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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助攻下,今年直播帶貨徹底火了。除了各種生活品,家電、汽車、房產,甚至連火箭都走進直播間。
一如既往,李佳琦、薇婭等「帶貨王」在各種直播間頻頻亮相,斬獲耀眼銷售業績,但除他們外,商界企業大咖也紛紛高調加入直播帶貨行列,而且直播帶貨能力一點都不輸於網紅們。
羅永浩直播首秀成交1.1億元、攜程聯合創始人梁建章直播7場帶貨2億元、董明珠三場直播帶貨破10億元.....直播帶貨展現的爆發力似乎越來越猛。
這反映了疫情下,直播帶貨受到追捧,正在成為一種網絡消費的新潮流。頻頻撬動上億元的銷售額,對於很多商家來說,在流量昂貴、生意難做下,直播帶貨也給它們帶來新的銷售思路。
邀請網紅直播帶貨,或者自己直播帶貨,開始成為不少商家的新構想。但直播帶貨並非人人都能做,貿然嘗試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帶來「無人問津式」的打擊。
1、直播帶貨拼的是「粉絲信任」
相比傳統網購,直播帶貨解決了消費者不能近距離看產品和實時互動問題,這對許多網友帶來新鮮感和吸引力,但這種模式能夠大獲成功,很大程度離不開主播的精彩解說和個人魅力、以及粉絲對主播的信任。
李佳琦之所以火遍全網、成為口紅「一哥」,不在於顏值,是因為他懂得女性的需要,能推薦真正的好口紅等美妝品,讓廣大女性對其產生信賴。試想一下,如果商品沒有建立在大量粉絲基礎的主播上,那麼大誇口號式的叫喊,誰會買單。
同時,直播帶貨不意味著主播有知名度和流量,就能夠賣得好。前有知名主持人李湘直播賣貂衣,一件也沒賣出去;後有「第一代網紅」羅永浩屢屢帶貨「翻車」,說錯產品名、講解拖拉、對產品不熟悉......引得一片網友吐槽。
儘管憑藉個人知名度,羅永浩帶貨金額高達1.1億,但從84萬訂單量,訂單轉化率僅有1.72%來看,這樣的成績對比頭部主播並不理想。某種程度上,帶貨主播更多強調銷售的專業和經驗,不光有明星式的知名度和曝光度就行。
2、維護粉絲信任需要做大量功課
直播帶貨能火,優秀主播加持只是催化劑,最重要的還是給消費者帶來價格划算的產品。利用巨大的粉絲,主播們可以從商家手中拿到更低的價格,砍去中間商賺差價,幫消費者「省」出最多的錢。與其說消費者守著直播,是為了看主播表演,倒不如說是為了以更低的價格買到心儀產品。
舉個例子,一款某品牌的抽紙,正常售價是79元24包,但在李佳琪的直播間,同樣規格,只需48元,對普通消費者的折扣幅度顯而易見。在價格信息透明的今天,消費者比價輕而易舉,如果主播賣得貴,大多數消費者都不會買單。即便第一次上鉤,下次也不會再光顧。
主播們也深諳此道。2019年,在得知某品牌直播定價比其他渠道貴20元,李佳琦立馬在直播間宣布「封殺」該品牌,稱永不合作。如今,給消費者帶來全網最低價,也成為了不少主播主打的標籤。當然,這也將不斷提高主播對商家的議價能力,幫助吸引更多粉絲關注。
價格談判只是直播帶貨的一部分,大獲成功還離不開選品、供應鏈、策劃等多個重要環節。選品與質量控制關乎著消費者對主播的長期口碑,像專業的頭部主播們都非常重視該環節。
據了解,薇婭旗下的公司擁有近200人的招商選品團隊,團隊有一整套嚴格選品流程:商家需提前一周以上報名,非官方旗艦店、非直營商等一律沒有參與資格,商品低於4.8的動態評分將被淘汰......即便進入初選,商品還要經過團隊嚴格的審核和評選,評選標準有時要達到至少行業前三水平。
