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除了農耕、商貿等定居文明生活方式以外，遊牧是最廣泛存在的一種社會模式。歷史上的匈奴人、斯基泰人、突厥人等都屬於遊牧民族的範疇，後來蒙古人更是從草原出發，將徵伐的鐵蹄撒向了幾乎整片亞歐大陸。
縱觀整個13世紀，蒙古各部從依附於金朝的邊緣勢力，一躍衝出高原，經過屢次對外徵服之後，諸將將蒙古帝國建立成東至太平洋、西及大西洋的遼闊地域。然而進入14世紀中葉，曾經影響幾乎整片大陸的「蒙古秩序」迅速坍塌，並連帶引發世界新一輪地緣秩序博弈。本文就讓我們從蒙古秩序的坍塌和重建，來詳細暢談14世紀世界格局演變歷程。
一、「蒙古秩序」的弊端
1、遊牧族群擴張特質
相較於農耕、商業型文明而言，遊牧族群因受到自然環境的制約，不得不養成逐水草而居的習性，無法形成定居的社會結構。這種地廣人稀的地域特徵，導致草原帝國難以通過稅收增強中樞實力，從而無法建立起一套官僚體系，畢竟官僚機制是需要大量財力支撐的。正因如此，武力就成為凝結草原各部落力量的唯一因素。在尚武精神瀰漫的遊牧文明當中，父死子繼的繼承制度是難以穩固的，兄終弟及才是保證一個部族持續發展的常見選擇。加之，草原帝國本身缺乏官僚管理機制，可汗個人的人脈關係是保證帝國穩定的重要因素，當一個草原帝國擴張到一定程度以後，內鬥、分裂將不可避免。
事實上，從蒙古帝國建立之初，成吉思汗去世以後，蒙古皇室內部便多次出現皇室內鬥。到了13世紀末、14世紀初，蒙古皇室內爭已經陷於非常激烈的程度，並嚴重幹擾了陸上絲綢之路的正常運轉，直至元成宗與篤哇、察八兒達成和議，內爭才宣告暫停。然而當1307年元成宗去世以後，皇室內爭風波再起，絲路驛站再度受阻。「蒙古秩序」籠罩下的亞歐大陸，建立了以元朝和四大汗國為核心的國際外交體系，一方面四大汗國在維持與元朝表面宗藩關係的前提下，擁有獨立的外交地位；另一方面，元朝繼承了中原王朝的朝貢體系，確立了高麗的藩屬國地位。然而，不論是元朝還是四大汗國，都先後與被徵服地區文明發生融合，相互之間的關係反而愈發稀薄了。也就是說，伴隨著蒙古擴張步伐的停歇，亞歐大陸上的「蒙古秩序」從一開始就處於極度不穩固的狀態之中。
2、蒙古擴張的後遺症
在蒙古人擴張最為迅猛的13世紀中，不論是中西歐、北非亦或日本，都相繼面臨嚴峻的地緣擠壓態勢。在蒙古第二次西徵時，窩闊臺汗遣拔都等諸王率軍對伏爾加河以西諸國發起了戰爭，沉重打擊了波蘭、德意志和基輔羅斯的力量。不久，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開始陷於「大空位時期」，內部割據諸侯力量進一步增長。到了1273年，各大貴族共同擁立哈布斯堡的魯道夫一世為皇帝，大空位時期才得以終結。正是因為德意志的衰落，法蘭西和英格蘭才得以擁有更大的活動空間，而雙方圍繞英王在法領地、法王繼承權等問題的糾葛，在失去了德意志方面掣肘以後，變得日趨激烈。到了1337年，英法百年戰爭爆發。
當初，以旭烈兀為首的蒙古大軍發動第三次西徵，連續攻克了木剌夷、巴格達、敘利亞等地，兵鋒直至北非埃及地區。恰在此時蒙哥汗死去，阿里不哥和忽必烈爭位，旭烈兀留守波斯，旋即停止了對埃及的徵伐。不過，由於伊爾汗國橫跨兩河流域、伊朗高原等多個地緣板塊，在中原-中亞長期處於蒙古皇室內爭、商路不暢的情況下，它最終於1335年陷入了分裂和瓦解之中。此時的埃及正處於馬穆魯克王朝拜伯爾斯一世時期，這是一位相繼擊敗了蒙古人和十字軍的君王，依託於埃及的屏障作用，北非也因此並未太多受到蒙古人擴張的影響，不過13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就沒有這樣的運氣了。
