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漫長的人類歷史，我們一直在尋找分享信息的新方法。這種天生的衝動導致我們在巖壁上、棺木上和石板上刻字。而莎草紙的出現，使我們記錄和傳遞信息的能力爆炸式提升，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尼羅河兩岸，乃至整個文明世界交換思想。
今天推薦的《法老的寶藏》一書旨在改變人們關於莎草紙既有的刻板印象，講述莎草紙還是世界上常用信息傳播媒介時所發生的故事。莎草紙並不易碎，而是一種持久耐用的書寫載體。在古代和中世紀時期，以莎草紙為載體的書籍和文件有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使用壽命，這種耐久性使得類似拿戈瑪第抄本這樣古老的物品得以保存，平民、學者、國王都視莎草紙為珍寶。書中的故事揭示了莎草紙不僅僅是我們古代歷史的遺物，更是理解思想和信息如何從古至今塑造人類的關鍵。莎草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見證者和親歷者，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
本文摘自此書，講述了紙在人類文明中的發展，同時也述說了中國紙的演變歷程。
《法老的寶藏：莎草紙與西方文明的興起》
（美）約翰·高德特 著
陳陽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方寸
2020年5月
絲綢之路，這條自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15世紀連通亞歐的貿易路線在人類歷史上發揮了關鍵作用。2005年，知名紙張史學家喬納森·布魯姆（Jonathan Bloom）提出了一個新穎而有趣的想法。在他看來，漿紙製作工藝才是絲綢之路上傳播的最重要的「商品」，這項發明永遠地改變了中國和世界。他認為「絲綢之路」更應該叫「紙張之路」。
布魯姆得出這一結論的依據在於，儘管普遍認為絲綢之路是絲綢、玉器、玻璃器皿、陶瓷和漆器的早期貿易渠道，但這條陸路交通網同樣也是信息和技術知識互聯互通的渠道，而這種互聯互通正是現代紙張世界誕生的必備要素。
不過，一切都要等到公元1000年之後才會發生。在此之前的許多年裡，尤其是從公元前1000年至300年，中國人主要的書寫材料是竹簡。而在同一時期，其他有歷史記載的地區已經在用紙寫字。紙莎草製成的早期紙張風靡一時，莎草紙的產地埃及壟斷了全世界的紙張供應，穩定的紙張出口和銷售範圍覆蓋整個羅馬帝國，並遠至阿拉伯地區乃至後來的基督教世界，卻把中國排除在外。有一種言論認為，古代中國文化不如西方文化發達，因為竹片雖然數不勝數，但作為書寫材料，它的性能卻遠不如莎草紙。
進入基督教時代之後，西方和阿拉伯世界開始使用單張和成卷的皮紙，不過皮紙要比莎草紙昂貴得多。而當漿紙在8世紀經由絲綢之路傳入阿拉伯和西方世界時，上述局面將徹底改變。
漿紙首先來到阿拉伯世界，當地人在中國造紙術的基礎上加以改良，用亞麻碎布作為原料。隨後，阿拉伯造紙術又推動了歐洲漿紙工業的發展，最終造就了我們所熟悉的現代紙張世界。不過在現代紙張誕生之前，中國製造漿紙的效率就已達到了令人嘆為觀止的水平。漿紙在中國本土的廣泛使用可以歸結為兩大因素。一是造價低廉，二是幾乎任何植物纖維都可用於造紙。製作莎草紙的原料植物僅在埃及生長，漿紙則不同——漢麻、藤、碎亞麻布、黃麻、竹和桑皮都可以作為原料，平民百姓甚至用草製紙。
第一個千年裡，中國的漿紙新技術很快傳播到周邊各國，尤其是朝鮮半島、越南和日本。新型紙張從此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王國，與古代西方的莎草紙世界分庭抗禮。用竹簡寫字曾經讓文明的發展變得遲緩，而漿紙出現後，中國似乎在全力彌補之前的差距。
