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忠謀（英語：Morris Chang，1931年7月10日－），世界知名半導體企業家、臺積電創辦人、臺灣工研院院士[3]。生於中國浙江寧波，成長於中國上海市及英屬香港，曾就讀美國哈佛大學，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學系，取得史丹佛大學電機博士，為臺灣富有人文素養的專業科技人。座右銘為：「誠信正直」。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及麻省理工學院董事，也曾是世界先進集成電路公司董事長，曾獲IEEE榮譽獎章，並被浙江工商大學浙商博物館列入浙商名人堂[4]，有「半導體教父」之稱[5]。曾是麻省理工學院董事會成員和全國機械科學院院士，並擔任紐約證券交易所、史丹佛大學顧問。2020年《福布斯》公布的臺灣50大富豪，張忠謀資產為15億美元，排名第28[6]。
1生平
2媒體與協會榮譽
3官方贈勳
4參考資料
5外部連結
生平[編輯]早期[編輯]張忠謀1931年出生於浙江寧波，父親張蔚觀是鄞縣的財政處長，1932年遷居南京，1937年遷居廣州，抗日戰爭爆發，廣州遭日軍轟炸，遷居英屬香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1943年遷居重慶，進入重慶南開中學就讀。1945年抗戰勝利，遷居上海，進入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就讀。1948年國共戰爭，隨家人再回到香港，就讀於香港培英中學。
1949年赴美國波士頓就讀哈佛大學，次年轉學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1952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學士及碩士學位，同年與第一任妻子克理絲丁·陳結婚。
職業經歷[編輯]初期張忠謀稱考慮到福特汽車工作，然而福特汽車給的薪資待遇比希凡尼亞公司的半導體部門少了一美元的月薪，所以選擇進入希凡尼亞公司工作，從此踏入半導體產業。1958年到德州儀器事業部工作，其最高職位為「全球副總裁」。1964年獲得美國史丹福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學位。
1972年，升任德州儀器集團副總裁及半導體集團總經理。1983年，離開德州儀器，改入通用儀器公司擔任總裁。
1985年，應孫運璿之邀到臺灣擔任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7]，兼任聯華電子董事長，隔年因緣際會籌辦荷蘭飛利浦與工研院合資成立的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長兼總裁（執行長）。
1994年，創立世界先進集成電路公司[3]。
2005年，取得百人會會員資格。同年辭去臺積電執行長，由蔡力行擔任該公司執行長。
2006年11月，代表臺北出席該年於越南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領袖會議[8]；11月18日抵達主辦城市越南河內[9]。
2009年6月11日，宣布回任臺積電執行長[10][11]。
2013年7月18日，宣布將辭去臺積電執行長[12]；11月12日，辭去臺積電執行長一職，僅擔任董事長。[13]
2017年10月2日，宣布將在2018年6月臺積電股東常會後辭去臺積電公司職務正式退休。
2018年6月5日，在臺積電股東常會上宣布「不續任董事、不接顧問、不擔任榮董」正式退休，該公司由劉德音與魏哲家任董事長及總裁一職。[14]
