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筆記|滅蚊、登革熱與古巴的免費醫療

2020-12-11 澎湃新聞

「人地關係」的討論是一個長久的議題。不管是從西方普遍討論的地理環境決定論,氣候決定論,文化決定論等,還是中國哲輩們談及的「天人合一」「萬法自然」等思想中無一都關注到了自然環境對於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影響。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孟德斯鳩指出,氣候,土壤等地理環境對人類的生物機能有直接的影響,進而影響到各個地理環境中法律和政治的形成。辛普爾進一步認為,環境對於人們的影響,更多的體現在地理環境對人們的經濟生活和社會文化的影響。在我的理解看來,特定的自然氣候環境必然參與了人們的日常觀念和生活習慣的形塑過程,以人本性中趨利避害的進化論觀點來看,一個地區內長久積澱的文化習慣必然會形成一個社會群體內部特殊的運行機制,而其背後折射出的是該地區人們看待問題的角度和處理事情的方式,也即所謂的「世界觀」。

不可否認的是,長時間的待在一個圈子裡,很難避免對自身所處的文化圈子內運作機制的「感知鈍化」,對自身所處文化環境的「熟視無睹」。只有當跳出這個圈子之後,身處在另一套文化規則運行的社會中,這種因「不同」而產生的文化圈子感才會更加明顯的凸顯出來。這或許也是人類學家偏愛尋找「衝突」的原因之一,也是所謂的「從『他者』的眼中認知自我的過程」。

本文作者是「吸蚊體質的女孩」

作為「吸蚊體質的女孩」,在國內念書的時候,本科和研究生的舍友都曾對我有過類似的評價:對於她們來說,我就像「行走的花露水」,而對於我來說,我就像「行走的蚊子大餐」。只要我在宿舍,我就無形中成為了室友的庇護傘,即使她們開著蚊帳,我拉著兩層帘子,被蚊子咬的那個人還是我。剛到古巴半個月,十多個蚊子咬的包就已經不均勻的分布在我身上各處了。看著身上凸起的紅包,我突然想起了本科老師講的一個玩笑:當她第一次到美國留學的時候,她才發現外國的狗叫聲並不是「Bark Bark Bark」(英文單詞中的狗叫聲),也是「汪汪汪」;古巴的蚊子似乎也跟中國的一樣「口味」和「喜好」,這也就使得即使在大洋彼岸,我仍舊是蚊子的「饕餮盛宴」。但也有不同,古巴的蚊子並不會像國內的蚊子一樣對泰國的花露水避而遠之,所以我帶過來的花露水並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總而言之,我被咬了,咬得很慘。然而,也正是借被蚊子咬這一事件的契機,讓我又進一步認識了古巴。

周六的家庭「fumicacion」(噴霧)

房東Magda首先發現了我突然腿上凸起的紅包,神情緊張的她趕緊從沙發上站了起來,三步並兩步地過來摸了摸我的頭,手和腿。Magda在我的手肘子和膝蓋的關節處稍微用力按了幾下,關切地問我的頭和身上疼不疼,有沒有覺得身體不舒服。對被蚊子咬這件事已經習以為常的我面對她強烈的關心覺得很奇怪,我告訴她這個很正常,我在國內也經常被咬,兩三天就好了。我輕描淡寫的回答並沒有解開她緊皺著的眉頭,Magda接著嚴肅認真地跟我說,蚊子會傳播疾病的,讓我一定要注意,有不舒服的時候一定要告訴她,她帶我去醫院。常年在「蚊口」下「掙扎」生活卻依舊活蹦亂跳的我早已對這個在國內上小學的時候就被反覆提及的「蚊子傳播疾病」的知識不以為然,我不禁覺得Magda有些「小題大做」, 但是看到她連忙找來「蒼蠅拍」到我房間裡幫我拍蚊子時,我能感受到她對我真實的關心。

哈瓦那的蚊子似乎對我格外地偏愛,在房東一家都沒有被咬的情況下,我身上的蚊子包又增加了幾個。Magda每天起床後和睡覺前都要來檢查一下我身上有沒有增加新的「傷口」,然後摸一下我的頭,問我身上疼不疼,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回應這份關心,只能每天都順從地讓她「就診」。Magda告訴我,過了周六家裡就沒有蚊子了,我問她為什麼要這樣說,她說了一堆我不太能聽懂的西班牙語。當她看到我很懵的樣子時,她也不知道該怎麼用簡單的句子將那一段充滿術語的解釋講給我聽。讓一個67歲只會講西班牙語的老人家跟一個西班牙語水平很低的女孩解釋很複雜的事情,確實是為難彼此了,聰明的Magda於是抬起了雙手做出了一個國內小孩「打水槍」的姿勢,並配音「咻~」。我覺得很有趣問她那是什麼,Magda跟我說那是 「fumicacion」(噴霧)。我查了一下這個單詞,知曉了它的意思。但是「什麼是「fumicacion」呢?」「是誰會來『fumicacion』呢?」「怎麼『fumicacion』呢?」這些問題仍然困擾著我。

