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曉聲:關注他者命運 影響世道人心

2020-12-12 中國青年網

作者:陳耀輝

他與共和國同齡,他首開知青文學創作的先河,為歷史做文化補償,為時代樹精神豐碑。以沁潤廣原厚土的筆墨,雕琢那些具體而微無名又無姓的角色,為天地解說人性,為大眾探索命運。眼光冷峻,觀照人世。筆端火熱,描繪家國。

1949年9月,梁曉聲出生在哈爾濱一個建築工人家庭。在那個生活逼仄、知識還不是很受重視的時代,母親卻為他打造並維護了一座堡壘,守護了他的精神原鄉。梁曉聲說,在讀書這件事上,母親對他們是「絕對的好」,就像那篇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的小說《母親》的片段《慈母情深》一樣,對於讓他去買家用後剩下的幾分錢,母親總是說「你留著吧!」於是,梁曉聲就拿著錢去小人書鋪看書了。一次,他想買一本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下了很大的決心才鼓起勇氣去找母親要錢。母親在一家工廠做紡織工,天氣悶熱,棉絮飛舞,他第一次知道原來母親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工作,一時難以啟齒。母親說:「什麼事說吧,我還要幹活。」「我想買書!」母親的工友聽到,紛紛勸她不能這樣慣孩子,能供他讀書就已經很好了。但母親邊掏錢邊說「讀書反正不是什麼壞事。」拿到錢的他心裡愧疚也沉重,就拿這筆錢給母親買了罐頭。沒想到母親看到他買的罐頭反而生氣了,然後又給了錢讓他去買書。

文字是輕的,思想是重的,除了這些有字的書,還有人生這本無字書。有些人即使是文盲,但也會懂得很多為人處世的基本道理,這就是源於家庭的影響。父母是最樸素的人文,一個人所經受的那種直接而感性的生活教育,淳樸的家風、民風和世風,對後期的長成也大有裨益。

古人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梁曉聲說起他的家庭教育,在那個並無豐厚文化底蘊的家庭裡,真正意義上白紙黑字的家風家訓無從談起。但父母卻以身率先,用樸素的行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一生。

梁曉聲的父親是個剛強的山東漢子,十幾歲闖關東落戶在東北,兼具了山東人的豪爽和東北黑土地的粗獷。從給地主家放牛、擺攤,到給日本人做苦工,再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支援大三線建設,黨和國家是父親的信仰和赤誠之心的寄託。他帶著光榮感和自豪感,恪盡職守,一絲不苟地砌牆建房。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位女大學生被打成「右派」分配到父親所在的工地搬磚,有的工人故意在她挑的擔子裡放很多的磚,明知道挑不動還故意為難她,看到她哭,工人們就笑。作為班長的父親勃然大怒,對工人們進行斥責,但後來父親卻受到批評,因為別人認為父親的政治態度和立場有問題。父親回家後告誡梁曉聲:「你以後敢那樣,我就不認你這個兒子!」這件事對梁曉聲的影響很大,他感受到父親的善良,他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所以父親才那樣的生氣。時至今日,他想起這段故事,也發出這樣的箴言,從文明的角度我們需要關注的就是人性的善,從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應善、必善。

在梁曉聲的小說《父親》裡面,一開頭就寫著這樣一句話:「父親的生活原則——萬事不求人。」這不僅是父親的原則,同時也成為了梁曉聲的生活信條。父親就是這樣一個硬邦邦的存在,不抱怨也不向生活妥協,愛惜清譽不追逐名利。1963年,梁曉聲的哥哥考上大學,他也就讀初中,用母親的話說,全家天天都在「吃」父親,一個三級抹灰工的汗水顯然無法支撐一個大家庭的開銷。父親單位工會的領導主動到家裡探望,建議父親打報告申請工會的補助,以緩解家中的困難,但父親都把機會留給了別人。

父親的言傳身教,似乎化作基因也「遺傳」給了梁曉聲,因此他從沒有為自己的事情向任何人和單位張口要求過什麼,哈爾濱的弟弟妹妹下崗,別人建議梁曉聲去找同學戰友談談,但是他回絕了,他可以為正義為幫助普通人去爭取、去吶喊,幫助他們走出困頓,但卻不可以為自己謀私。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母親就像家裡的一盞明燈,而燈芯便是良善,照亮了孩子們的天地。當年為了補貼家用,家裡曾養過兔子,但是野貓經常會把兔子吃掉,所以父親就下了一個鋼絲套子捉野貓。一天,正吃飯的時候,一隻大野貓被套住吊在了木圍欄上。野貓拼命地掙扎,把木柵欄都撓爛了。母親動了惻隱之心去解救它。在劇烈的掙紮下,野貓不僅抓爛了母親的衣服,也在母親的胸前撓出了一條條血道子。那時沒有別的藥品,只能去別人家借一點兒紫藥水抹一抹。母親毫無怨言,為救下了一條生命而欣慰。善心如水,母親曾幫助過許多人,鄰居家的小女孩、哥哥的初中同學,亦或是不相識的討飯老人……這些善行也傳遞給了梁曉聲——一輩子做一個心地善良的人。

