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談「中國震撼」 曾做過鄧小平英文翻譯

2020-12-11 中國新聞網

  張維為:在中國震撼裡看中國   

    採訪手記:

  張維為曾經是鄧小平的翻譯。2008年,他寫過一本《中國觸動全球》,是張維為走完一百多個國家的一些感觸。那本書寫完之後,他總覺得還有些想法沒有表達出來,所以又用兩年時間寫了《中國震撼》。這本書一經上市,立刻成為熱銷書,繼而人人搶讀。

  在採訪中,張維為說中國的GDP就是一個困境,和天氣預報以及房價的困境是一模一樣的。這個說法很特別,他恰當的比喻能把你從生澀的政治經濟名詞中拉到百姓生活裡。他一直在強調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在他眼中,那是中國震撼。

  張維為,復旦大學外文系畢業,日內瓦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曾為英國牛津大學訪問學者。現為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春秋綜合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復旦大學兼職教授。

  著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係的思考》、《中國觸動全球》等著作。發表過許多關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發展模式、比較政治、外交政策以及兩岸關係的文章。上世紀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

  鄧小平對他影響很大

  新報:您曾為鄧小平做過翻譯。這段經歷,對您今天的認識有什麼影響?

  張維為:我給鄧小平做了三年時間的翻譯。我是1985年開始做鄧小平的翻譯的,當時所有人都在談改革開放,對中國發展走什麼樣的道路非常關心。擔任鄧小平的翻譯,使我能夠真切了解到當時中國最高領導人的思路與想法。不過,這種了解最初還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後來隨著閱歷的增加、思考的深入,有些東西日漸清晰,想法慢慢成形。

  新報:您對鄧小平的印象是怎樣的?

  張維為:鄧小平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遠大戰略眼光。我給他做翻譯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談的東西,都是今後幾十年內中國應該怎麼發展,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都是他自己有生之年看不到的東西,但他談這些未來的目標,總顯得那麼自信、那麼執著,給人感覺好像他才三四十歲,生命未有窮期,這是我最敬佩的地方。今天世界上找不出眼光如此長遠的政治家。西方的政客一般談問題都是「一百天內,要怎樣怎樣」,鄧小平是「一百年內,要怎樣怎樣」。中國現在還是按照他當時定下的目標在走。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把長遠的方向和戰略定好了,近期的問題就會比較好解決。

  新報:領導人的戰略眼光很重要。

  張維為:在做大決定的時候,鄧小平總是把事情推到最壞的地步,然後看能不能應對,能夠應對,他就做出決定了。這一點其實也適用於今天。美國高調地聲稱要「重返亞洲」,但它今天有能力再承擔一場戰爭嗎?如果它連小小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擺不平的話。所以戰略上我們可以藐視對手,但戰術上要重視。

  很多人在談「中國崛起」

  新報:您這些年生活在西方,在您看來,這些年來西方對中國看法的改變主要體現在什麼地方?

  張維為:十年前還只是少數人在談「中國崛起」,但有一天他們突然發現,他們離不開中國,生意上打交道的人、競爭對手,全是中國人。其實不管中國還存在多少問題,把中國過去30年所取得的成績除以2,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出色。坦率地說,不是我們的模式好到天上去了,而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表現太差,所以我們的模式勝出。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問題是消除貧困,而過去20年,世界上70%的貧困是在中國消除的。

  新報:今年「兩會」期間,溫家寶總理有關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引起了國內外高度關注。您對反腐問題怎麼看?

  張維為: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名著《轉變中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提出過一個觀點:「不論是在哪一種文化中,腐化都是在現代化進行得最激烈的階段最為嚴重」。為什麼一個國家現代化上升時期也容易是腐敗上升的時期?其主要原因就是社會財富迅速增加的同時,國家的法治水平和監管水平一時還跟不上,這種情況可以說是大國崛起的陣痛,過去英國、法國、美國、日本都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如何讀懂中國

  新報:我們的發展有時候體現在GDP上,您覺得這個數字反映了什麼?

  張維為:我就想到要解決人均GDP這個概念。它誤導得很厲害,特別對於我們這樣大型的國家,超大型的國家。這就像天氣預報,你如果說新加坡今天是35度,誰都相信,因為新加坡很小,它的面積是北京的二十五分之一、上海的十分之一;但如果說中國今天的天氣是35度,就會找不到感覺了。我還想到另外一個比方,也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比如說大家現在都說房價很貴,但是房價怎麼貴,中國的平均房價就是4000多塊錢,也不能說明問題。GDP就是一個困境,和天氣預報以及房價的困境是一模一樣的。

  新報:我們一直在借鑑西方一些理念,甚至我們全民都在學英語。這是進步嗎?

  張維為:我們有4億人在學英文,麥當勞到很多國家被抗議,到我們國家沒有任何問題。我們的出版物每年15%至20%都是翻譯作品,我們不停地學別人的東西,但沒有放棄自我。我們的基因太強了,傳統一旦形成,不是想改就可以改的。如果傳統確實有問題,我們要做的是趨利避害。

  新報:房價的增長讓更多人成為房奴,您對這個事怎麼看?

  張維為:西方國家買房子都要貸款,大家都是房奴。從這個角度看就不得了啊,在發達國家絕大部分人一輩子最大財富就是一套產權房。中國城鎮住房自有率是89%,瑞士是36%。現在中國買房是要靠父母資助的。我們不要把這個作為一個壞事情,要作為一個正常事情。中國文化不是以個人為起點,而是以家庭為起點,不要用西方概念來套,父母出錢,孩子還會以某種渠道回饋父母。

  把自信留在中國

  新報:在《中國震撼》中您談到了中國精英的問題,您覺得中國的精英缺少什麼?

  張維為:我讀過一篇採訪傅作義將軍的文章,談他當時和平解放北京的過程。他說,1936年的時候,毛澤東長徵到陝北,當時中央紅軍剩下不到8000人,可1949年卻建立了新中國。我講這個例子,我們現在的環境可比毛澤東時期不知道強多少,但是中國的精英對中國發展越來越不自信。我寫這書,想實事求是,既帶觀察又帶分析,想增強中國人的自信心,把自信留在中國,不自信送給美國。

  新報:您覺得「中國震撼」體現在日常生活的哪些方面?

  張維為: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大約等於幾十個中等歐洲國家的規模,所以,談論中國要有板塊概念。今天中國的發達板塊,在很多方面可以「叫板」發達國家,比如上海跟紐約比,硬體上全面超過紐約,機場、港口、地鐵、高速公路、高速鐵路都比紐約好,在「軟體」方面進步也很大,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等指標也都比紐約好,這一切都是了不起的進步。

  新報: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是否也會帶來一些負面問題?

  張維為:負面現象是存在的,比如貧富差距、貪腐問題。美國現代化150年了,還有4000萬人的醫保沒有解決。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長遠一點,再給中國十年二十年,中國肯定能做得更好。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強政府而言,一旦認識到問題,可以很有效率地解決。

  撰文/新報記者 王小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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