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界網站
作者：蒙格斯智庫
導言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市場經濟的高效率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但也難以避免帶來了貧富差距的擴大。在我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貧富差距問題非常敏感，以至於國家統計局在2012年之後便不再公布基尼係數。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對公平與效率的偏好此消彼長、不斷變化，未來如何發展我們雖然不得而知，但其實已經有一些現存的模式可以為我們提供自然的實驗，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以效率為主導的美國和以高福利為特點的北歐國家。
美國和北歐在不平等和再分配機制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眾所周知，美國貧富差距問題嚴重，導致一系列民粹主義活動產生，而在地球另一端的北歐，貧富差距極小。如果我們以社會中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佔比來看：在美國，他們佔總收入的近18-19％，但在北歐國家只有5-8％左右（Atkinson等人，2011年）。而一項最新的研究發現，造成這一結果的原因是二者對公平的社會偏好不同：如果美國人比北歐人更可能接受不平等，且更重視效率，那麼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比北歐國家更嚴重、對再分配的需求更少的原因。
來自挪威經濟學院的三名學者最新在《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了題為 Cutthroat Capitalism versus Cuddly Socialism: Are Americans More Meritocratic and Efficiency-Seeking than Scandinavians？的研究，他們設計並組織了一個非常新穎的大型調查來研究這一問題，最終發現美國人和挪威人在公平觀上有顯著差異，但在效率的重要性上卻沒有顯著差異。
文章：Cutthroat Capitalism versus Cuddly Socialism: Are Americans More Meritocratic and Efficiency-Seeking than Scandinavians？
作者：Ingvild Alms， Alexander W. Cappelen， and Bertil Tungodden
收錄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5）， 1753-1788.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庫 邵帥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理解全球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政策的顯著差異（Piketty等人，2014年）。美國和北歐國家之間的差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圖1所示，美國是經合組織國家中的一個異類，收入不平等非常嚴重，而北歐國家的特點是收入分配更加壓縮。美國和北歐國家在再分配政策方面也存在巨大差異，北歐國家的稅收水平明顯高於美國，福利國家更加慷慨，收入流動性也更強（Barth等人，2014；Landersand Heckman，2016）。
美國和北歐半島之間的這些顯著差異引起了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注意，有時被描述為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可愛的社會主義。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對北歐人不同的社會偏好和組織方式的差異，特別是對不同的社會公平和不平等進行研究。社會偏好從根本上決定了個人行為（Andreoni和Miller，2002；Bolton和Ockenfels，2000；Cappelen等人，2007,2013a；Charness和Rabin，2002；Falk和Szech，2013；Fehr和Schmidt，1999），因此，在美國和北歐，不同社會偏好的普遍存在，可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這兩個社會有著截然不同的再分配製度：如果美國人比北歐人更可能認為不平等是公平的，並比公平更重視效率，那麼，這可能就是為什麼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現象比北歐國家更嚴重、對再分配的需求更少的原因。