退休後[編輯]2016年，《日本經濟新聞》在評選亞洲企業前20大MVP時，張忠謀與郭臺銘名列榜上。
2018年7月10日，張忠謀與夫人張淑芬一起重回臺積電，參加臺積電新竹總部為他舉辦的「張忠謀大樓」(Morris Chang Building)揭幕典禮。
以下資料來自《張忠謀自傳》（《張忠謀自傳》是2001年5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張忠謀。《張忠謀自傳(1931-1964)》的出版，尤其難得。張先生18歲時，就從戰亂中的中到達了美國哈佛大學。在以後漫長的歲月中，他一睦在英語世界中專心地讀書與工作。現在他自己居然以中文一頁一頁地寫出他的歷練，這正是他科技世界以外的另一項人文成就。)去年秋天，我在瑞士的蘇黎士湖畔有過一段時間的停留。這一帶在今天的西方世界已經顯得很不現代 了，但我知道有關20世紀「現代人的最佳闡述卻從這裡發生，闡述者就是大名鼎的榮格( Carl gustav jung）。榮格說，並不是一切生活在現代的人都可以稱之為「現代人」。真正的現代人寥寥無幾，他們既不站在昨 天，也不站在明天，而是站在從昨天到明天的橋梁上。對這種過渡狀態的充分感知，使他們同時領受到孤 獨，因為廣大民眾總是潛意識地被歷史迷霧所籠罩，其中—部分還在倒退的本質外面戴上了偽現代的面 具。只有真正的現代人知道自己是傳統的產物，又是傳統不忠的臣子，深知傳統的缺失，日夜想以邊緣性 的創造去彌補，但心中又明白，今天的創造很快就會被超越，因此不能不時時陷於恐懼和煩惱。榮格希望人們能透過各種社會事件的表象，從心理和精神層面上去破譯現代。 也許出乎張忠謀先生意料之外，我在拜讀他的自傳時，不斷想起榮格的上述論述。 張忠謀先生對大陸讀者來說可能還有些陌生，但在臺灣，則家喻戶曉。以他為董事長的臺灣積體電路公 司無論從掌握的資金還是每年獲利在臺灣都名列前茅，他本人也在民意調查中成為最受尊敬的十大企業家 之一。但奇異的是，十大企業家中只有他一人並非成長於臺灣，而是五十四歲時才單槍匹馬從美國回來。因此，他在臺灣的驕人業績，都創建於高齡歲月。他無疑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傑出代表，卻與人們心目中那 些年輕的知識經濟偶像那麼不同，這不能不讓人重新順著榮格的思路，在更深刻的意義上來校正「現代 人」的概念。 現代人未必是年輕人。年輕人天然地習慣於現代，這是他們令人羨慕的優勢，但並不是一切年輕人都能 很好地發揮這種優勢。有一些年輕人由於不知道歷史發展的軌跡，反而常常站在陳舊的立場上向現代挑 戰，連當年中國的文////革浩劫也是由一群年輕人以「破舊立新」的口號開始的，而實際上卻是一個徹底顛倒新 舊的悲劇。這種情形，在傳統厚重而又爭鬥成性的族群中更容易發生。張忠謀先生的可貴，在於他以最隆 重、最審慎的方式完成了一種文化轉型，因此早早地就渾身松爽，成了一個現代創造者。他的自傳從一開始就寫清楚了自己的兩大文化背景。一是對民族救亡的激情，二是對中國文學的爰好。對民族救亡的激情應該說從他祖父一代就形成了，由「百日維新」，「民主」、「科學到顛沛流離，個人和家庭 的命運與民族的安危緊緊相連，這就是他落筆第一句所說的「大時代」。「大時代」是他不可選擇的背景，既使 他一生器宇軒昂、憂國優民，又為他設置了某種心理上的敏感和障礙。另一個滋養他又束縛他的背景是中 國文學，他從早年開始就接受了先秦諸子、《史記》、《三國演義》、《紅褸夢》、桐城派和20世紀以來 的中白話文學，甚至差一點要想去做中文作家，被長輩以難以謀生的理由阻止。這兩大文化背景，各自都 有美好的內涵，而且各自也都能通達現代，但是顯而易見由這兩大背景鑄就的人，一走不是今天的張忠謀 先生。張忠謀先生並沒有遺棄它們，只讓它們成為一種人生積澱而不是生命主幹。這便是他在年輕時在美 國完成的文化轉型。文化轉型，要以文化的力量來完成。