書籍製作是歷史進步的標誌之一。在西方，書籍首先以卷本即寫有文字的莎草紙卷的形式出現。到基督教時代，卷本則逐漸讓位於多張莎草紙摺疊裝訂而成的小冊子，這種形式被稱為冊本。皮紙冊本更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修道院製作的早期書籍多為此類。4 世紀時，如果一座西方修道院的藏書閣內有數千份這樣精心製作、手工印刷、裝訂厚重的冊本，那就算得上收藏豐富了。
我想，古代中國上演的景象可能會讓同一歷史時期的西方寫工和學者瞠目結舌。中國古人直接繞過莎草紙和皮紙，就地取材造出了漿紙並將其用於雕版印刷。中國西北古城敦煌附近的藏經洞保存了雕版印刷的實物成果。1900 年，人們在絲綢之路上這片具有重要宗教和文化意義的綠洲發現了莫高窟藏經洞，洞中藏有數千份406—1002年之間的手稿。除1100 部書卷，還有超過15000 部紙質書籍和篇幅較短的文獻。
這些書籍多採用折本形式，即將用於寫字或印刷的長捲紙一反一正摺疊，折成類似現代地圖的一疊，便於存放，也更便於閱讀，避免了西方和阿拉伯地區的書籍封裝法費時費力的缺陷。
廉價的新型紙張、雕版印刷術和簡單的封裝法，所有這些革新技術都讓中國的書籍產量急速增長。或許正是此番大規模增長推動大唐迎來了四海昇平的文化盛世。在我們的印象裡，此時的中國仿佛完全淹沒在書海之中。一位經驗豐富的印刷工每天可以印製2000張紙，這一紀錄直到500年後約翰內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歐洲登場時才被超越。
五代十國時期的宰相、翰林學士馮道充分發揮了新型生產技術的優勢。他利用活動的木雕版大規模刊印儒家經典，在西方享有「中國古登堡」的美名。第一部有評註的標準版儒家經典於932— 953年間在長安印製完成，共130冊。這種經過改進的印刷術傳播迅速，朝鮮已知最早的書本刊印於950年。刊印完畢的儒家經典被進獻給後周太祖。馮道往往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印刷術的發明者，是他讓印刷術成為引領宋朝復興的重要力量。
與此同時，漿紙製造工藝也沿著絲綢之路一步步西傳，花了325年才走完全程。誕生於中國的造紙術從吉爾吉斯斯坦傳入伊斯蘭世界，最後進入安達盧西亞，並於1076 年來到歐洲南部。伊斯蘭造紙商對東西方交流的整個過程有著深遠的影響。他們最關鍵的作用是把漿紙製造工藝引入了西班牙南部，讓歐洲人得以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13世紀義大利製造出細膩的優質漿紙，後來成為李奧納多·達·文西和約翰內斯·古登堡等人的得力工具。
綜上所述，有了絲綢之路，漿紙才出現在了歐洲，不過它的旅途似乎是一條單程線。西方對中國紙鮮有需求。穆斯林在7世紀後期徵服中亞以後，迅速建立起的官僚機構很快開始用漿紙記錄和保存信息，因為漿紙相對便宜且高產，而且與羊皮紙不同的是，在漿紙上改動字跡極易被人覺察。
中國紙的問題在於表面過於柔軟。未經施膠處理的紙張就像紙巾一樣，墨水會在紙上洇開，滲透到背面。這樣的紙雖然可用於雕版印刷，也可用柔軟的毛筆書寫，卻不適合西方盛行的羽毛筆和伊斯蘭地區所用的蘆稈筆（qalam，又稱蓋蘭筆）。這兩種筆的筆尖會劃傷未施膠紙的柔軟表面，將墨點灑得到處都是，洇成一團團墨斑。莎草紙和皮紙從未出現過類似的問題，這讓西方人不禁對漿紙這種新型媒介持懷疑態度。
阿拉伯人為此所做的第一項改進是用澱粉給漿紙進行施膠處理，或者通過打磨增強紙面的硬度。他們設法將經過改進的漿紙出口到歐洲，但要讓人們放棄莎草紙和皮紙絕非易事。就連伊斯蘭國家的哈裡發們也不願輕易拋棄原有的紙張，直到八九世紀，他們的庫房裡還儲存著大量莎草紙。
儘管如此，阿拉伯和波斯的造紙商並未輕言放棄。從8 世紀到十字軍東徵時期，他們都在努力推廣自己的產品：產自埃及、伊朗和大馬士革，經過施膠處理，供應充足的精美白紙。他們甚至設計出手工抄錄手稿的流水線，並找到更輕盈的裝訂材料，從而大批量地製作書籍和出版物，在數百年的時光裡遙遙領先於歐洲。結果，中世紀阿拉伯圖書館的規模甚至超越了中國，而同一時期西方的圖書館卻表現平平。13世紀的索邦大學圖書館只有1700冊藏書。而在10世紀的伊斯蘭世界，僅科爾多瓦（Cordoba）的70座圖書館中，規模最大的圖書館就已有60萬冊藏書；開羅圖書館藏書超過10萬冊；據稱，的黎波裡圖書館在被十字軍燒毀之前，藏書一度達到300萬冊。在當時仍處於阿拉伯人控制之下的西班牙安達盧斯，每年出版的專著、詩歌、辯論文集就有6萬冊之多。
