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幸之助,中國企業家的偶像 作者BillRay
■編者按:
十年來，中日政治關係如「過山車」般，這並不符合中國利益。如今，隨著胡錦濤主席訪日，「日本話題」再次「熱」起來，鳳凰網、新浪網、搜狐網等網站都開闢了專題，傳統媒體也在報導和討論。
在外交場合的握手言歡之外，我們更願考察兩國間更真實更複雜的關係。在本專題中，您將會看到，除仇恨外，日本在中國還有更深刻、更真實的存在和影響。
在這組專題中，您還會看到兩個肯定不會成為現實的命題:《假如日本失去中國》，《假如中國失去日本》（第11版）。儘管是「不現實的想像」，但也許會給彼此帶來更多冷靜。
對中國來說，如果放大仇恨，對日本過多「誤讀」，只能傷害自己，同樣，如果日本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複雜性，也將傷害其自身。
我們希望，這組專題能給中日兩國人提供更多樣化的觀點和視角。
在1980年代，由鄧小平、胡耀邦等主導的對日政策以開明豁達為特徵，兩國之間雖偶有齟齬，關係始終還算良好。其時「中日友好」是主旋律，而《血疑》等電視劇風行中國，山口百惠更成為兩國共同的偶像。這一政策的核心，來自1978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訪日之旅中會見日本天皇時的友善表述:「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
政論家馬立誠說:「沒有人比鄧小平更有資格說這話，因為他是曾經的抗日將領。」
過去幾年中，中日關係卻經歷了寒冬。如今，「暖春」似乎又來。最重要的事實則是，在政治層面的不停頓的變化當中，日本在中國的存在和影響已蔚為大觀。
既廣泛，又不夠深入
在21世紀中國，日本文化是最值得販售的軟性商品之一。從陶瓷潔具、遊戲機到芥末豆，日本商品總是附帶著生活方式，催生著中國的亞文化。2007年，中日兩國貿易額達到2366億美元，與817座鳥巢體育場等值。中日兩國的任何一家百貨公司都不能缺少來自對方的商品，這些公司本身往往也彼此關聯。日本百貨企業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最近有所削弱，但生活方式上的影響仍然清晰——到沃爾瑪購物的人們各形各色，但是「最具時尚號召力的百貨店」伊勢丹的顧客們卻有著清晰的一致性。
資生堂化妝品深受中國年輕女性的推崇，歐珀萊則享受不到同等美譽度，其實兩者屬一公司，僅因表面上日本風格的多寡，便決定了中國消費者的選擇。「日流」早已不局限於青少年當中。在大連和青島，日語被很多學校當作第一外語。日本料理店在全中國的城市中星羅棋布，前往蘇州高新技術區的「日本街」享受日本料理的中國顧客至少是日本人的兩倍之多。
如今中國是日本第一大貿易國，日本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國，但作為更準確的經濟依存度的指標，兩國的相互投資額仍有可提高餘地。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額只佔其海外投資總額的2%左右。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的報告稱，日本2007年對中國內地投資額為62億美元，明顯低於臺灣「經濟部」公布的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投資額99.71億美元。構成對比的是，日本僅在香港一地的投資就達76.8億美元。
中日交往的特色之一便是，經濟、文化不可能像其他國際往來一般「獨走」，它們總是嚴重地附著於政治。2006年，日本對中國投資首次減少了4億美元，正是因為兩國關係走向僵局。而小泉純一郎前首相之前對靖國神社的執著參拜則重重掀起了兩國歷史問題的沉痾，經濟文化交流隨之變冷。
日本在中國的經濟活動並不順遂的一個顯著例證是，享譽世界的日本汽車業，在中國的步伐一度落後於歐美同行。與之對應的是，日本企業越來越多地投資到東南亞。前任日本駐華公使井出敬二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說:「越南物價低廉，越南人對日本持好感，日本企業因此喜歡到越南投資。」