許多中國留學生熟悉了西方語言，習慣了西方生活，又掌握了專業 技能，乍一看好像也完成了文化轉型，其實未必，因為他們把持的只是「術」而不是「道」，而術在任何情況下 都不能取代道與道之間的對峙和對話。好像冥冥中有一種力量在擺布，張忠謀先生的三叔高瞻遠矚地替他 先選擇了一年哈佛而不是立即進入最對應的麻省理工。他在哈佛的一年，幾乎全方位地沉入了西方文明， 從荷馬、彌爾頓、莎士比亞、海明威、奧斯汀、蕭伯納，讀到邱吉爾的二戰回憶錄和歷屆美國總統的演 講，同時訂閱美國主要報刊、聽音樂、看演劇、參觀博物館、參加球賽和舞會、結交美匡朋友，如此覆蓋 遼闊又飢似渴，當然會影響專業學習的時間和精力，但從生命全程來看，真可以說是「磨刀不誤砍柴工」， 他從根本上對自己進行了一次重新塑造。張忠謀先生後來主持全世界最大的半導體產業，回臺灣後又開創 高科技企業，這種勢頭確實不是一般的中國留學生所能長久保持的，他的根本奧秘就在於那次從哈佛開始 的重新塑造。他喜歡引用海明威的話，把自己在哈佛的獲得說成是「可帶走的盛宴」，並認為這餐盛宴滋補 了他一生，包括他所從事的那些似乎與人文領域關係不大的科技工作，直到今天。我認為，張忠謀先生在自傳裡的這些敘述，舉重若輕地說明了一個重大歷史課題：一個背負傳統文化和 救亡之夢的中國人也可以做出許多重要事情，但要在20世紀末仍然站在科技創新的最前沿而影響世界，一 定要儘早地實行精神擴充和文化移位，使東西方文化在互相觀照中彼此減壓，特別是為過於沉重的中國文 化減壓，然後才能因無礙而保持最佳狀態。 在這裡產生了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張忠謀先生在自傳中列舉了早年閱讀的諸多中國典籍，後來又列舉 了在美國大學讀的諸多西方典籍，兩類典籍加在一起不僅沒有使筆端變得滯重，反而滿篇輕盈。原來，當 荷馬遇到司馬遷，當曹雪芹遇到莎士比亞，只會加添愉悅而不是愁苦。學問如夯土，種種不同質料的填埋 只為築造一個更便於活動的平臺，而不是作倉庫式的擁塞，稍稍搬放便沒有了空間。張忠謀先生雖然不是 專治文史，但他由博返約，能進能出的態勢深得治學玄機。任何一位現代創造者都需要為自己開拓一個空 靈境界，而這個空靈又必須是豐厚積澱的結果。我們見到過很多無積澱的空靈，也見過很多不空靈的積 澱，而很少見到像張忠謀先生這樣，一方面被國際同行驚嘆為「知識驚人，一方面又如榮格所說，站在邊 緣，面對荒原，深感無知。他如果像我們常見的那些學人，只被一學之僻、半書之專壓得步履蹣跚，還會 像今天這樣處於創造前沿嗎?文化，不管是中國文化還是西方文化，對很多人來說都是創造的墳墓。好在經過生命的重新塑造，張忠謀先生具備了避開這些大大小小墳墓的自信和力量，他在1954年和1955 年兩次博士資格考試落第，承受了很大的打擊，但只花了一個星期他就渡過了心理陷阱。他避開了一般中 國留學生必然會走的路，即轉校再讀博士，然後終生從事教學研究，而是抬起頭來自己去找工作。他在自 傳中有一段話說得很有味道:許多年後，我把在麻省理工博土落第視為我一生的最大幸運，假如我通過考試，我一定會繼續讀博士， 幾年以後，也一定會讀成，那以後做什麼呢?最可能就是去工業界做研究工作，或留學校做教授，總之這會 是一條學術研究之路。以我對工程的平平興趣，我相信這條路不會走得太遠。我也絕對不會進入半導體 界，因那時半導體界根本不僱用機械博士。我也不會進入企業管理，因為這也不是博士常走的路。我的人 生會完全兩樣，恐怕也不會在這裡寫自傳了。 一生最大的打擊變成了一生最大的幸運，這裡劃分出了一種重大觀念差異。張忠謀先生從這個事件進一 步確立了不追慕虛名，不隨波逐流的自主性、實效性理念。據我所知，三十年後他出任臺灣工業技術研究 院院長時大刀闊斧地整治那些永無成效的硏究計劃，也正是這種實效性理念的延續。在現代高科技企業中追求實際成效，當然與創新有關，因此實效理念後面緊跟著的必然是創新理念。沒 在現代高科技企業中追求實際成效，當然與創新有關，因此實效理念後面緊跟著的必然是創新理念。