伊斯蘭圖書館的豐富藏書體現了阿拉伯世界在紙張方面的優勢。起初他們佔領莎草紙市場，隨後又從中國人那裡學到了漿紙製作工藝，實現了漿紙的壟斷。在他們穩步向前發展的同時，歐洲人卻為皮紙和羽毛筆的種種限制掣肘，他們的處境似乎不比使用竹簡的中國古人好到哪裡去。不過也正是在這時，阿拉伯的造紙產業迎來了由盛轉衰的拐點。
1085年，西班牙人收復託萊多（Toledo），阿拉伯人失去了對當地造紙廠的控制。從此，歐洲人接過了造紙的接力棒，義大利造紙坊沒過多久便脫穎而出。他們不僅掌控了造紙技術和造紙產業，還接管了整個世界的紙張市場。義大利人堪稱造紙大師，他們用明膠提高漿紙表面的硬度，使之適合羽毛筆書寫。
西班牙和義大利造紙坊的紙張找到了通往開羅的道路，最終佔領了埃及市場。到15 世紀，歐洲人開始大批量生產漿紙。作為一種出口商品，漿紙沿著最初將其傳播到歐洲的絲綢之路向東回傳。這並不奇怪，因為義大利紙質優且價廉，沿線市場對阿拉伯紙的需求有所減少，對於紙面柔軟的中國紙仍然毫無需求。
而在中國，對本土紙張的需求始終居高不下。10 世紀的中國仍然淹沒在紙張的洪流之中。除了每年雕版印刷製作的數十萬冊書籍，紙張還廣泛應用於商業和私人通信、包裝、記錄、紙風箏、玩具、燈籠、銀票、廁紙和面巾紙等，甚至一度流行過裝在紙包裡的袋泡茶雛形。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記錄了中國人在喪禮上火化死者並燒紙祭祀的場景，紙被塑造成男女僕役、駱駝、馬匹、衣服和盔甲等形象。在書籍製作方面，中國和阿拉伯的藏書讓歐洲相形見絀。不過，等古登堡和他的印刷機登場之後，局面便會有所改變。
有意思的是，13世紀第一批來到中國的西方旅行者對於「中國人也用紙」這一發現大為吃驚。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眼前所見是一個終於首尾相接的輪迴：阿拉伯人向中國人學習造紙術，將其傳給西方人，後者又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義大利紙。由此可見，我們不能指責西方人竟然以為漿紙是阿拉伯人的發明，因為它確實是通過中、歐之間的伊斯蘭世界傳入歐洲的。
面對「不知從哪裡學會造紙」的中國人，早期西方旅行者一頭霧水。生活在中世紀早期的他們很清楚莎草紙在此之前早已存在，於是他們想當然地認為，中國人可能是直接從古埃及人那裡學會了如何造紙。他們當中幾乎沒有人知道，埃及人在公元前3000 年發明的莎草紙是用紙莎草莖稈內芯削成的薄片捶打而成的，而中國人在1 世紀末發明的紙張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材料——亞麻等各種植物或植物纖維製成的紙漿。巧合的是，現代英語都用同一個單詞「paper」來稱呼這兩種事物，這個詞發源於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用於指稱「莎草紙」（papyrus）的單詞。
阿拉伯人開始造紙也實屬巧合，主要是因為他們徵服了埃及（639年）並由此控制了世界莎草紙的供應。隨後，他們又在入侵中國領土的過程中掌握了製造漿紙的技術（751 年）。那時的西方早已是紙張——莎草紙——大行其道的世界，埃及法老自古以來就是為整個已知世界提供莎草紙的出口商。後來，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和拜佔庭人相繼推翻了法老的統治，繼續銷售和出口莎草紙，直到基督教時代來臨。再往後，皮紙得到推廣，直到阿拉伯人徵服埃及，然後敲開了歐洲的大門。
隨著伊斯蘭統治西班牙，藉助絲綢之路，用紙漿而不是紙莎草製成的新型紙張進入歐洲。隨之而來的是現代紙張世界的形成和書籍的大批量生產。這為中國紙產量從105 年的0 一路攀升至2005 年的5600萬噸，雄踞世界第二位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