時間一晃到了周六,房東一家比平常早起了一小時,似乎她們周五晚上的早睡就是為了周六早上的早起。房東妹妹的女兒Mariem叫醒了我,跟我說今天早上要在十點之前準備好午飯,待會如果有人來「fumicar」的話讓我抱著她的寶寶到樓下等著,大概兩個小時之後再回來。房東Magda和她的妹妹Magalia她們回到了另一個家做準備,她也要開始她的準備了。我不知道她們準備什麼,於是就看著她忙前忙後:她先將今天要吃的黑豆和米飯分別放在高壓鍋和電飯鍋裡煮著並定了時,把廚房用具都收到了柜子裡,然後將客廳裡和房間裡的用品和用具都放到了床上和沙發上,再用白色的布把它們都罩在了下邊,家裡全部的撐杆式的窗子只開了一點縫隙,Mariem告訴我那是為了「換氣」。忙前忙後大概花了兩個小時,一切準備就緒,Mariem看著時間還早,就跟我解釋道,待會會有人來「fumicar」,為了消滅蚊子。我終於問出了我一直困惑的那個問題「為什麼你們會覺得蚊子這麼可怕呢?」Mariem告訴我因為它會傳染一種叫做「Denque」(登革熱)的疾病,這個病很嚴重,有時候會死人的。政府為了保障人們的健康安全,每周六都會派人來家裡進行「fumicacion」,我問她只是對她家進行「fumicar」嗎?Mariem說當然不了,這是古巴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政策,是古巴衛生部門為古巴所有居民健康實行的一項保障措施。我接著問了她覺得是否有效,她是否喜歡等問題,無疑都得到了積極正面的回答。Mariem跟我解釋到我們住的這棟樓有十層,「fumicacion」就是從樓上挨家挨戶的往下進行,在樓上正在進行的時候,會有專門的調查人員提前到樓下的住戶確認家裡是否有人在家,然後在一張紙上籤上消毒的日期;如果該戶主因為有事沒人在家,周六過後會有衛生部門的人上門拜訪,查看家中是否有染病發燒的病人。說完她就讓我靜靜地聽著,樓上果然傳來了噴霧的聲音。

fumicacion之前房東家裡的準備

等了半個小時,噴霧機發出的隆隆聲音越來越近,Mariem讓我抱著寶寶在樓道裡等著,她還需要在家裡等著他們的到來。樓道裡充滿了刺鼻的味道,類似汽油味。Magda一家的房間作為6層的第一間,兩個戴著口罩背著像國內打農藥桶的年輕人從這棟殖民建築的樓梯中走下來,徑直走向了Magda的家。刺鼻的味道和隆隆的機器聲讓Mariem的寶寶大哭,Mariem站在家門口,一邊關注著屋內的「fumicar」進程,一邊大聲地隔空安慰著寶寶。敞開的房門使得屋內滾滾白霧從門口冒出來。我猜想這個應該是殺蟲劑之類。Mariem站在門口,被濃霧圍繞,這讓我覺得這種噴霧可能只是針對蚊蟲,對人體的毒性不大。

用於fumicacion記錄的紙

工作人員在家裡噴霧,Mariem站在門口等候

鄰居在Magda家Fumicar的時候,早已站在門口等候,等Magda家一結束,兩個戴著口罩的年輕人就進入下一家了。Mariem鎖好門,我們乘坐電梯來到樓下時,樓下大概聚集了十多個人,都是樓上的鄰居們。他們搬著椅子坐在門前的空地上閒聊,有說有笑,我的出現又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如同往常走在大街上一樣,古巴人總有一眼就認出我是中國人的能力,他們紛紛向我微笑著打招呼,我也禮貌地回應著他們。Mariem對鄰居也特別的禮貌,一一回應完之後,她就拉著我走了,她跟我說,一般在周六這天家裡進行fumicacion的時候,她都會去另一條街上找她最好的朋友玩,等fumicar的人到達她朋友家的時候,她的朋友剛好又可以跟她一起回到她的家裡。