沒有 創新立即就會被淘汰，根本無成效可言。這部自傳中有一段描寫張忠謀先生普熱情效力的希凡尼亞公司。由於主管半導體部的領導階層故步自封，終於衰敗，張忠謀先生去視察待售儀器設備的場景，很有感染力: 我走進龐大而空洞的廠房，舉目望見的是有裂痕的牆壁，陳舊的桌椅，過時的設備。每說一句話，就聽 到在靜寂中漂蕩的回音。整個氣氛使我感到無比的悽涼。我走到從前辦公室的地方，隔間早巳被重隔好幾 次。重循當年常從辦公室割實驗室的腳步，當年四周是年輕人的笑聲，現在只有如死亡般的寂靜。我站在 廚房中間，靜默了許久。陪我的人似乎知道我的思念，久不出一言。 這段文字有一種十分古老的興衰詩情，但張忠謀先生卻是站在非常現代的立場上惋嘆因保守而造成的不 必要的衰亡。時代的步子如高坡滾石越來越快，時至今日，創新已不再是百年老宅對後輩的些許寬容，而 是造成了維繫整體生命的惟一纜索，因此張忠謀先生也把更多的精力揮灑於此。近日有幸讀到他前不久的 一份演講稿，發現他在系統研究匡際間主要同行的創新能力，他又仔細地分析了本來勢頭很好的日本半導 體業現在大大落後於美國同行，原因是對創新的獎賞太低，對失敗的敏感太高，並認為這種傾向在世界上 相當普遍。張忠謀先生的這些演講都屬於自傳下冊的內容，我不便提前多加表述，但忍不住還要說一句，據我見聞 所及，他最精彩的演講是1999年11月26日在成功大學的那一次，講題是《經濟發展與社會倫理》。我想那 天聽演講的教師和學生都會強烈感受到，站在他們眼前的這位董事長不僅僅是一位傑出的實踐家，而且是 一位深刻的思考者。知易行難，還是知難行易?我想張忠謀先生作為一個行動者反倒是偏向於知難行易的， 因為他要在知上開啟新世紀，一開口就讓理論家們睜大了眼晴。作為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張忠謀先生從者如雲、一呼百應，但作為一個思考者，他還是有點孤獨。他不 會設計溫和的語氣來表述他的否定，更不會採用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的方式來軟化他的規矩，因此正如一 位記者所說，這位被全社會仰望的男人其實與社會格格不入，「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我」，這是他真誠的自 我判斷，卻不想有什麼改變。那麼，就繼續讓他在那裡不苟言笑吧，這是現代創新者的特權，如果一切都可以從過去得到解釋，那還 叫什麼現代?如果一切都可以從舊書中找到依據，那還叫什麼創新?他口叼著菸斗跨進了那輛黑色的別克轎 車，從臺北到新竹，或從新竹回臺北。到達後有很長時間把自己關在房間裡苦思，身邊播放的是西方古典 音樂。經常聽的是貝多芬、勃拉姆斯、馬勒，而最喜歡的則是巴赫。他很少應酬，喜歡獨處，做的是人仰 馬翻的熱鬧事業，過的是雲淡風輕的安靜生活。他的雙眼鋪捉著天邊任何一絲與本業有關的創新信號，而 兩耳卻天天受到最純粹的宗教音樂的洗滌。事業、生命、文化，三者之間那麼和諧又那麼支離，結果便構 成一種支離中的和諧，達到多元平衡。 很少應酬的張忠謀先生有一次應酬到了我的身上，這真是我的榮幸。那是好幾年前的事了，他領導的企 業中有不少朋友讀我的書，邀我去演講，我後來趁某次訪臺順便去了一趟新竹，參觀了科學園區，晚上為 科學園區和新竹清華大學演講，由當時新竹清華大學的校長沈君山教授主持。演講前就與沈君山校長、張忠謀先生、曾繁城先生和幾位教授共進晚餐。張忠謀先生那天顯得有點疲倦，卻一直引我說上海話。其實 他和沈君山校長都是我的同鄉，越說越近。這些年我與沈君山先生還有交往，沒再打擾張忠謀先生，卻知 道他的企業越來越發達，他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也越來越重大。算起來今年張忠謀先生已七十高齡，居然還 如此精神勃發，真令人欽羨。 