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對抑鬱症的誤解，可能會壓垮一個人

抑鬱症從來都與人類相伴而生。無論是在歷史上還是當下，克服抑鬱症需要面對的最大敵人，一直都是人類自己。

硬核讀書會第一次線下活動開啟，具體信息，請留意文末。

✎作者 | 程遲

✎編輯 | 蕭奉

你在大部分的時間會覺得一天之中早晨最好嗎？

你在大部分的時間會對未來抱有希望嗎？

你是否會比平常更容易激動？

你是否覺得自己被需要？

以上這些問題，都出自SDS抑鬱症自測量表——它是精神科對抑鬱症進行初步診斷的依據之一。如果你搜素「抑鬱症」，緊跟著顯示出的推薦搜索條目，應該就是「抑鬱症測試」。

近些年，或多或少，我們都能夠在社交媒體上看到與「抑鬱症」「自殺」「青少年心理健康」等相關的話題。

中學生在學校被母親當眾扇耳光後跳樓身亡；

患有抑鬱症的女子將友人推入湖中，二人均溺亡；

女博士留遺書後跳樓自殺，研究生在實驗室自殺；

工廠流水線工人自殺……

這些碎片式的新聞夾雜在大量明星熱搜及民生新聞裡，儘管總是能激起一些或同情或刻薄的對抑鬱症患者的評論，但很快又會被下一個熱搜，下一個更奪人眼球的新聞蓋過。

他人的悲劇被人們遙遠而模糊地記著，在下一個悲劇出現之後，人們面面相覷：「這不和之前那個XXXXX一樣嗎？」

在百度指數上，從2016年至今，關於抑鬱症的搜索，一共出現過兩次高峰。一次是在2016年9月中旬，一次是在2019年10月中旬。而這兩次搜索的高峰分別是明星喬任梁和韓國偶像組合成員崔雪莉自殺所帶來的。

當流量退去之後，對於抑鬱症的誤解卻依然頗多。

或許，當我們認真地思考「焦慮」「抑鬱」和「壓力」，當我們認真對待「抑鬱症」這種心理疾病時，我們才不需要惋惜如此多的、本該能夠阻止的悲劇的發生。

從未缺席的抑鬱症

世界衛生組織對抑鬱症的定義是：

它是一種常見的精神疾患。患者心情鬱悶，喪失興趣或享受感，產生負罪感，或自尊心不足，睡眠和食慾紊亂，身體疲倦，注意力不集中。抑鬱症可能長期存在，或經常復發，從而嚴重影響個人的工作學習能力或日常生活能力。最嚴重時，抑鬱症可引致自殺。

在《中國精神疾病防治指南》和美國的《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中，也有專門的一章，詳細闡述「抑鬱障礙」的診斷和治療。從臨床診斷來看，出現世衛組織定義裡的狀態至少兩周，便可初步判斷為抑鬱症。

醫學上對抑鬱症的定義雖然直到近幾十年才明確，但它確是與人類相伴而生的。

在最早的神話《吉爾加美什史詩》裡，主角就有這樣的描述：「陽光消失，昏暗不明；電光閃爍，烈焰飛騰。烏雲低迷，大雨傾注不停。光消失了，火也熄了，掉下來的一切都劃為塵土灰星。」

在《從犯愁到解愁：抑鬱症的歷史》裡，作者梳理了從古希臘羅馬到近代，「抑鬱症」是怎樣轉變的。

《從犯愁到解愁》一書中，作者通過梳理從古希臘、羅馬時期到近代精神醫學建立的過程中，人們對抑鬱症看法的不斷改變。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11

在古希臘時期，人們相信體液學說。於是人們認為，「憂鬱」的人，是憂鬱體內的憂鬱體液分泌過多。羅馬時期的宮廷醫生蓋倫，繼承了這種說法，黑膽汁黑暗的陰影遮住了頭腦中負責思考的區域，於是患有「憂鬱症」的人便會感到害怕。

當然，在古希臘羅馬時期，並不一定把憂鬱與抑鬱當成是悲慘的象徵，按照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抑鬱症則催生了天才。這種關於「天才與憂鬱症」的聯想在歐洲造成了很大的影響，最後甚至成為了一種「風尚」，之後，這種對憂鬱症的推崇來到英國，而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正是這種風尚在英國的體現，哈姆雷特因為自身憂鬱的氣質而令人難忘。

