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力共創現代語文
——「日本新語入華」考析
《瀛環志略》 資料圖片
【語言論壇】
有一種說法頗為風行：近代中國所用新名詞多半來自日本，若無日本名詞，現代國人無法說話作文了。此議似是而非，需要辨析，以明底裡。
借詞必需
漢語是一種開放的語言系統，古來即有採借外來語的傳統，早期漢譯外來語不少，如葡萄、茉莉之類。由於近代文化是在中西衝突與融會間生成發展的，故作為關鍵詞流行的近代術語，廣為採擷西洋概念，不少具有借詞身份。
中華文明沿襲數千年不曾中輟，原因之一，是作為形音意三者得兼的漢字詞(名)豐富且詞義相對穩定。今人閱讀兩三千年前的先秦兩漢古文，藉助工具書，領會其意並無大礙。
漢字文化又不斷邂逅外來語，與之互動，獲得源頭活水。如在魏晉隋唐間，吸納大量源自南亞的佛教概念，組成若干反映佛法的漢字新名，諸如法、空、禪、世界、現在、覺悟等，漸成漢字常用詞。
時至近代，漢字文化又與西方文化相交會，知識量迅猛增長，反映新知識的概念井噴般湧現，經由「方言超升，古語重生，外國語內附」等途徑，藉助漢字將新概念「詞化」，生成批量新名，漢字舊名也得以更化新生。對於此一演變態勢，語言學家王力述評道：「佛教詞彙的輸入，在歷史上算是一件大事，但是，比起西洋詞彙的輸入，那就要差千百倍。……從詞彙的角度來看，最近五十年來漢語發展的速度超過以前的幾千年。」王力此言之後，又過去40年，其間漢語詞彙的發展更甚於前50年。有人統計，時下每年新增漢字詞達三四百個之多。
由於日本明治維新學習歐美近代文化有成，作為漢字文化圈一員的日本與中國相互藉助，利用漢字翻譯大量歐美詞彙(主要是學科術語)，這些新名隨日譯西書傳入清末民初的中國，故近代中國通用的關鍵詞，不少是在中—西—日三邊溝通中生成的。
借詞以新名形式進入借方語言，增加語言數量，豐富語言表現力，是語言作跨文化旅行的表現。漢字具有強勁的表意性。每一個漢字不僅是一個音符，同時還具有特定的義位，而且漢字往往一字多義，可供翻譯時選用。意譯詞能發揮漢字特有的表意性，昭示其文化內蘊，有時音譯＋意譯，如啤酒、卡片、霓虹燈、繃帶等；連音譯也往往擇取音意兼顧的漢字組合成詞，如邏輯、維他命、可口可樂等，以及近年出現的奔馳、黑客、迷你裙、託福之類，在表音的同時，又提供某種意義暗示。嚴復在音譯Utopia時，取「烏託邦」三字，在對音之外，又可從這三個漢字中產生「烏有寄託之鄉」的聯想，以眧示「空想主義」意蘊。這些音意合璧譯詞，是充滿睿智的漢字文化的絕妙創作。
通過借詞以創製新名，是一種普遍的社會語言現象。王國維積極評價新語的借取，「周秦之語言，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語，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處今日而講學，已有不能不增新語之勢；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勢無便於此者矣。」
百年過去，「新語之輸入」有增無已，而諸如科學、民主、自由、經濟、文學、藝術、封建、資本、教育、新聞、物理、化學、心理、社會、革命、共和、政黨、階級、權利、生產力、世界觀、社會主義、知識分子等學語的確立，都是在古今演繹、中外對接的語用過程中實現的。這些漢字新名，詞形是漢字文化固有的，詞意大都受中國和西方雙重因素的影響，日本因素也參與其間。故追溯漢字新名的源流，考察作為現代人思維紐結的新概念的生成機制、發展規律，將展開中—西—日文化多邊互動的複雜圖景，彰顯近代思想文化的網絡狀歷程。
語文互動