1274年、1281年，元朝兩次發動元日戰爭，雖然最終以日本勝利而告終，卻也導致鎌倉幕府統治的衰落。畢竟，雖然幕府將軍可以用對外戰爭作為藉口，不將朝政交換給天皇，卻也面臨眾多立下功戰功的武士缺乏足夠的獎勵。因為元日戰爭本質上是日本抵禦外敵入侵的戰爭，鎌倉幕府本身不可能通過戰爭獲得戰利品和土地，也就難以安撫武士階層的不滿。最終，執著於倒幕的後醍醐天皇利用了這一點，於公元1333年推翻了鎌倉幕府的統治。只是後醍醐天皇為了防止皇權旁落的重演，決定對森嚴的日本等級制度進行改變，並啟動了新政，觸碰了貴族武士階層的利益。於是足利尊氏反叛，在1336年開創室町幕府，扶立傀儡天皇，與逃遁至南方的後醍醐天皇形成了南北對峙的局面。至於元朝，在徵服日本、佔城等戰事遭遇失敗以後，連續四次開啟海禁，雖然每次時間都不長，但畢竟打開了中原王朝海禁的開端。
二、秩序的坍塌與重建
自從西亞穆斯林崛起以來，歐洲天主教勢力便開始打著「討伐異教徒」的旗號發動了數次十字軍東徵。羅馬教會對歐洲人生活的影響滲透到了方方面面，這在蒙古西徵以後獲得了進一步的強化。相較於匈人、阿瓦爾人和馬札爾人，蒙古騎兵的軍事威力和戰場震懾力更強，但卻並未造成有長期實質影響的移民潮。所以到了14世紀，歐洲在原有天主教社會結構未受衝擊的情況下，變得更為保守。恰在此時，鼠疫於1346年率先出現在義大利城邦佛羅倫斯，僅僅十幾天城中便無活人。鼠疫，又稱黑死病，是對歐洲歷史、思想、文化影響極為深遠的一次廣泛病疫。有記載表明，同時期除了歐洲以外，中亞等亞歐大陸其他地區同樣出現過相似的疫情。鼠疫的廣泛傳播，一方面是由於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增加了感染病疫的可能，另一方面則是源於蒙古秩序下不同地緣板塊之間頻繁的外交、經濟聯繫。
只是，由於黑死病的大規模傳播，歐洲幾乎除了波蘭等少數地區和城市以外，均遭到洗地式的打擊，人煙寥寥。人們出於對神父的信賴，在面臨死亡威脅之時，往往會前往教堂禱告，以求安寧。這就導致神父成為黑死病泛濫時期，整個歐洲病死率最高的職業。如此一來，天主教會開始面臨民眾的信任危機，其基礎神職機構也遭到了沉重的打擊。由於天主教會和歐洲各國在經濟和精神層面都損失慘遭，社會開始出現一系列動蕩。1356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四世頒布《黃金詔書》，正式確立了帝國選侯制度，為日後諸侯混戰埋下伏筆。1378年，羅馬天主教會發生大分裂，出現了多名教皇並存的情況，並一直延續至1417年。黑死病的泛濫同樣中斷了英法兩國的戰爭，英軍在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不得不撤軍回國。
亞歐大陸另一端的元朝同樣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歐洲黑死病爆發的5年以後，元末紅巾軍起義開始了。當時的元朝正在遭受嚴峻的旱災和糧荒，加之統治者自身的腐朽，起義軍勢如破竹般地席捲了半壁江山。到了1368年，朱元璋憑藉卓越的戰略、戰術思維，相繼剪除了陳友諒、張士誠等南方割據勢力，並趁北方元朝內亂之時發兵北伐，建立了明朝。明朝的建立標誌著「蒙古秩序」坍塌的開始。兩年之後，帖木兒篡西察合臺汗國自立，建立了帖木兒帝國，並從中亞出發沿著當年旭烈兀西徵的腳步將波斯、兩河、敘利亞等地相繼兼併。雖然帖木兒以成吉思汗的子孫自居，但卻早已高度突厥化了。此時的西亞地區，即便依舊留存有蒙古人的後裔，大多也是以波斯文明或者突厥文明的形象出現。
