，居然一路綠燈，哪怕連腳板底也是合格的（不是鴨腳板）。當天下午，我離開醫院時，首長握著我手說：回家等通知吧。
第五天，我接到了由首長親自籤發的通知書。
回想這一些，我恍惚覺得自己是在寫小說。
（摘選自麥家《非虛構的我》之《八大時間》）
格非：讓舉人見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一九八一年的夏天，六月份，整個鎮江地區舉行了一次據稱難度超過高考的模擬考試。考試結束後不久，我在校園裡碰到了教導處的羅主任。他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叫出我的名字，把我嚇了一跳。
「你的身體似乎不太好，」他說，「我已經注意你很久了，要補充營養，麥乳精要天天吃，吃不下也得吃。要多休息。書嘛，就不要看啦，放心回宿舍睡大覺。你想想看，高考雖說很難，但整個鎮江市成千上萬的考生，總不至於只錄取兩個人吧？」
他見我仍然站在那裡發愣，就乾脆對我說：「這次模擬考試，你是鎮江地區的第二名……」
80年代的鎮江
我回到宿舍之後，果然照羅主任的吩咐蒙頭大睡起來，這一睡可不要緊，高考前就再也爬不起來了。考試前一天的晚上，我的體溫升到了攝氏40度。我不敢去找校醫看病，而去發電廠的路我是再也走不動了。寢室裡亂鬨鬨的，瀰漫著汗臭和麥乳精的氣味，考生的父母們正在給他們的兒子做最後的戰前動員。我看見鄰床的一個考生，只穿著一條三角短褲，像個拳擊手那樣向空中揮動著拳頭，嘴裡念念有詞：拼了，拼了……
我知道自己明天上不了考場了。我的意志坍塌了。我忽然想起了母親，想起了她讓我去學藝的那個木匠師傅。我不再憎惡他了。當個木匠似乎也沒什麼不好。幹什麼都行，反正我不想上考場了，我的每一根神經都已經斷掉了。
大約十一點鐘的時候，羅主任來到了我的床邊，他把校醫也叫來了。他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他說不到長城非好漢，他說自古無場外的舉人……我說讓舉人見鬼去吧，反正我是不考啦。
「這可不能由你說了算，」羅主任嚴厲地說，「你的父母不在身邊，現在得聽我的。如果你明天上午仍然高燒不退，我也不會逼你……」
他讓校醫給我往靜脈裡推射了一針葡萄糖，又讓人將我架到他的家中，逼著我當他面喝下三大碗稀粥。
現在，我已無法回憶起這個夜晚是如何度過的，第二天早上我又是如何走進考場的。我只記得，當我從考場回到學校，羅主任正在門前生煤球爐，他又上上下下地打量我，對我說：「如果你想放棄高考，現在仍然來得及。」
隨後，我們都笑了起來。
（摘選自格非《博爾赫斯的面孔》之《當木匠，還是上大學？》）
遲子建：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1981年，我高考不理想，居然把作文寫跑題了，只考上了大興安嶺師範專科學校，學中文。因為課業不緊，我有充足的時間閱讀從圖書館借來的中外名著，使我眼界大開。學校面對山巒草灘，自然風景壯美。我寫了大量自然景色的觀察日記，這應該算是最早的文學訓練了。開始嘗試寫小說，是1983年。我運氣不錯，只投過幾篇稿子，《北方文學》的編輯就開始與我聯繫，從而走上文壇。我早期的代表性作品《北極村童話》，就是在大興安嶺師範畢業前夕創作的，那是1984年。
（摘選自《江南》雜誌訪談遲子建《人生就是悲涼與歡欣》）
遲子建
90年代的高考：阿乙、袁凌、文珍阿乙：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豬心，喝了多少補腦汁
我高考分數隻到省專檔。只有三所學校。另外兩所在省外，涉及金融行業，預估招生分數比本科線高，我只能去讀本省的公安專科學校。我從來沒有做過讀警校的準備。我也不覺得自己適合做警察。但是，我已經厭煩學習了，為了高考，我吃了多少豬心，喝了多少補腦汁，還得了神經衰弱，我已經徹底厭倦學習了。出於對復讀的恐懼，我去讀了警校，並且在畢業以後做了五年警察。我現在倒不後悔這一段經歷，因為寫作的大部分資源就是這一段時間積累的。