古代日本從中國進口包括大量漢字詞在內的漢字文化系統，此為確論，無須贅述。一種流行說是，文化傳播方向上，近代中日間發生逆轉，僅就詞語而論，日本便從輸入國變成輸出國，中國則由文化供應源轉為文化受納處。
此說有粗疏之弊，略做歷史分期，應當作如是說：近代早期(中國的明清之際及清中葉，日本的幕末明初)，文化傳播方向的主流，仍是中國通往日本；至近代後期，日本因明治維新成功，研習西學的水平反超中國，其表現之一是清末民初中國從日本引入大量譯介西學概念的新名詞。張之洞稱「日本名詞」，林琴南稱「東人之新名詞」，劉半農稱「東洋派之新名詞」，20世紀50年代語言學者稱其為「日語借詞」。
近代中國使用的反映新知識的新名固然不少來自日本，但稱多半為「日語借詞」，則過甚其詞。筆者以下將陳述此種誇張之誤，絕非要給「詞彙民族主義」張目，不是為了證明「老子先前比你闊」，以獲得阿Q式的「精神勝利」，而是從近代漢字文化史實況引出的結論。
甲午中日戰爭的慘敗，促成國人「大夢初醒」，決意向強敵學習，自1896年開始派遣青年學子赴日，研習經日本人消化過的西學。此後十餘年，漸成留學東洋高潮。經中日兩國人士的努力，尤其是數以萬計的中國留日學生的轉輸，漢字新語從日本大量湧入中國。康有為1897年撰《日本書目志》，收錄大量日制學名，如經濟學、倫理學、人類學、美學等，一時朝野注目。
清民之際從日本入華的漢字新名，有如下幾類：
(1)音譯詞(瓦斯、俱樂部等)。
(2)日本訓讀詞(入口、手續等)。
(3)日本國字(腺、膣等)。
(4)日文譯語(基於、對於等)。
(5)將中國古典詞原義放大、縮小或轉義，以對譯西洋概念。(如「現象」本為漢譯佛語，意為佛、菩薩現出化身，日本哲學家西周為其注入新義，成為與「本質」對應的哲學術語。)
(6)運用漢字造詞法創製新詞，以對譯西洋術語。
上述幾類詞語有些確乎源自日本，如(1)至(4)類，但數量更大、更為重要的(5)(6)兩類，多不能以「日源詞」一言以蔽之，因為其中若干新名另有來歷——
(1)源出中華古典
清民之際被認作是從日本入華的大批漢字詞，如自由、社會、科學、衛生、小說、機器、參觀、代表、單位、發明、反對、範疇、現象、革命、共和、講師、教授、博士、悲觀、標本等，究其原本，多來自中國古典詞庫，是晉唐宋明以降從中國傳至日本，近代經日本改造後作為西學譯名「逆輸入」中國的，稱其為「僑詞來歸」比較恰當。因為它們本為中國舊詞，在中土語用已然千百年，後僑寓日本，領受外來文化洗禮，近代作為「僑詞」回歸中國漢語系統。
(2)來自在華編譯、出版的漢文西書
還有一批反映近代學科概念的漢字新名，如植物學、物理學、地球、熱帶、溫帶、冷帶、寒流、暖流、細胞、大氣、真理、公理、定理、比例、權利、立法、選舉等，曾被誤以為是「日源詞」，實則非也。它們是在明清之際和清末這兩個時段，由西方傳教士與中國士人合作，以「西譯中述」(西方人口譯，中國人筆述)方式在中國創製的，先後於江戶中後期和明治前中期傳至日本，其載籍為在中國刊印的早期漢文西書(明清之際成書)與晚期漢文西書(清中末葉成書)。
(3)晚清「開眼看世界」中國人的創製
清道鹹年間國門初開，一些先進的士人渴求新知，藉助漢譯西書、西報，撰寫一批介紹西事、西學的書籍，著名者有林則徐主持編譯的《四洲志》、魏源編纂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編纂的《瀛環志略》等。這些書籍在介紹外域情事、學術時，譯創了一批史地類、政法類、科技類漢字新名。這批書籍在本國遭受冷遇，而傳至幕末明初日本，洛陽紙貴，多次翻印，幕末維新志士吉田松陰稱「魏源之書大行我國」。這些書譯製的漢字新名隨之播傳於日本，日人廣泛使用之餘，還引為譯製漢字新名的範本。如《海國圖志》的報紙譯名「新聞紙」，美國元首譯名「大統領」，皆被日本人採用，通行至今。