記得前年他在臺灣大學演講，有學生問他對退休的安排，他說：「我會慢慢交棒，跟每天正在發生的事情 漸行漸遠。」這句話說得頗有視覺詩意。他說退休後很想教書，然後用一句西諺作為結語：老兵不死，只是 調零。( 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在20世紀的戰亂中，國家的命運，常由英雄主導；在今後和平的時代，經濟的起伏，將會由企業家主 導。 在可預見的將來，世界的大趨勢是走向和平。國與國的競賽不再是核彈數量，而是經濟實力。在21世紀 的經濟競賽中，我們會看到三個特徵：以科技研發為國力的主軸，以競爭力來反映國力的消長，以企業家 為全球競爭舞臺的主角。 從經濟史上觀察，熊彼德( 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是遠在20世紀上半葉就最視「創新」及「企 業家」的一位大經濟學家。他認為「創新的叢生」(如汽車)會帶來生活方式巨大的改變；發現投資機會以 及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就是帶動經濟成長的推手。熊彼德的話正可印證於臺灣經濟半世紀以來的發展。臺塑企業的王永慶先生，代表著經濟起飛時代要注 重點點滴滴的管理；臺積電的張忠謀先生，代表著高科技時代所展現的雄才大略。以傳播進步觀念為己任的「天下文化」，先後出版了實際參與臺灣發展重要人士的相關著作，這些人士 都是廣義的英雄與功臣。他們或有英雄的抱負，或有功臣的志業。在發表的文集、傳記、回憶錄中，這些政府首長、企業家、專家學者，都以歷史見證人的視野，坦率而又系統地細述他們的經歷軌跡與成敗得 失。 這本《張忠謀自傳》的出版，尤其難得。張先生18歲時，就從戰亂中的中國到達了美國哈佛大學。在以 後漫長的歲月中，他一直在英語世界中專心地讀書與工作。現在他自己居然以中文一頁一頁地寫出他的歷 練，這正是他科技世界以外的另一項人文成就。在讀到各種對張忠謀先生的評論時，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兩句：眾人稱讚他的科技成就，張忠謀只看到責任；當世人羨慕他的世紀榮耀，張忠謀只想到奉獻。是西方科技的日新月異使他只看到責任?是東方文化的潛移默化使他只想到奉獻?讀者也許要從自傳中尋 找答案。這本自傳剛剛寫到他二半的人生。我們熱切地期待他另一半的自傳早日問世。 1998年2月臺北 (作者系本書臺灣版出版人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社長)這本自傳涵蓋的時期是自我出生至33歲，恰是我現在年齡的一半。忙於做事的人很少有時間想過去，但在夜闌人靜，偶爾回想過去時，我最懷念的倒不是33歲以後事業稍有成就的時期，而是我的前半生。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18歲以前，我已逃了3次難，住過6個城市(寧波、南京、廣州、香港、重慶、上海)，換了10個學校。我 已經歷過槍炮(香港)和轟炸(廣州、重慶)，穿越過戰線(自上海至重慶);我曾有無憂無慮的童年(香港)，也 嘗到了慷慨激昂、抗戰時期的中學生生活(重慶更嘗到了離家去國，不知歸期的悲哀(自香港去美國)。18歲進美國哈佛大學。在1000多個同學裡，我是惟一的中國人。一年中只有美國朋友，只用英文，也如 海綿地吸收西洋文化。即使在幾十年後的現在看來，這哈佛的一年仍是我一生最難忘、最興奮的一年。19歲入麻省理工學院，在這最高理工學府裡學我的謀生本領。24歲進人半導體業，那時半導體業本身才只有3歲。27歲進人一家正值黃金時代的世界級公司—德州儀器公司，與積體電路(大陸通譯「集成電路，後文通 作「集成電路¨—編者注)發明人基比喝咖啡、談研究，眼見他發明集成電路。30歲重拎書包，到斯坦福讀博士，在大師前充實自己的半導體學術基礎。33歲博士學成，抱著滿懷希望和期待，回到德儀。