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這個世上，我想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可以長命百歲，只有活著才能看到希望，也才能盡情享受生活。
可是也並非所有長壽的人晚年都能過得如此幸福，比如活了83歲的周作人，其晚年不僅過得很痛苦，而且只能靠吃臭豆腐和玉米糊艱難度日。
說起周作人，大多數人對他早有耳聞，畢竟他的兄長就是鼎鼎有名的大文豪魯迅。周作人的名氣雖然沒有魯迅那麼大，但他的文學作品卻絲毫不比魯迅少，只是後來由於他走了錯誤的道路，成為了一名人人唾棄的漢奸，連帶著他的文學作品也受到了影響。
而最悽慘的還是周作人的晚年生活，正如他所說「壽則多辱」，周作人的晚年狀況令人唏噓不已。
周作人出生於1885年，是浙江紹興人，起初他的家境還算殷實，祖父是晚清官員，但後來因為犯事下獄，他的父親又重病在身，周家便沒落了下去。
周作人自幼就在家鄉私塾讀書，他天資聰穎，學習成績一直很好，並在16歲時考上了江南水師學堂。在那裡他苦讀了6年，後來就隨哥哥魯迅去了日本留學。周作人在日本留學期間，曾多次翻譯外國小說和文章，並因此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彼此之間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11年時，周作人學成歸國，並在北京大學任教，同一時間，他還經常參與社會活動，在當時的文學界享有不少榮譽。直到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北京大學被迫撤離北平，但周作人卻留了下來，負責看守校產。
起初周作人並沒有想過要和日本人合作，直到發生了一次神秘的槍擊案後，他才接受了汪偽政府的邀請，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一職，正式和日本人合作。
客觀來說，周作人並沒有做過傷害同胞的事情，他之所以和日本人合作，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保護北京大學的校產，而且後來他也只是在文化上和日本人合作，所以只能算是文化漢奸。可是不管他是出於什麼目的，畢竟還是成為了漢奸，還娶了一個日本妻子。
所以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周作人在北平被國民政府以「漢奸罪」給逮捕，並關押在了南京，接受法院的審判。
在法院審判過程中，因為有胡適等人的求情，最終周作人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不過在解放戰爭結束以後，他就被保釋出獄，並回到北京。繼續專心翻譯和寫作，以稿費來維持生計。此時的周作人已經65歲高齡了，他在年輕時，社會身份和地位都不低，所以收入也比較高，可是為何到了晚年時期卻過得異常悽涼呢？
其實周作人出獄後，就成為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特約譯者，每個月只要按時交稿，就可以預支到200元的稿費。這筆錢在當時也算是一筆大收入了，所以他也等於有了一筆固定收入。而且由於他生活困難，後來還被特批將200元改為了400元，由出版社負責增發。
當然這只是周作人其中的一筆收入，事實上，當時他一共有四筆收入，除了特定的稿費以外，還有他為周刊雜誌寫作而帶來的收入。
在周作人被保釋出獄，並回到北京八道灣居住以後，他就開始給《亦報》寫小文章，之後，幾乎每天或者間隔一天就會刊登一篇小文章，這種情況整整持續了兩年多時間。
在此期間，周作人一共發表了908篇文章，而《亦報》每月則給他支付稿費。後來，周作人又分別在《旅行家》、《工人日報》、《讀書時報》、《羊城晚報》等多家報刊雜誌發表文章，大概有120篇左右。
到了1960年時，周作人還偶爾會在香港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雖然不知道具體數量有多少，但因為香港報刊給出的稿費相當高，再加上內地的各種稿費，在這段時間裡，周作人的稿費應該是相當豐厚的。