總之，上述幾類漢字詞，有的並非「新語翩至」，而是「舊詞復興」，或曰「古典詞革新」；有的不是「日詞入華」，而是「僑詞來歸」；還有不少新名產地在華不在日，日本只是中轉站。因而，把它們一概視作「日語借詞」，不符歷史實際。從語源學角度論之，必須恢復上列三類詞語的「中國首創」「翻新古典」及「回歸僑詞」身份，並論析翻新始末，輸出與逆輸入過程，考查中—西—日三邊互動間的因革及傳遞轉換情形。
互為師生
我們不應輕忽幕末明治日本發展漢字文化的重大貢獻。近代日本創製一批漢字新名；大量選取漢語古典詞翻譯西洋術語；普及詞綴化用法，如前綴(如老～、小～、第～、非～)與後綴(如～者、～力、～性、～化)，又借鑑西式語法，豐富了漢字語用，對白話文運動及漢語的現代化進程起到推動作用。這一勞績必須肯認，卻又不能因此對漢字新名的語源張冠李戴，一概讓與日本。
筆者以為，近代日本對漢字文化發展的促進，主要並不在於提供了多少新詞，而在於終結漢字新名的散漫無序、自生自滅狀態，界定了中國自創、或由日本製作的新名的古典義、現代義、世界義，並使之貫通，匯入學科體系，並通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為漢字文化構築現代性知識系統提供語文基礎。這項極有意義的工作，既非中國、也非日本單獨完成，而是16世紀末以來的三百餘年間，中—西—日三邊互動的結果，中國人與日本人在此間互為師生，交相更替創作者與學習者身份，而歐美傳教士在中國士人協助下的譯創之功也至關緊要。
自嚴復等兼通中西語文的譯者出現以後，中國逐漸減少藉助日譯西書，而直接譯述西學，根據英、法、德、俄諸文本譯創漢字新名。日本的「二傳手」功能下降，但明治時代日本新語的效用並未中止，其某些優勢繼續張揚，如嚴復「一名之立，旬月躊躇」，苦心孤詣譯創的「計學」「群學」「母財」「腦學」固然準確、典雅，卻不及日譯漢字新語「經濟學」「社會學」「資本」「心理學」明快易懂，故在近現代中國流行的，少有嚴譯詞而多為日譯詞。
直至當代，日本詞彙傳入中華還在進行中。時下流行的新詞，如「達人、人氣、人脈、完敗、完勝、物流、研修、職場、熟女」等皆為日制詞。
日本譯詞雖有便捷易用的優點，但不應忽略，這些日本漢字詞多半源自漢語古典，或用漢語構詞法創製，皆與中國文化保有深刻的淵源關係。新近一例頗能說明問題。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號「令和」。官方解釋此名是從日本最早的和歌集《萬葉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並序》「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句中擇字組成，並宣稱這是第一個典出日本古籍的年號。這顯然有文化「脫中」用意，但經考索卻適得其反。公元8世紀成書的《萬葉集》「初春令月，氣淑風和」句，脫胎於東漢科學家兼辭賦家張衡公元2世紀初作品《歸田賦》的「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而張衡又參酌了先秦典籍《儀禮·士冠禮》「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漢字詞彙，多源出中國古典，這是不必也不可迴避的歷史實際，日本近代翻譯西學時創製漢字新語，深植中華文化土壤，這是不可忘卻，更不能斬斷的歷史脈絡。
綜論之，中日之間的語文交際，呈一種互為師生的關係，今人不必作偏執一端的估量。中日兩國協力共創的語文成果，是豐厚的文化財富，至今仍在中日雙方發揮作用，並且構成當下及今後語文建設的堅實基礎。
(作者：馮天瑜，系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