清晨十點多,行走在哈瓦那的街頭,微涼的海風伴著一絲刺鼻的藥味貫穿著五顏六色的大街小巷。在已經進行過或者正在進行「fumicacion」的「edificio」和「casa」的門前以及小公園裡的長凳上,聚集了平時住在一棟樓或一個街區的鄰居和從別的街區過來的朋友。瀰漫著煙霧和殺蟲劑味道的周六似乎成為了古巴人走親訪友、交流生活、增進情感的一部分內容,這樣例行的日子也仿佛成為了一種生活的「儀式」。在這天裡,人們能感受國家在場對人民給予的關心和關注,住在一棟樓裡的鄰居也打破了樓層之間的「區隔」聚在一塊分享生活,相隔幾條街的朋友也藉此契機相互拜訪。生活的瑣碎並沒有阻礙著人們的交流和交往,眼前的困擾也並沒有使得人們忘記久候的朋友和家人。

住在哈瓦那的這段日子裡,我有一個真切的感受:在這個國家裡,似乎沒有人會有「等待」就是浪費時光的想法。無論是在銀行,便利店,菜市場,公交站,Coppelia的冰淇凌店等都需要排隊的地方,還是像今天等著家裡的「fumicacion」的消散等,人們會在這段時間彼此閒聊,相互讚美彼此的穿搭,分享哪個菜市場有新鮮的蔬菜肉類產品等問題,耐心地「消費」著時光。現代化產物之一「時間就是金錢」的概念仿佛從未在這片土地上受到宣揚和鼓吹,因信息泛濫而出現的「低頭族」幾乎只會在遊客和外國的留學生身上出現。而對於當地的人們,他們安心坦然地過著眼下的生活,著眼於眼前世界的繽紛,享受當下的時間,從不為未來焦慮。

即使處處需要排隊等候,但是不會看到古巴人行色匆匆或者不厭其煩的樣子,古巴的朋友告訴了我,古巴人「todo con calma」(一切從容)。

「華人圈」與「登革熱事件」

真切地感受到古巴蚊子的危害源自於我到了哈瓦那大學上學之後的見聞。為了讓我能夠迅速掌握「古巴語」,以便於開展我的田野調查,外導建議我報了一個哈瓦那大學的西班牙語短期語言速成班。雖然覺得學語言「速成」是一種略帶「荒誕」的想法,但是無奈自己的西語水平確實需要提高,需要更多的「在地化」和「本土化」,再加上又覺得這是一次珍貴的體驗,我很樂意地接受了外導的安排。說來很巧的是,也正是因為這種對「來者不拒」的心態,我又開始進入了古巴生活的另一個圈子中。

外導帶著我走進一棟哥特風式的建築,風格古樸幽雅,裝修古樸考究。進門時樓內的阿姨正在清潔樓道,外導小心地點著腳沿著牆角走,並讓我沿著她的路線走,清潔的阿姨微笑地對著我們說了句「Gracias」(謝謝)。外導告訴我,在古巴,如果看到有人在做清潔,無論是在自己家裡還是在別的地方,你要麼就站著等到地面上的水都幹了再走;要麼就沿著牆角走,這是尊重他人勞動和有良好教養的表現,即使是古巴總統遇到這樣的情況也會這樣做。路過大樓的大廳時,裡邊的景象再次勾起了我的好奇。這是我到了古巴之後第一次見到這麼多亞洲面孔的人坐在長椅沙發上,他們應該也是坐在那裡等著地板上的水幹了再走;走上二樓之後,映入眼帘的也幾乎全都是亞洲人的面孔,莫名讓我有種恍惚置身於中國大學裡的感覺。外導告訴我,這一棟樓叫做「Varona」,可以說是哈瓦那大學專門為中國留學生準備的,超過一半以上的學生來自中國,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的日本人和韓國人也來這裡學習西班牙語。

在老師的安排下,我註冊了一個月的短期班。周一做水平測試,周二老師試講,周三繳納學費,每天一節課,從早上9:00到12:30,中間休息半個小時。小班由12個人組成,包括我在內就有五個來自中國,其他的同學有來自葉門的,丹麥的,肯亞的,加拿大的。

