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汊子》
董均倫 江源 整理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數百年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社會各階層人民所喜愛,在蒲松齡的家鄉——山東更可謂家喻戶曉,特別是在沂蒙山一帶村莊,村民把神話傳說一類的故事都叫作「聊齋汊子」。董均倫、江源夫婦從1953年開始,在齊魯大地上一個個村莊裡採錄故事,讓這些「聊齋汊子」得以重見天日,並成為一部厚重的巨著《聊齋汊子》。在出版人塗塗看來,中國人有採風的傳統,從詩經到樂府,傾聽的都是大地上的故事和歌謠,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董均倫和江源夫婦稱得上是這片土地上「最後的採風者」。
□鄭乃源
走萬裡路,找千人談
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平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的山東威海青年董均倫奔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歷任軍隊醫院翻譯、野戰醫院英文教員等,曾擔任過著名印度援華醫生柯棣華的英文翻譯,後到部隊文藝社為戰士們撰寫通俗故事。1946年春到山東解放區做隨軍記者,一邊從事文學創作,一邊搜集民間故事,出版了民間故事集《半灣鐮刀》。除在山東解放區印行外,東北老解放區最早的版本為1948年版,3個月後即再版再印至數萬冊,可見這本囊括了11個民間故事的小冊子,當時的受歡迎程度及影響力。
1953年,為了體驗農村合作化生活,董均倫和妻子江源下到了地處膠東半島西部的昌邑牟家莊「安家落戶」,在一位老貧農家的小廂屋裡住了下來。他們在牟家莊先後住了八年,後來又來到沂蒙山區呆了三年。白天與社員一起勞動,晚上就參加社員討論會。開會前,先到的人便聚在一起聊天,常因為某件事情引出一個故事來,說的人津津樂道,聽的人開開心心。
「故事」這個詞在山東各地有著不同的叫法,昌邑把說故事叫「拉呱」,濰縣叫「說古今」,大魚島也許因為漁民常在織網時說故事所以叫「桄線」,而在沂蒙山一帶稱作「聊齋汊子」,「你說個聊齋汊子聽聽」,意思就是「你講個故事聽聽」。那時的村民們把聽故事講故事當作娛樂,炕頭上、飼養棚裡都能聽到「聊齋汊子」。
這些來自齊魯大地的口頭文學,有的優美,有的神奇,有的浪漫,有的怪誕……故事都與當地的歷史風貌、人情世態息息相關,而群眾生動的口語則使故事說來上口、聽來入耳,通俗樸實,利於流傳。用董均倫的話說,民間故事就是儲存在人民頭腦中的「活文學」。作為一個文藝工作者,董均倫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些既有思想性又有藝術性的傳說故事記錄下來,使它不會因為年久而失傳,於是便開始著手搜集。
「人到花園,方知花多。」董均倫夫婦在鄉下的日子,正是搜集故事最好的年代。經歷過舊社會的許多老人還健在,許多中青年人也很會講故事。房東家常有鄰居串門,人來人往,房東大嫂逢人便說:「老董老江就願意聽呱,恁快說個給他倆聽。」
「文革」期間,民間故事搜集工作一度中斷。待運動結束,董均倫和江源夫婦便又沉到了民間,長期住在鄉下,向老百姓採訪搜集民間作品。1984年出版了48萬字的《聊齋汊子》後,他們又擴大搜集範圍,在齊魯大地上從東到西跑了20多個縣,行萬裡路,找千人談,於1987年出版了47萬字的《聊齋汊子續集》。
世界文化的多元性,使得代表一個國家的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民間文學,也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所接受。董均倫夫婦搜集記錄的民間故事,從20世紀80年代初就走出了國門,受到了國外讀者和學者的重視,在日本出版了他們的《山東民話集》,在德國出版了《白果子:中國民間故事集》。
從童話到民間故事
中國民間文學有著悠久的搜集和整理的歷史,各朝各代都有有識之士熱衷於收集、整理民間街談巷語及鄉野傳說,使大量口耳相傳的民間敘事完成了向書面文本的轉化,從而流傳至今。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的誕生,則是以1918年初北京大學發起的在全國徵集歌謠活動為標誌。中國現代故事學的起始要早於歌謠學。1913年至1914年,周作人公開發表了三篇關於「童話」的文章,其中《古童話釋義》是我國最早的一篇關於民間故事的重要論文。上世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上海北新書局老闆李小峰化名林蘭,編輯出版了民間故事集近四十種。
當時學者對民間故事的研究,最著名的是顧頡剛寫於1924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把從戰國到北宋時期的有關孟姜女故事的材料,按時間順序排列,力求從「斷編殘簡之中把它的系統搜尋出來」。此外,陳寅恪《〈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還從漢譯佛經中考證出了孫悟空大鬧天宮、流沙河沙僧故事的來源。
上世紀三十年代,對民間故事的重視逐漸超過了歌謠,收集整理和出版的數量和質量都處於較高水平,並保存了濃鬱的地方色彩。