憂鬱的氣質成就了哈姆雷特。圖/維基百科

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埃米爾·克雷珀林和弗洛伊德讓人們重新認識了抑鬱症。克雷珀林用嚴格的生物醫學觀念對抑鬱症進行分類，他提出了「躁狂—抑鬱性疾病」這樣的類別。

克雷珀林的理論奠定了對抑鬱症研究的基礎，因為他十分注重對疾病的觀察。

而弗洛伊德認為精神能力和心理其他層面的能量在經歷心理衝突之後會轉換成焦慮、抑鬱。弗洛伊德認為需要關注抑鬱症患者內心的失去，而非身體的失衡和失調。

之後的現代精神醫學將克雷珀林、弗洛伊德二人的成果結合，對抑鬱症的發病機制研究和治療規範化。

克雷珀林奠定了近代關於抑鬱症分類研究的基礎。圖/維基百科

在歷史上，也有很多名人與抑鬱症「搏鬥」過。

美國總統林肯，以及英國首相邱吉爾，都被人們認為是「偉人」，但他們都受到抑鬱症的困擾。在林肯的傳記，Lincoln’s Melancholy:How depression challenged a President and Fueled His Greatness中，作者Joshua Wolf Shenk講述了被抑鬱症常年困擾的林肯如何將自身的抑鬱變成他的武器。

而在英國享有盛名的精神科醫生安東尼·斯託爾所著的《邱吉爾的黑狗》裡，他則講述了邱吉爾的另一面。二戰時期，盟國瀕臨崩潰，大部分政治領袖都已經徹底絕望，但邱吉爾卻因為了解並面對過內在的絕望，而能夠接受殘酷的事實，在絕望中抓住希望。如果不是終其一生都在與自己的絕望戰鬥，邱吉爾或許並不能帶領英國熬過最艱苦的二戰時期。

《邱吉爾的黑狗》中，安東尼·斯託爾把邱吉爾、卡夫卡等名人當成樣本，分析抑鬱症與他們所獲得的成就之間的關係。

而像卡夫卡、茨威格、伍爾夫這些作家，與才華相伴而生的，是他們的抑鬱症，他們並未像邱吉爾或者林肯那樣堅持到最後。

抑鬱症的歷史在西方有非常清晰的脈絡，中國，甚至整個東亞，都是在「抑鬱症的歷史」之外。

但在當代，東亞是受到抑鬱症困擾最嚴重的區域之一，自殺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抑鬱症在中國

2019年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黃悅勤教授在《柳葉刀·精神病學》發表研究文章，中國的抑鬱症12個月的患病率為3.6%，而終身患病率則達到6.9%——依據這個數據，可以推算出中國約有9500萬的抑鬱症患者。

抑鬱症惡化的極端形式，是自殺。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提供的數據，自殺已經是造成15-29歲年齡段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人自殺，自殺造成的死亡數量達到了每年80萬人，這遠超戰爭和兇殺——但它引起的關注，遠沒有戰爭和兇殺多。

來自加拿大，在中國研究、生活了20年的醫生費力鵬 (Michael Phillips)曾於2002年在《柳葉刀》上發表過一篇《中國自殺率：1995-1999》的論文，在當時，中國的自殺率已經達到了十萬分之二十三，這一數字，是美國的兩倍。

費力鵬在一席上引用的數據。

同樣是費力鵬的研究，他發現，在1990年，中國自殺人數佔全球自殺人數的32.8%，高收入國家的自殺死亡人數佔總人數的19.8%。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9年的數據，儘管中國的狀況已經有很大改觀，但是從全球範圍內看，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自殺率仍然高於發達國家。

他的研究引發了很大的爭議，一方面，西方社會認為抑鬱症自殺率與發達程度、城市化水平高度相關；另一方面，在西方，雖然女性的抑鬱症患者比男性多，但發達國家的男性自殺率是明顯高於女性的。