龔叔是我在班上認識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帶我走進古巴「留學圈子」的第一個人。龔叔今年61歲,在美國開餐館20多年,本來已經過上了衣食無憂的生活,但跟妻子的感情問題成為了他晚年最大的困擾。在去年的時候他選擇結束了這段感情,並將自己所有財產都留給老婆,選擇了淨身出戶。拿著美國政府給的每個月800美金的退休金,龔叔思前想後,無依無掛的他毅然決定走向「活到老學到老」這條道路。他在斟酌了一番之後最後選擇來到了古巴,希望好好學習西班牙語,以後在古巴定居。龔叔在哈瓦那已經待了將近一年,在短期班已經待了五個月。他有些慚愧地說儘管他已經很努力地學習了,但是年歲越大記性越差,所以他的語言還是沒有太大的進步。我很奇怪他拿什麼籤證留在這的,他告訴我說在學校註冊之後,拿到學生證就能延長在古巴的停留時間,這是很多想待在古巴長一點的人的一種做法。

在異國他鄉沒有子女陪在身邊,這使得龔叔將身邊的孩子都當作自己的孩子一樣關注。當他看到我手上的蚊子包時,跟房東Magda一樣焦慮的表情也出現在他的臉上。他也連忙問我身體是否有什麼異常,是否覺得有什麼不適。我跟他說沒有,但這也沒有讓他放鬆下來,他用英語跟我說,我會對你持續觀察一周的,登革熱有潛伏期,一定要確保你的身體沒有大礙才行。他跟我講了一個發生在他身邊的一個案例,這不禁讓我有幾分難以置信原來這種會帶走生命的疾病就在眼前。

原來在我到達古巴的前一周左右,有一名中國留學生因為得了登革熱離世,而這個留學生正好就是跟龔叔合租室友。龔叔心情沉痛地跟我說,他才25歲呀,本來他之前已經在厄瓜多的餐館工作,賺了一些錢一年前準備回國,後邊了解到古巴留學條件的寬鬆,他規劃了一下未來的發展之後選擇留在古巴學習,卻無奈喪命於此。男孩從被蚊子咬了之後到正式發病之前,潛伏期較長,但是發病時卻異常迅速。起初的那幾天,他的症狀也僅僅發燒和渾身乏力,所以龔叔和男孩也都只認為是感冒了,龔叔讓男孩去醫院看看,男孩說吃點藥就沒事了。 「吃過苦的孩子就會覺得忍忍就過了,然後自己找了些藥吃沒太在意」,龔叔心疼地說。過後的幾天他就開始噁心吃不下飯,身上疼痛難忍,皮膚上開始出紅疹子。那個時候龔叔恰巧因為有事回美國去了,出租屋裡就只有男孩一個人。然而男孩依舊將這種症狀歸結為感冒,以為吃著感冒藥能痊癒。一直到病情發展到他沒辦法起床了,開始尿血和嘔吐出血,他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等學校裡的同學將他送到醫院的時候,醫生說為時已晚了,他已經處在登革熱的重度階段,回天乏術。龔叔回來之後的兩天,在醫院目睹了病情惡化之後男孩的痛苦,在病床旁邊一直陪伴到他離世,他心痛地說「要是我沒有回美國去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也就是因為這件事,龔叔意識到大多數新來到古巴的留學生都對當下這個階段正流行「登革熱」疾病的情況知之甚少,這讓他有些悲憤,他開始為此急切地奔走相告,將自己身邊的這個案例給新來的同學一遍遍地說起。每次課下之後半個小時的休息時間裡,龔叔總在教室外邊的走廊上四處走動,看到陌生的面孔時就去跟他們主動交流,給他們說關於這個疾病的事情。他的平板裡還存著男孩健康時跟龔叔一起出去玩拍的各種照片,每給新的同學介紹時都要翻開一次,偶爾也看到他眼裡泛著的淚光。龔叔的無私和熱心讓我感到很溫暖,後來我才知曉,在古巴的留學生群中,無論是中國留學生還是外國留學生,大家幾乎都認識了有這樣的一個熱心叔叔。

「全年都是夏天」的弊端與初識古巴全民免費醫療

自進入古巴至今,除了偶爾的下雨天氣溫會在25℃左右,其餘的日子裡全是豔陽高照,30℃以上。來古巴之前,我就聽說古巴全年都是夏天的傳聞,但是直到我看到朋友圈裡國內的同學都在抱怨十月初就穿兩條秋褲,而我仍然背心加短褲汗流不止的時候,我才真實地感受到古巴氣候的獨特性:靠近赤道,四面環海,古巴素有「墨西哥的鑰匙」「加勒比海的綠色鱷魚」之稱,作為加勒比海地區的群島國家,古巴以熱帶雨林氣候為主,全年溫差不大,年平均氣溫28℃左右。