至抗戰時期,不論是淪陷區還是解放區,學人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依然投身於民間文學採錄。
在延安,文藝工作者採用民間故事的敘事方式進行創作,如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將「說」和「聽」的口頭傳播方式根植於小說創作之中。
1938年,由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組的長沙臨時大學被迫西遷。其中,由300多名師生組成「湘黔滇旅行團」,步行3500裡,橫穿湘黔滇三省。一路上他們採風問俗,收集了包括故事、歌謠在內的民間口頭文學,隨後出版了飽含學術價值的《西南採風錄》一書。語言學家馬學良曾撰文回憶聞一多教授在湘西採風的經歷:「每到一處山寨,他顧不得安頓住處,也顧不得沿途的疲勞,一到宿營地就帶著我們幾個年輕人走家串戶,採風問俗」「在破舊的村舍裡和老鄉們促膝長談」。
新中國成立後,民間故事被作為文學讀物向大眾普及,1956年還曾因中學課本中選用的《牛郎織女》一文,展開過一場關於民間故事應當如何整理的爭論。有人批評故事中對人物心理細緻入微的刻畫以及對幻想色彩的去除,認為不符合民間作品的藝術風格。很多當時從事搜集研究工作的民間學者都參與了討論。
捕風的人
同是出自齊魯大地,傳承於民間血脈的《聊齋志異》《聊齋汊子》中的故事頗有幾分相似。經歷了數百年的流傳,《聊齋汊子》更加顯示出勞動人民的無窮智慧與時代特色。
在《聊齋汊子》裡,貌美善良的女主角不再是清一色仙妖鬼狐,而更多是以花仙子、小仙女的身份出現,也少見《聊齋志異》中面對惡霸強權無辜受迫害卻無力反抗的無可奈何,更多的是快意復仇和幸福美滿的大結局。
董均倫對民間故事的整理,一直保持著「老老實實地把民眾的藝術傳達出來」的科學整理方法。
記故事容易,很多時候,董均倫更關注說故事人的聲音和表情。「說到妖怪來的時候,眼常常瞪得很大,說得也快也急；說到壞人的時候,常是狠狠的。」聲調的高低快慢、眉目表情及手勢,也是故事內容的一部分。這些如何用文字表達出來,也顯示了故事整理者的功力。
董均倫曾鼓勵一個會講故事的山村教師,把故事整理出來,結果變成文字後顯得蒼白無力,失去了民間故事通俗、樸實、口語化的特色。
民間傳說故事是口語化的藝術,董均倫深深體會到民間文學離不開百姓豐富多彩的口頭語言。「雀掉拉尾巴我就知道它往哪裡飛!」「泰山不是壘的,聰明不是借的。」「有爛了的糧食,哪有爛了的話?」「手按著葫蘆摳籽還不行嗎?」看似土得掉渣的民間口語,充滿了生活的氣息。在濰縣楊家埠,他聽到一個關於年畫的傳說,其中有個情節:「本來應該先下甘羅細,後下粗風暴,龍王不甘心認輸,第二天午時,先下了粗風暴,後下了甘羅細。」「甘羅細」「粗風暴」這簡練的六個字,形象生動地把兩種不同雨景描述了出來。
民間文學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口頭性、流動性。郭沫若曾把民歌的流動性比作「一陣風」,「不知道它的作者是誰,忽然就像一陣風地颳了起來,又忽然像一陣風地靜止了,消失了。我們現在就要組織一批捕風的人,把正在刮著的風捕來保存,加以研究和傳播」。
1956年董均倫曾專程上嶗山搜集故事,在王各莊住了一個月,記了厚厚一本素材。還沒來得及整理出版,「文革」開始了。他擔心這些故事成了罪名,便把這個筆記本燒掉了。「文革」後再去嶗山,那些講故事的老人,或者不在世了,或者多年不講,故事記得不完整了。
為了搜集蒲松齡的故事,董均倫曾兩次到蒲松齡故裡淄博蒲家莊。第一次去的時候,當地蒲松齡紀念館的工作人員告訴他:「你來晚了,會說蒲松齡故事的幾個老人都已經去世了。」半年之後再去,第一次在場說故事的老人竟然也離世了。
在當下民間文學類非遺的保護工作中,許多民間故事也被納入非遺的範疇。在民間文化學者看來,民間文學的保存,不僅僅是記錄下文本,還有必要製成錄音、錄像妥善保管。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成員、作家老舍發現街頭上賣的民間小唱本有很多不是真本,而且錯字很多,因此建議「我們應當花些錢去錄音,把藝人或老百姓口中的活東西記錄下來」。
更有許多學者提出了民間故事的「生態保護」,保護的不只是故事本身,還包括以傳承人為代表的一種講述環境、講述傳統。然而在傳統民間故事講述活動漸已衰落的當下,「生態保護」不過是學者的一廂情願。正如芬蘭民間文學家勞裡·航柯所言:「把活生生的民間文學保持在它的某一自然狀態使之不發生變化的企圖從一開始便註定要失敗。可能被濫用或被適當地加以保存和保護的,不是民間文學說唱表演,而是說唱表演的記錄。」在他看來,民間文學財產的「第二次生命」的標誌是人們去翻閱和利用它們。
四年前,出版人塗塗打算做一套世界各地的民間故事集,他去拜訪的民間文學界老學者不約而同地向他推薦《聊齋汊子》這套「了不起的巨著」。
新版《聊齋汊子(全兩冊)》從1984年版《聊齋汊子》和1987年版《聊齋汊子續集》中選錄101篇故事,並邀請插畫師為所有故事製作百餘幅版畫題花。一位詩人如此評價這本書:確實有卡爾維諾《義大利童話》的韻致,哪怕語言上略遜一籌。新的讀者從世界文學的眼光重新看見我們的傳統,這是時代的進步,塗塗因此而感到欣喜,同時也替董均倫、江源夫婦「爭辯」——「我倒不覺得語言上就一定略遜一籌,那些源自泥土的字與詞,有自己的系統和自己的力量。」
實習主播 徐陽
編輯 曲鵬 凌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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