與政治、經濟的氣候無常相對應的是，文化上的日本雨則不停歇地下了36年。「我師兄小時候看《機器貓》，我小時候看《名偵探柯南》。」北京寒山漫畫社的劉靖瑤說。如今，凡40歲以下的中國人，幾乎都可以按照童年時代接觸過什麼日本動漫產品而被劃分為不同代際。
可是中國年輕人對日本的態度又並不是只有喜歡而已。「該如何理解今日如此複雜的中國呢？」小野千重子問道。她曾作為日本的國際協力組織成員在北京、安徽等地服務了將近3年。
在安徽省，他們援建學校，擔任義工。在阜陽市潁泉區楊莊小學，她的同僚水谷準感到困惑:為什麼校舍如此破敗，當地政府卻建起了豪華辦公樓？他在《產經新聞》上發表了調查報告，引起日本讀者對中國的又一波「惡感」。這一事件中最受忽視的是細節是，日方最終還是撥給楊莊小學8萬多美元的援助資金。
在北京西單的地鐵口，時有年輕的民族主義者在地上鋪上一塊寫有「抵制日貨」字樣的白布，然後彈吉他吸引人們的注意。劉靖瑤也站在這裡，身邊圍攏的年輕人的裝扮就像是來自東京。
不過，日本在中國的文化存在雖廣泛，卻不夠深入。1990年代，在中國的書店裡，關於日本企業的出版物不再是熱門讀物。17世紀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鶴的風俗小說《好色一代男》進入了排行榜，而他更重要的作品，關於商業生活的《日本永代藏》、《世間胸算用》，卻從沒有出現在中國各書店的書架上，儘管町人倫理是日本商業在武士道之外的另一精神源頭。
對日研究不夠深入，亦是中國的日本學者們的長久苦惱之一。著名學者周一良在去世之前遺憾地說:「我因為政治的需要，把能夠用在日本史上的有限時間，都去搞了友好關係和文化交流。」
在今天，一個堅決的日貨抵制者可能會遇到的無窮多的困難。「日貨」並不僅僅是人們通常了解到的那些汽車和電子產品，鋼鐵、纖維等日本的大宗出口產品隱藏在無數中國建築之中，日本化學製品無處不在，而日本製造的醫療器械則幾乎是每一家中國醫院的必備品。從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角度來說，一個徹底的日貨抵制者甚至無法使用京九鐵路、北京地鐵和首都國際機場。
據日本大使館提供的數據，截止到2004年度，這一計劃(ODA)為中國提供無償資金援助約1457億日元，約合65億元人民幣，技術合作約83億元人民幣，有償資金援助約1651億元人民幣。
井出敬二相信，完全的抵制是不可能的，他認為，一個日貨抵制者甚至根本就沒辦法使用手機。「任何一個牌子的手機，無論是中國的、瑞典的、美國的還是韓國的，」他說，「都有日本零部件。」
「手機」這個詞也來自日本。對於極端民族主義者來說最糟糕的事情是，每當他們憤怒地提及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時，就在無知無覺中使用了「日貨」——「歷史」這個詞同樣來自日語。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詞彙是如此之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各個時代最時髦的詞彙，從「共產主義」到「經濟學」。抵制者們的困難更多地來自文化方面。
每天早上，中國的很多餐館的服務員都會列隊拍手，齊呼企業口號，這一習慣來自日本企業。在路上，人們會看見前面轎車尾部的招貼:「熊出沒，注意！」它是來自多熊的北海道的舶來品。屈臣氏是香港品牌，但它的經營理念完全效仿日本的「藥妝店」，在那些漂亮的瓶子裡，盛裝的是中國城市女性難以抵擋的日式風格。到了晚上，當某位堅定的抵制者打開電視機時——當然是國產品牌——會看到一些中國公司在使用一句有著愛國主義色彩的廣告詞，「產業報國」，它來自松下電器公司。
日本企業法則在管理經營方面幫助中國企業度過了起步的艱難時光，不過在中國的風行並不長久。作為國家精英的中國的新貴階層很快就注意到，在1990年後的經濟新世界中，美式的創造精神比日式的諄諄教誨更成功，商業偶像從此變成了傑克·韋爾奇和史蒂夫·賈伯斯。
日本不再是中國的老師了嗎？經濟生活的細節可不能支持這一點。在北京西單的無印良品店中，中國顧客會面對日本人生產的衣架上的小缺口而暗自嘆息:為什麼可以替顧客想到用不同的方向掛衣服的需要的恰好是日本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