三、變化的思想、永恆的地緣
1、秩序重建過程中的思想潮流
相較於東亞、中亞、西亞以及東歐等地，西歐地區的秩序崩塌主要體現在思想層面。伴隨著天主教對世俗生活影響力的下降， 尤其是面臨黑死病帶來的巨大死亡衝擊以後，一股厭惡天主教禁欲主義、崇尚人文主義的思潮逐漸湧動。伴隨著工商業的逐漸復甦，越來越多的義大利市民和世俗知識分子開始推崇現世的享受，藉助復興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文化主張，即文藝復興運動。在文藝復興早期，文學創作是開啟民智的主要手段。這其中除了被譽為「中世紀最後一位詩人、又是新時代最初一位詩人」的但丁（1265-1321）以外，其餘諸如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皆活躍於黑死病疫情過去以後。
在東歐，曾經因基輔羅斯四分五裂而被蒙古人徵服的東斯拉夫人，也逐漸產生民族意識。1380年，羅斯擊敗了宗主金帳汗國，逐漸取得一定自主地位，並最終在 一個世紀以後徹底擺脫了蒙古人的控制。相較於歐洲。蒙古秩序坍塌對亞洲帶來的影響，更多地體現在新一輪秩序重建和力量洗牌層面，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地緣關係了。
2、地緣關係的延續
在西亞，帖木兒帝國建立以後，分別於1388年徵服花剌子模，1393年徵服波斯，並在1395年一度攻破了金帳汗國首都薩萊。此時的帖木兒帝國基本上承襲了歷史上波斯帝國、安息帝國、薩珊波斯以及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大致疆域，成為西亞地區的絕對霸主。另一邊，伴隨著蒙古秩序的坍塌，突厥人重新發揮影響，這其中奧斯曼突厥幾乎控制了小亞細亞和巴爾幹地區，並在1389年科索沃戰爭中取得大勝。到了1396年，奧斯曼再度於尼科堡戰役重挫歐洲，卻不得不正視東方的威脅。此時的奧斯曼雖然並未完全掌控羅馬帝國、拜佔庭帝國歷史上的全部領地，但其與帖木兒帝國圍繞兩河流域的地緣衝突卻愈加明顯。
由於海上絲綢之路崛起，缺乏陸上商道作為紐帶的西亞、中亞地區各地緣板塊離心力明顯，曾經維繫阿拉伯帝國、四大汗國的經濟基礎被嚴重削弱了。帖木兒帝國衰落以後，西亞、中亞地區將不可避免地陷於走馬燈式的政權更迭。相比之下，東亞的秩序傳承要更加穩固，明朝重新建立起漢唐時期的中原朝貢體系。1392年，高麗將領李成桂篡權自立，建立朝鮮國，並成為明朝的藩屬。同年，日本幕府將軍足利義滿逼迫南朝天皇讓位，進入室町時代。自唐末以來，中原出現了兩個顯著的變化，一方面經濟中心開始自北向南轉移，另一方面政治重心逐漸自西向東轉移。不過，這並未影響中原板塊整體的地緣態勢。即便明初於1399年發生「靖難之役」，依舊能夠維持內部統一。
綜上所述，鑑於蒙古秩序存在皇室內爭、容易外附被徵服文明等因素，離心力十分顯著。在此背景之下， 14世紀的世界秩序面臨一個從坍塌到重建的洗牌過程。只不過由於黑死病的影響和歐洲天主教勢力的削弱，文藝復興開始在商業氛圍濃厚、遭受疫情最為嚴重的義大利地區率先發起。至於西亞、東亞等地，則依舊延續了傳統地緣環境而產生的秩序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