而中國的數據正好與之相反，中國的農村自殺率要明顯高於城市，而農村女性的自殺率更是高出男性。國外對這項調查感到驚訝，而中國也對「自殺幹預」和「心理健康」更為重視。

有學者指出，九十年代初，中國自殺率高，有可能的一個解釋是，在農村中農藥十分易得，而衝動服下農藥後，大部分的一時激動尋短見的人便沒有生還可能。

也有學者將之歸因於社會境況：當時中國農村婦女地位比今天更為低下，整個環境對農村婦女的不友好造成了中國農村婦女自殺率高的現象。

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裡，學者吳飛在經過田野調查後，否定了關於「婦女地位過低」造成中國農村自殺率高的這一簡單的說法。

吳飛的《自殺作為中國問題》是為數不多的研究中國自殺現狀的經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出版。

他觀察到，婦女在家庭中的「委屈」與感情糾纏在一起，這種感情並未減弱家庭中的衝突，反而因為家庭成員對感情的期待落空而最終導致矛盾的強化。在吳飛看來，恰恰是家庭成員之間的過於依賴，造成了一種感情的不穩定狀態，這種不穩定催生了抑鬱和極端的自殺現象。

直到2012年，自殺仍然是一個極為嚴重，但一直被大眾忽略的話題。根據2012年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域與其他地區自殺所佔死亡比的比較研究，中國的自殺所佔暴力致死的百分比為87%，而全球平均值為70%——這表明我們仍然需要對抑鬱症和自殺幹預投入更多的關注。

費力鵬在一席演講時提供的數據，在中國，自殺佔所有暴力死亡的80%以上。

在涂爾幹的《自殺論》裡，他通過種族、遺傳、自然因素和社會類型等因素對自殺進行了研究。在研究之後，涂爾幹說，社會的災難會變成個人的災難。社會是絕大部分人的歸宿，個人是社會的作品。個人越想脫離社會，社會對他的影響就越大，而過分的個體化會引起消沉和憂鬱。

《自殺論》中，涂爾幹通過對各種自殺狀況的對比研究，將自殺放置在社會環境中進行考察，分析了現代社會裡自殺的各種原因。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如果依照涂爾幹對抑鬱的歸因，的確很難解釋為什麼在推崇集體化的東亞會有很高比例的抑鬱症患者。

在採訪「壹心理」的諮詢師王亞南時，她說，東方和西方的差異與人群的自我認同和社會文化有很大的關係。當在「集體主義」的環境下，人們對周圍人的眼光會更加看重，因此也造成了更大的壓力。

因此，涂爾幹的理論所關注的在發達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人脫離社會」造成抑鬱，在東方更可能是「社會的目光使人無法脫離」而造成的焦慮。

但事實上，在不斷地現代化過程中，涂爾幹的理論卻更加能解釋中國目前的狀況。在百度指數中，搜索「抑鬱症」最多的省份，依次是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和河南——除去人口基數較大的河南，前幾名都是經濟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

搜索「抑鬱症」較多的大部分是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

而排在首位的廣東對「抑鬱症」的搜索指數是第二名江蘇的近兩倍之多，這又與廣東特殊的人口結構（年輕移民較多）息息相關。

當社會飛速前進時，更需要對抑鬱症投入更多的關注。

被忽視的「邊界」

在百度指數上，從2016年至今，關於抑鬱症的搜索，一共出現過兩次高峰。一次是在2016年9月中旬，一次是在2019年10月中旬。而這兩次搜索的高峰分別是明星喬任梁和韓國組合f(x)成員崔雪莉自殺所帶來的。

搜索抑鬱症的兩次峰值分別出現在明星喬任梁和崔雪莉自殺後。

但是這兩次轟動的明星自殺事件更像是被擲入水潭中的石子，激起浪花之後又迅速歸於平靜，甚至可以說，他們之所以能激起討論，只是因為他們是那塊較「大」的石子，深受困擾的普通人更像是沙子，難以引起更多的關注。

通過《脫口秀大會》爆紅的李雪琴也提起過自己的抑鬱症歷史，但是因為名校光環和名人效應，許多人並不理解一位在各個方面都屬於社會上層的人為何會抑鬱。很多人的問題是：「都上北大了，為什麼還會抑鬱？」