從考上大學的18歲開始，我一直不怎麼學習，直到26歲，有一個朋友批評了我，或者直接說他譏諷了我，我才手不釋卷，直到如今。我生活的時候生活得很激烈。讀書的時候讀得很刻苦。像是一匹傻馬，就是在平地上走，頭也是點來點去的。
（摘選自《中華讀書報》訪談阿乙《一個作家的權力在於他的作品》）
袁凌：我可以辜負自己，我辜負不起父母我的噩夢都重現當年的高考情景。在那些依稀的夢裡，我為象牙塔的一紙通行證折磨得體無完膚，老是顧此失彼，原本應該考好的考不好，甚至連自己最為擅長的作文都走題。那是一段多麼不堪回首的時光，夾雜了太多的傷疼，被七月灼傷的疼痛。
1997年，我第二次走進高考場。內寒外熱，我感覺自己的肩上千鈞壓來。我怎麼能輕裝上陣？來自鄉村的孩子，面對的不僅是個人的理想，更多的是父母的期待。那個時候，我只有一個念頭：我可以辜負自己，我辜負不起父母。在這千軍萬馬的獨木橋上，我註定只能成為高歌的勝利者，而不能成為哀嚎的失敗者。
袁凌在家鄉
在等待分發試卷的那一刻，我有些恍惚，恍惚裡是一會是父母那在丘陵皺褶深處的黃土地上躬耕的勞作身影，一會是夢寐以求的大學象牙塔，二者交相疊現。試卷在手，我拋棄一切的私心雜念，沉入第一場語文考試。語文，歷來是我的長項，洋洋灑灑，一路刺殺下來，順暢得如同一次小小模擬考。尤其是寫作文題，我一氣呵成，論辯清晰，文採飛揚，字跡俊秀。那一刻，通體舒泰，有些飄飄然，很多的擔憂一瞬即逝。掃視周邊的考生，發現他們個個神色慌張，汗水細密，有些甚至連頭髮都溼透了。我心想，今年的語文沒這麼難吧。不敢大意，我抓緊最後的十五分鐘，又全部檢查了一遍，感覺還是那麼的美妙。沒十足把握的，檢查的時候要肯定第一感覺。這是我歷次模擬考的經驗，因此我幾乎沒動，等到時間一到，就離開了教室。
（摘選自袁凌博客文章《十年一覺高考夢》）
文珍：也許是上天的安排，讓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我讀書蠻早，17歲上的大學。覺得一定會考上，因為考過年級第一嘛，但高考偏偏考得不好，其次志願填得也不好。99年那年正好復旦是「3+1」，北大清華都是「3+2」——那幾年廣東曾經採用這種特殊考制。
像我這樣的懶人，覺得少考一門總歸是好事，覺得復旦「3+1」是天意，太適合我了。而且對我影響很大的高中物理老師，是文革前的復旦物理系高材生，身上有一種智慧之光……有幸上他的課，是讓我從中不溜變成年級第一的主要原因。他女兒也在我前一年考上復旦大學物理系，是那年深圳的狀元。
種種命運的暗示之下，我就選了復旦中文。但那一年可能很多人都跟我一樣想，所有人心往一處想結果必然糟糕，百分之八十的人都選了「3+1」，「3+2」的學校競爭反而沒有那麼慘烈。
那年復旦平均錄取線比北大要高，我總分差4分沒過線。而且那年復旦理科生的成績據說比文科好，廣東省總計招60個，比例應該20個文科生，40個理科生，但那年只招了8個文科生——名額都勻給理科生了。後來還在報紙上看到，8個文科生中的一個還出國了……
那個暑假我等了很久，也沒有想到會考不上，但學校裡有人收到復旦的錄取通知書了，自己一直沒收到，好像也沒有很強烈的痛感，就是一直玩，看電影，每天去市圖書館。到八月中下旬，都快開學了，終於收到中大的了，還是意想不到的金融系——我的第二志願第一欄根本不是金融，是法學，完全抄我同桌的。
沒想到中大金融比法律系厲害，先調檔，當時系裡的招生老師大概急於找一個編院刊的人，看到我的檔案就很高興。就這樣陰差陽錯讀了四年金融。那幾年裡，我幾乎是極為緩慢地接受這個現實，也在BBS寫了很多東西。也許是上天的安排，讓我接受了四年理性教育。
（摘選自2017年11月3日在上海萬象城言幾又書店，文珍、張新穎、顏維琦、吳越對談實錄）
責編 | 巴巴羅薩
主編 | 魏冰心
圖片 | 網絡
原標題：《為什麼我平時成績一般，高考考得那麼好？| 10位作家的高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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