「根植於內心的修養,無需提醒的自覺,以約束為前提的自由,為別人著想的善良。」這是梁曉聲對「文化」的理解。

20世紀80年代,梁曉聲長期的文學積澱迎來了爆發期,《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雪城》接二連三,多次獲獎,並被陸續拍成電影和電視劇。《今夜有暴風雪》更是成為了「知青小說」裡程碑式的作品。回到歷史的端點,展現一段真實的歲月,照見逝去的時代,也照見不會逝去的情感,他的筆墨刻畫了濃濃的英雄情結和時代擔當,影響並感動了整整一代人。

對於這一階段的文學創作,梁曉聲的評價就是「值得」。「文革」結束後,原本穩固的兵團框架突然解體,知青返城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從城市到鄉村,再從鄉村返回城市,知青們用青春親吻著土地和人民,他們挑戰著命運,也思索著時代。「為知青代言」,成了梁曉聲寫作的初衷。知青返城就需要找工作,但是城裡並沒有那麼多的崗位安頓下這麼多的知青。並且當時很多人對知青有著不同的看法,對接收他們並不熱心。梁曉聲用作品為他們發聲。他用文字吶喊的影響達到了目的,當時很多單位在招聘的時候都說,「只要是兵團的我都要!」因為兵團的知青們歷經了磨礪和錘鍊,所以心理成熟,並且富有強烈的責任感。事實證明梁曉聲是正確的。在他看來,文學對影響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責無旁貸的義務,一個作家能實現這樣的價值是遠遠超過其作品在文學史上獲得什麼樣的評價和成就的。

在創作了大量的知青題材作品後,梁曉聲將筆觸聚焦在了平民階層,去發現那些困難群體的艱辛和善意。他在自己的許多作品中表達了對社會問題同步的關注和思考,「關注現實、反映現實,這是一種使命和責任,這種使命和責任簡單來說就是關注他者的命運」,對於梁曉聲來說,這種理念也貫穿他的文字始終,立足平凡,直指人心,有道義有擔當,有筋骨有溫度。

「我覺得這是一種責任。」以35歲為界,梁曉聲在其後的創作中將目光轉向「他者」,從《龍年1988》《九三斷想》到《凝視九七》,再到1997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梁曉聲帶著廣博的悲憫情懷和強烈的社會關懷意識,用筆觸參與社會時評,用良知為時代諫言。

2019年8月,承載著「五十年中國百姓生活史」的長篇小說《人世間》榮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70歲的梁曉聲,重新回到一個原點上,以最大的純粹性,去實現一個文學夙願,去記錄時代變遷中的人們,去發現每一扇門後面的故事。梁曉聲一直在倡導現實主義題材創作,他給自己的定位就是「拾遺補缺」,以文字的形式,使當代的年輕人跨越時間去發現那些被傳記遺漏的歷史。在「上山下鄉」的年代知青多是長子長女,哥哥姐姐都下鄉了,弟弟妹妹們留城,但在文學畫廊中卻很少有人描摹這樣一部分在城市中生活的群體,他們也有經歷和反思,這是一種「缺」;像父親這樣的大三線工人、20世紀80年代擺脫「左」的束縛後反思的幹部和知識分子、打破壁壘各階級的人相互接觸的現象等等,這都是一種「缺」;文學史上寫農村題材的比較多,但純粹寫城市、寫工人、寫普通人的題材相對較少,關注不同群體的經歷,去補全中國迢遞走來的路徑,這也是他拾遺補缺的想法。把那些人和事從沉寂的時間中打撈出來,對樸素的記憶重新整合提煉,形成對世界的另一種解釋,使人看到歷史更多元的側面。

《人世間》通過對一個工人家庭的三個子女,周秉昆、周蓉、周秉義及其周圍朋友四五十年的人生歷程的展示,在坎坷人世間所構建出的溫暖維度,來透視50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變遷,這其中既有中國社會發展的「光榮與夢想」,也直面了改革開放進程的艱難和複雜。總體而言,這是一部充滿理想主義的小說,也是一部向現實主義致敬的作品,同時也在向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致敬。文學應擔負起人道主義的教育,這是梁曉聲一直以來思索的問題,鋪陳人性,叩問人心。(陳耀輝)

(來源:吉林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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