人們認為財富、社會地位、學識能力越好，就越能夠免於抑鬱症困擾，但這其實是對抑鬱症的很大誤解，同時，這種觀念使得作為看客的人們對抑鬱症患者產生一種微妙的心理。

一位研究生自殺後，作者葉三在微博的評論引起了爭議。

一方面，抑鬱症的痛苦，無法被具體觀察。另一方面，抑鬱症患者在社會中通常會被劃分為「弱者」。當一個經濟地位、社會地位上的「強者」成為患有抑鬱症的「弱者」時，造成的結果是，大眾很難去調和這種刻板的認知，於是更傾向於認為抑鬱症患者是「矯情」。

在近期與「焦慮」和「抑鬱」相關的新聞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與家庭、學校之間的矛盾。在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矛盾，卻足以釀成悲劇。

諮詢師王亞南特別提到了，在社會當中「邊界」的重要性。

我們或許可以把「邊界」想像成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自我是需要「邊界」的，個人邊界是個人所創造的準則、規定或限度。個人依據「邊界」來分辨合理與安全的範圍。

在心理學中，個人的邊界是在思想觀念上獨立於他人，擁有足夠的邊界意味著能夠有效地保衛自尊。

在近期的新聞中，「雞娃」成為熱點——所謂「雞娃」就是給娃娃打雞血，不斷地去讓孩子成為名列前茅的那一個。

在百度搜索中，TGI指數指的是帶有某一特徵的群體所佔比例，抑鬱症的TGI指數在青少年中極高，已近百分之五十，這是無法忽視和迴避的現象。

這些現象，與「班級微信群」「教師微信群布置作業」「家長打卡」等近期引發關注的現象，摧殘著青少年的邊界。在現代科技的輔助下，學校「入侵」家庭，家庭「入侵」孩子的邊界。這種邊界入侵非常容易釀成嚴重的後果，也因此，很多心理教育專家呼籲人們應該保護青少年的「邊界」。

接受採訪的「壹心理」的諮詢師李強提到，近兩年，他接觸的抑鬱症患者，除了青少年，還有一部分群體值得關注，那就是公務員。

與人們印象中的穩定、相對輕鬆、社會地位高不同，很多公務員面臨著巨大的壓力，或者是對自我價值的懷疑，或者是因為家庭的關係。公務員群體更傾向於隱瞞自己的抑鬱症，因為他們面臨著更加嚴格的「篩選」，一旦被發現有抑鬱症，他們受到的影響，比其他職業要更大。

青少年群體的抑鬱症有時會被理解成正常的青春期現象，而作為成年人的公務員的抑鬱症則更難引起關注。如果要減輕、消除抑鬱症所帶來的惡劣影響，就應該更多地去關注到這些被忽視的群體。

認知與對抗

專欄作家安德魯·所羅門的《正午之魔》為我們提供了面對抑鬱症的一種方式。

在被抑鬱症困擾十多年後，他開始寫作《正午之魔》。在書中，他不僅講述了自己患有抑鬱症並與之對抗的過程，也用調查報告式的方法講述了現代社會中與抑鬱症相關的一切。

《正午之魔》，安德魯·所羅門著，屠彬、張哲譯，理想國 | 上海三聯書店 2020-10

在患有抑鬱症的過程中，抑鬱症患者本身面對來自家庭、工作和社會各方面的挑戰。安德魯·所羅門也說明了，在對抗抑鬱症時，僅僅靠心理醫生和患者雙方並不能將抑鬱症控制好。社會互助團體、藥廠、國家的政策都與社會當中的抑鬱症治療息息相關。

更重要的，是對抑鬱症的認知。

採訪到的多位心理諮詢師都說，近些年抑鬱症的治療從某些方面看，相比前十多年有了很大的改觀。

一方面是原先的一些少數群體面臨的壓力減少，比如同性戀群體，在更寬容的社會裡，他們的患者中同性戀的比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是，在抑鬱症的治療中，患者的語彙更加豐富——在幾十年以前，患者們或許只會用「煩」「鬱悶」這樣的詞來形容自己，但現在他們可以用更加精確和複雜的詞彙去與心理醫生溝通。

這說明社會的整體認知，對於抑鬱症的治療有極大的作用。普及抑鬱症的知識，對「抑鬱症」去汙名化，都能夠減少抑鬱症對個人、社會所帶來的負擔與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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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抑鬱共生的我們」

應該如何理解、面對抑鬱症

從抑鬱症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學到什麼？

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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