周作人的第三筆收入來自譯書方面。從1950年開始，他在之後的十幾年中，翻譯過多部外國小說，比如《伊索寓言》、《日本狂言選》、《古事記》等，這筆稿費也非常豐厚。而最後一筆收入則來自親朋好友的援助。
周作人曾經把朋友援助他的每一筆收入都詳細地記載了下來，不管是經濟上的援助還是物質援助都記錄得清清楚楚，其物資也都非常多，光是鮑耀明就先後給他寄了各種奶粉、咖啡、豬油等食品或藥物不下50次。
除了以上四筆收入以外，周作人還有兩筆數目較大的收入，那就是他把自己的日記賣給了魯迅博物館，一共得到了1800元。由此可見，周作人每個月的收入都還算是相當高的，而且當時我國剛剛建國，國內百廢待興，百姓們生活艱難，物價自然也比較低，相比之下，周作人簡直就是有錢人了。可既然他的收入這麼高，為何還會喊窮呢？
根據相關記載，周作人晚年最大的開支就是治病，因為當時他的妻子和弟媳身體都不好，幾乎每天都要看病吃藥，一個月下來，光是治病的費用就是幾百元。此外，周作人每個月還要接濟長女一家的生活，接濟費用平均每月40元左右，直到1965年為止。
而且周作人出手向來比較大方，如果有朋友來家裡拜訪，他總會回送朋友一些禮品或旅費，如果朋友有困難，他也會儘量幫助對方，所以一個月下來，也需要不少開支。
而在周作人個人的生活中，也並沒有特別地節衣縮食，或許是因為年輕時養成的習慣，他平常花錢也大手大腳地，並不會刻意去精打細算，只有在錢花完以後，才會開始為錢苦惱。所以雖然晚年時期，他的收入遠遠不如年輕時高，但生活品質卻並沒有下降分毫，再加上有朋友不斷地供給，使得他的生活基本得到了保障，他就更加不會刻意去節儉了。
除了以上的固定開支以外，他還有很多其他開支，比如每年要交80元房產稅，郵寄信件時的郵費等等。可以說，周作人前期的晚年生活還是過得比較奢侈的，收入水平也比較高。但是從1965年以後，他的收入就開始變少，朋友對他的接濟也在不斷地減少。
此時的周作人雖然依然經常和朋友通信，卻再也沒有閒錢去買零食和點心了。
1966年，由於受文革的影響，人文社還取消了周作人每月固定的200元預支稿費，讓他失去了公費醫療的同時，還沒錢治病。再加上他的兒子又因為被錯打成右派分子，降低了工資，他的兒媳也因此受連累，無法加薪，每個月只有70元工資，這些都導致他們一家的生活極為拮据，全家人就靠著兒媳那點薪水生活了。
在1966年8月的時候，一群紅衛兵衝進了周作人家裡，要對他進行批判。這些紅衛兵先是打砸了周母的牌位，接著又命令81歲的周作人跪下，一邊逼迫他交代罪行，一邊用皮帶抽打他。而周作人的兒子也同樣被拉了出來批鬥，情況極其慘烈。
在這過程中，周作人正式停筆，他的兒子也被打瘸了腿，家裡更是被這些紅衛兵搜颳得一乾二淨，幾乎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拿走了，周作人一家的生活從此陷入困境。
周作人就跪在屋前冰冷的地上，接受著批判，下雨的時候，兒媳曾懇求紅衛兵讓他回來屋子裡，可紅衛兵起初並不肯，後來還是考慮到不能讓周作人死了，這才讓人把他抬進浴室裡。周作人在這個浴室裡待到了秋冬，後來由於浴室潮溼寒冷，實在無法過冬，周作人又被準許挪進了廚房。這個廚房從來沒有住過人，四面漏風，搖搖欲墜，還是兒媳趕忙修補一番，這才勉強住得下人。
周作人被關在這個小棚子裡，過著慘不忍睹的生活，他整日躺在木板上，臉色蒼白，衣衫襤褸，已無力起來，可那些紅衛兵卻還拿著皮帶狠狠地抽打他，叫他起來。在吃的方面，當時紅衛兵給周作人定的生活標準是每個月10元，他們還吩咐糧店只準賣粗糧給周家。
所以周作人一日三餐都是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面糊糊。因為營養不良和長期躺著，周作人的雙腿很快就浮腫起來。
到了1966年末，周作人再也無法忍受，他多次給周恩來寫信，請求他批准自己服用安眠藥安樂死。可還沒等到政府同意，周作人就在次年的5月6日這一天猝然去世了。
周作人一生經歷了大起大落，年輕時的他曾意氣風發，名利雙收，到了晚年時期，卻過得甚是悽涼，尤其是在臨終前的最後那幾個月，更是受盡了折磨和屈辱，完全印證了他的那句「壽則多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