薇婭曾在訪談時表示,每天最大的壓力是選品,如果有1%不合格率,對她的直播事業就算完了。這也反映了直播帶貨的背後,終究離不開商品「過硬」的這一前提條件。
另外,雖然直播帶貨的形式很新穎,但本質還是屬於電商零售,離不開供貨、物流、售後等基礎服務的做好,否則很容易招致網友的投訴,甚至影響到主播的生存口碑。完善供應鏈在直播帶貨發揮的作用可見一斑。
直播帶貨與人的屬性強相關,只是做好「硬服務」,不足以維持直播的長期熱度,還需要主播不斷發揮人設和個性魅力,即在懂產品賣點之外,直播帶貨還要拼策劃能力,圍繞主播的人設去做直播設計,包括加入遊戲、互動、體驗和笑點等。
如果不重視直播策劃,那麼即使有網紅效應,也只能維持短期的粉絲買單,像羅永浩第二場次的直播觀看人數就下降了80%、銷售額下降了近63.6%。
不難看到,網紅直播帶貨取得驚人業績並非想像中那麼簡單,需要克服多重困難,除了持續打造個人品牌吸引流量,還要處理好選品、售後、物流、策劃等多個環節。
3、盲追直播帶貨只會「掉坑」
作為圈外人,現實中很多商家往往都不具備這種高效直播帶貨的能力,這使得資源和流量無不都在向極少數的頭部主播靠攏。2019年,達人直播在淘寶直播的交易額貢獻為7成,其中頭部主播掌控平臺資源,因而長時間裡,李佳琦和薇婭一度成為淘寶直播的代名詞。較早發力直播帶貨的平臺快手情況也是類似,大量粉絲都只湧進辛巴等少數頭部主播的直播間。
流量聚集在頭部主播,使得許多商家愈加依賴帶貨主播,同時付出高昂的坑位費(商品發布費用)和佣金,結果是商家往往沒有想像中大賺。有網上數據顯示,坑位費從幾千到幾十萬不等,比如羅永浩的坑位費達到 60 萬,李佳琦 為20~25 萬(根據佣金比例浮動)。
日前,一家名為夢潔股份的上市公司在公告提及,2019年,公司與薇婭合作直播,4次銷售累計金額為439萬元,支付費用為213萬元。從數據預測,付給一線主播的營銷費用佔比接近50%。刨去其他成本,品牌方不太可能賺到錢,但考慮到巨大品牌曝光度,總體不算虧。
對於大品牌而言,這是能夠接受的營銷支出。但出於成本平衡考慮,很多中小商家實際負擔不了頭部主播的費用。儘管可以找非頭部主播帶貨,但問題在於,帶貨的效果往往不如意。受益於平臺扶持及專業團隊的幫助,頭部帶貨主播的馬太效應愈加明顯,絕大多數的用戶都流向了頭部主播,包括腰部在內的主播帶貨效果並不明顯。
主播們也往往不對銷量兜底,即便承諾保證銷量,也可能隱含虛構粉絲和訂單的風險,最終可能造成商家既傳播不了品牌,又沒賣出多少貨,甚至還虧損。這種賠本賺吆喝的事情,對多數的中小商家而言無法接受。
顯然,用頂部的成功案例,來印證直播帶貨行業的可行和容易,不具有普適性。現狀是絕大多數帶貨主播都處於一種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中小商家要想靠自己的力量切入直播領域更是不易。貿然開播只會打亂經營節奏,給團隊徒增各種成本,畢竟一旦踏入,便要持續投入人力、物力和財力。
誠然,直播帶貨在疫情期間給了每個商家發聲的窗口,但商業離不開競爭,在一個人人都可以直播帶貨的時代,玩得風生水起的贏家註定只能是少數。就好像,在各行各業,真正賺取大部分利潤的企業總是少數。
如果只是指望通過與網紅主播的短暫合作、或者自己開展直播業務,就能夠給產品乃至品牌吸引更多用戶,未免有些想當然。亙古不變的商業規律還是,商家需要為消費者提供物美價美的商品,然後再去考慮品牌營銷、銷售渠道拓展的問題,否則為帶貨而直播,只會是缺乏根基的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