然而，對於為什麼北歐國家比美國更平等、更具再分配性，還有其他潛在的解釋。美國和北歐可能處於不同的社會均衡狀態，具有不同的自我維持信念，美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北歐國家更大，被認為是個人生產力差異而非運氣的結果（Alesina和Angeletos，2005；Benabou和Tirole，2006年；皮凱蒂，1995年）。這些不同的社會均衡與美國人和北歐人具有相同的精英公平觀相一致，認為由於個人生產力差異造成的不平等是公平的，而由於運氣不同而造成的不平等是不公平的。簡言之，與北歐人相比，美國人可能接受更多的不平等，不太贊成再分配，因為他們對社會不平等的根源有不同的看法。
另一種可能是，在美國和北歐，人們對再分配成本的看法有很大差異。例如，北歐國家是一個反應迅速的國家，而且，與北歐人相比，美國人可能不太贊成再分配，因為他們對政府以有效方式實施再分配計劃缺乏信任（Kuziemko等人，2015年）。也有人認為，由於美國是世界創新和經濟增長的載體，美國實施全面社會福利制度的成本將遠高於北歐國家（Acemoglu等人，2012年）。簡言之，與北歐人相比，美國人可能接受更多的不平等，不太贊成再分配，因為再分配的成本在美國比在北歐要高（或被認為是更高的）。
這些不同的解釋突出了從美國和北歐半島的不平等和再分配的實際水平推斷社會偏好的困難。為了克服這一挑戰，在比較美國人和北歐人的社會偏好時，作者進行了一個大規模的經濟實驗，參與者為來自美國和北歐國家挪威的6000多人。在他們對不平等的根源和再分配的成本有完全了解的情況下，作者通過觀察美國人和挪威人在相同的分配情況下的分配選擇，來確定這兩個群體在社會上是否存在差異偏好。
作者的研究採用了一種新的實證方法來收集大規模樣本的實驗數據，將國際在線勞動力市場平臺與領先的國際數據收集機構的工具相結合。在網上市場平臺上，作者招募工人進行一些任務，然後通過國際數據收集機構從美國和挪威招募大規模的觀眾。觀眾的任務是決定是否在一對分配了不平等收入的工人之間重新分配收入。
觀眾被隨機分配到三個組中的一個（三組分別命名為幸運組、優勢組和效率組），這些組只在收入不平等的來源（優勢或運氣）或再分配的成本上有所不同。在幸運組中，收入由運氣決定，沒有再分配的成本。在另外兩個組中，作者分別操縱了不平等的根源和再分配的成本。在優勢組中，收入由個人生產力決定，沒有再分配的成本；在效率組中，收入由運氣決定，但收入從一個工人重新分配到另一個工人有成本。這一設計使作者能夠研究美國人和北歐人認為的公平觀念（通過比較幸運組和優勢組組）和公平相對於效率的重視是否存在系統性差異（通過比較幸運組合效率組中的分配選擇）。實驗設計還為作者提供了不平等來源的重要性和接受不平等的再分配成本的因果證據。
研究表明，美國和挪威在普遍的社會偏好方面存在三方面重要差異。首先，作者發現美國人比挪威人能顯著的接受更多的不平等，即使是他們在相同情況下做出的選擇。平均而言，在實驗中美國人和挪威人實施的收入分配與收入不平等基尼係數分別為0.43（美國）和0.24（挪威），這一差異與兩國實際收入不平等基尼係數的差異驚人地相似。第二，作者發現這種不平等接受程度的差異反映了美國人和挪威人公平觀的不同，而不是對公平相對於效率的重視程度的不同。更大比例的美國人選擇了自由主義的公平觀（認為運氣造成的不平等和生產力差異造成的不平等都是公平的），而更大比例的挪威人是根據平等主義的公平觀來選擇的（認為實驗中不平等的根源——運氣和生產力差異——都是不公平的）。然而，有趣的是，作者並沒有發現美國人比挪威人更精英化：在這兩個國家，根據精英公平觀（只考慮生產率差異導致的不平等）進行選擇的觀眾比例幾乎相同。
分析表明，國家內的社會偏好也存在著顯著的異質性，作者將每個國家的觀眾按照政治取向、社會經濟地位和性別分成了幾個亞組。在美國和挪威，作者發現保守派比非保守派更能接受不平等。然而，有趣的是，在接受不平等方面，兩個國家都表現出了對國內不平等的接受程度要顯著小於國家間的不平等。
早期政治學文獻強調，人們對貧困的觀念塑造了他們對反貧困政策的看法（Gilens，1999；Williamson，1974），最近的調查證據清楚地表明，對再分配的支持取決於對收入不平等的來源和流動性的看法（Aarore and Petersen，2014；Alesina et al.，2001,2018；Fong，2001；Linos and West，2003）。那些認為繁榮是努力工作和正確選擇的結果，或者認為社會存在較好的流動性的人，比那些認為繁榮是由運氣造成的人更不願意再分配。作者發現美國人和挪威人在公平的偏好上有顯著的差異，而這一差異會影響人們對再分配政策的態度和投票結果。因此，對再分配的反對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個人利益，而是由於道德和認知因素，包括運氣的道德地位和對不平等根源的觀念（Bowles和Gintis，2000）。
結語
我國自古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改革開放幾十年高速發展中，大量的機會、大量的暴富、巨大的生活進步都逐漸將社會偏好扭轉成了追求效率而忽視公平的美國模式。隨著經濟增速換擋，未來各種紅利耗盡之後，經濟增速的下滑對逐漸將分配問題暴露出來。在存量博弈的階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和社會主義公共富裕的思想勢必會逐漸抬升，北歐模式或許會是未來中國即將採取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