龔叔告訴我在6-10月,古巴氣溫偏高,再加上降雨和潮溼溫熱的環境,使得古巴很容易滋生蚊子,因此在這段時間裡,蚊子成為古巴社會的一大防治處理對象。前段時間颱風的盛行,更是加劇了這種局勢。真實案例就發生在眼前不禁讓我覺得心驚膽戰,我也開始為我的「不以為然」感到後悔,急忙問龔叔我該如何防治,龔叔聳了聳肩,一臉無奈地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別被蚊子咬唄~」,聽到這個回答的我哭笑不得,我回答說那難道要我全身包裹著嗎?龔叔接著說,讓我也不要為此有過重的心理負擔,只要察覺出身體有異常,立馬到醫院就診就行,古巴的醫院裡有全面系統的措施治療登革熱疾病,在治療登革熱和其他很多方面的疾病中,古巴擁有可以睥睨世界前列的醫療水平。上次陪那個得了登革熱男孩到古巴醫院的看病經歷讓龔叔連對我誇讚道,「古巴的醫生是相當的負責,『分層醫療』的實行更是特別的合理有效,相比於我之前長期生活的美國醫療制度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對他所言的「分層醫療」產生了強烈的興趣,急忙問他那是什麼。他耐著性子跟我解釋到,這也是他到了古巴之後才了解到的當地知識:在古巴「分層醫療」有三層機制,基層醫療就是家庭醫生Medico de Familia,負責一個社區大概180戶左右居民的基本健康,一般的小病像頭疼腦熱,感冒發燒等在那裡就能看好;二級醫療是社區醫院Policlinico,相對於家庭醫院來說有更多的更加完善的檢查設備和醫療設備,處理更為重大的疾病;而三級醫療就是綜合性醫院Hospital General和專科醫院Hospital Especializada,設備和配置更加優於社區醫院。這讓我覺得是一個很有趣知識,如果深入了解之後必然能夠對古巴的免費醫療有更深入的認識,但龔叔對此的了解也僅限於此,這讓我有些遺憾。龔叔跟我說只要我拿著我在哈瓦那大學的學生證,我就能夠以超乎尋常的低價享受到這種醫療服務,「como cubanos」(像古巴人一樣)。

我住的地方對面的「Farmacia」

龔叔的回答似乎也解釋了為什麼即使在登革熱高發的季節,大街上的當地人,上到古稀耄耄的老人下到鬢毛稚角的孩童,他們仍然穿著吊帶背心和短褲短裙,張揚著個性,安然享受著生活。對於習慣了「從內」找問題的我來說,當我聽到只有防治蚊蟲才能避免登革熱,首先進入腦海的想法就是將自己全副武裝,不讓蚊子有可趁之機,而這無疑也就意味著我在大熱天裡需要忍受高溫的煎熬;而對於古巴人來說,全民免費健康醫療的機制和國家對人民健康安全的重視成為當地人在高溫氣候下體面生活的一個重要保障,因為無太多的「後顧之憂」,所以人們每一天都會花大部分時間想著如何精緻地將日子過好,如何用美好的東西裝飾自己和裝點生活。

房東家的餐桌

附近的一家複印店

房東帶我拜訪她的朋友,我拍下了她家裡的擺設

一位古巴當地朋友家裡的裝飾品

日夜交替的風,把Malecon的海面一次次的熨平再蕩起,這是古巴人的習以為常,但對於我這個異鄉人來說,卻是珍貴而不可多得的人生美好時光。迎面的溼潤的海風讓人浮躁喧囂的內心回歸寧靜,不知疲倦的海浪也讓人躁急火熱的脾氣得以清冽。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轉換過程中,那些因「不同」而呈現出文化景觀的差異都在吸引著我去探尋其間的因果,用人類學家那一套所謂的「社會規則」去尋找那些「不同」所獨立存在的合理性。無疑因為很多因素的局限性,「管中窺豹」的認知或許會讓我走向「強加因果」的困境,但我覺得這樣的探尋是必需且有意義的,因為那是來自於人類應允不同文化之間互容共生的契約。

Malecon的清晨,黃昏和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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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緊接著,古巴的三個革命組織「七二六運動」、「三一三革命指導委員會」、「人民社會黨」合併成立「古巴革命統一組織」。1965年,該組織正式定名為「古巴共產黨」。因此,古巴革命的勝利不僅指起義勝利,也指民主革命的勝利。對古巴人民而言,這是「等待了四個多世紀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