那幾十年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在中國，在美國，在半導體業，都是「大時代」。即使在古老的中國，在抗戰幾年中，也嗅到了強烈的青春氣息。寫傳的遠因與近因 美麗的懷念，並不足以使我提筆寫自傳。提筆的決定仍有它的遠因和近因。遠因是少年時代的作家夢。在香港的小學、重慶和上海的中學裡，有六七年的幼少年光陰，痴心想以寫 作為終身工作。作家夢在高中畢業前就被父親淡淡的一句「會餓肚子的」而打消。高中畢業後到美國求 學，以後在美國三十幾年，非但極少寫中文，甚至連讀中文書報的機會都很少。十幾年前到臺灣，又開始 以中文為主語，少年的作家夢只成回憶。有時自己問自己：「我還能寫長篇中文嗎?」 直到兩年多以前。 那時，友人虞有澄兄邀我替他的新書《我看英特爾》作序。他說「兩千字左右就夠了」。但我讀了他的 原稿後，對他寫的那一段英特爾歷史頗有所感，便盡一個星期日的時間，信手寫了四五千字。這是我幾十 年來少有的中文「長篇」，寫起來似乎還算順手。幾個月後，虞著出版人高希均教授來找我。高教授認為在我平生經歷中，一定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可以 用「自傳」的方式與讀者同享。高教授還說，如果我不願自己動筆，可以用口述方式，讓專業記者代筆。我不大喜歡口述方式，因為我過去看到這類傳記，總覺得它們欠缺了一份傳主的感情。但如果要我自寫， 這又是多麼大膽而費時的嘗試!我有沒有這個能力和時間呢?所以我好幾個星期沒有給高教授答覆。追憶是享受，動筆是煎熬 就在這時候，有一天晚上重翻自己喜爰的海明威文集，翻到他的短篇小說《吉力馬札羅山的雪》。小說 主人翁是一個作家，在非洲吉力馬札羅山腳下得了壞疽，不能行動，望著蓋滿白雪的山峰等死，以下是他 垂死前的縹渺之思：現在，他再也不能寫那些故事，那些他儲存起來，預備在他能寫得更好時要寫的故事。也許，至少他沒 把它們寫壞。也許，他永遠不能寫得更好，這才是一直拖延不寫的原因。總之，一切都不知道了。拖延的結果，原來竟是生命末頁的無奈和不確定感!讀了這段故事後幾天，我就接受高教授的邀請，預備 自己動手寫自傳。答應是答應了，但每次提筆就後悔：答應得太貿然了!對我來說，追憶是一種享受;動筆卻是煎熬。許多 夜晚和周末，我坐在書桌前，拿著筆，對著一張白紙發呆。多少感情洶湧澎湃，但被阻塞在這支短短狹狹 的鋼筆裡，不能盡情揮灑在白紙上。包括找資料的時間在內，這本自傳大約花了幾百小時。 經過五六十年的時光，那麼多次逃難，那麼多次搬家，18歲以前的資料非常少了。這是很可惜的事，因 為那時期正是我想做作家之時，日記和寫作不少。但16歲前的日記已蕩然無存，作文只剩下幾篇，還虧重慶南開中學居然保留了幾十年，在幾年前登載在校友回憶錄裡。現在讀起來，那些文字雖然稚氣，卻喚回了不少回憶。失去的作文中尤其可惜的，是我自上海跋涉五十幾天到重慶後寫的一篇旅記，記得當時父母親還驕傲地傳給他們的朋友看。十六七歲在上海時的日記，奇蹟地在二十幾年前出現在父母親紐約的家。那一段高中畢業前後，共產黨軍隊節節逼近上海的往事，現在讀起來，猶如隔世。18歲後的資料較多，但也不很豐富。最有用的資料還 是常斷偶續的日記。 說老實話，上冊花了我這麼多精力時間，現在又正忙著替臺積電和 世界先進這兩家公司打基礎，短期內實在沒有勇氣開始寫下冊。也許幾年以後罷。 上冊總算寫成了。這是一趟情感之旅，前後兩年，數百小時的密集工作，多少溫馨，多少煎熬，現在總算鬆口氣。今日的心情，與三十幾年前的一天相仿佛。那天我通過了史丹福大學博士考試，鬆了一大口 氣，晚上開車30英裡到舊金山中國城大吃，吃完後到橋藝社，玩半年以來的第一次橋牌(見第五章）。今天或亦如此?三十多年的時光已掠我而過，今天雖有當年的心情，卻已無當年的興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