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貧困人口的主體地位及其心理因素。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其相關部門在關於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政策性文件中均多次強調「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但是「內生動力」究竟為何？如何激發？本文圍繞這些問題略作探析。
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扶貧語境下的「內生動力」（endogenous power），不等同於西方心理學語境中自我決定理論（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所指的「內在動機」（intrinsic motivation）。自我決定理論認為自主（autonomy）、勝任（competence）和關係（relatedness）三種基本心理需要是個體心理成長、內化和心理健康必備的條件。只有當組織環境滿足個人這三種基本心理需要時，個體才會體驗到工作活動的意願感、意志感和選擇感，增強或維持內在動機，產生更加持續高效的行為結果，同時增進其身心健康。然而，我國不少貧困人口世代生活在長期封閉、變化緩慢的貧困地區，他們較少接觸外面的世界，亦未認識到自身的貧困，這種環境中的個體對脫貧很難產生自主性的（從下而上的）內在動機。誠如美國人格心理學家範德（Funder）指出的，自我決定論認為對自主、勝任、關係這些需要的追求來自人類內在的、本質的源頭，這顯然忽視了環境的影響和文化的薰陶。具體來說，西方心理學中的內在動機主要是一種西歐和北美文化的產物，依據的是西方學者關於人性的具體假設和信念，如獨立、自主、與社會相分離的，即高度個人主義的信念（基於猶太教—基督教關於「好人」的假設）；而中國情境中的脫貧是由中央政府主導的，它是基於集體力量和智慧的一種從上而下的減貧行為，故而脫貧內生動力是一個中國化的概念，通常是與個體的道德、權利、責任等集體信念相聯繫的（基於儒家文化的集體主義信念）。激發貧困群眾脫貧內生動力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創造條件分階段逐步解決。
因此，建構出契合中國情境的脫貧心理學知識，有利於我們準確地理解中國的治貧和減貧，亦有利於我們採取有的放矢的精準幹預措施，更有利於我們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國內學者通過一系列的研究發現，中國扶貧情境中的「內生動力」（endogenous power）是在核心價值觀（core value system）的指引下，自我通過個人奮鬥（personal striving）追求脫貧目標的行為傾向。它包含著核心價值觀、自我觀及脫貧行為傾向等三個從內到外、層層包裹的因素。
首先，價值觀既處於內生動力的核心位置又處於人格的核心地位，是個體區分好壞、益損、美醜、正確與錯誤，及符合或違背自己意願的信念系統。它不斷引導著人們追求自己的理想，並為自認為正當的行為提供充分的理由，還決定著人們在生活中的各種選擇。從形成和發展的角度來看，價值觀是社會文化的產物，是個體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具有文化特殊性（culture-specific）的價值觀念，已經形成的價值觀具有持久性，但也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改變。價值觀無疑是貧困個體行動的核心動力，貧困個體選擇何種人生目標和生活方式都由其價值觀決定。樹立了正確的價值觀，對未來抱有信心，個體就更傾向於做長遠的打算（比如，重視子女教育、看重未來收益），也就更容易脫貧。然而，貧困群體所處的情境當中，存在著兩套關於這一群體的真相：一套是呈現給外人（比如，扶貧幹部、扶貧補助的競爭者）看的價值觀，另一套則是只保留給自己人的價值觀。前者為外在價值觀（external value system）（與社會讚許度密切聯繫），而後者則為核心價值觀（core value system）（與個體經濟利益關聯）。如果從貧困個體所處的立場出發，那麼後者無疑是一種狹隘的「理性」觀念。
其次，自我觀是內生動力的第二層次。自我觀是指一個人關於自己，以及自己與他人、與社會的關係的觀念系統；它本身又是充滿感情的，並以自我同一性為基礎。個體需按照與自我觀念相一致的方式行動，且自我不僅決定著個體對各種經驗的解釋，而且還影響著個體對未來的期待。比如一個自認為能力有限、改變不了貧困現狀的個體，他就不可能採取主動脫貧的行動。自我觀念引發與其相一致或自我支持性的期望，並使個體傾向於採用導致這種期望得以實現的行為方式。因此，當個體的既有自我觀念消極時，每一種經驗和期望都會與消極的自我評價及行為聯繫在一起；若自我觀念積極，每一種經驗或期望就可能被賦予積極的含義。有了正確價值觀的引導，才可以更好地完善個體的人格，形成自愛、自立、自省、自信及自強等積極的自我觀念。
最後，脫貧的行為傾向處於內生動力的第三層次。貧困個體脫貧的基礎，第一，要擁有脫貧的素質，即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備觀察學習的能力和勞動工作能力、掌握脫貧致富的知識和技能並能持之以恆；第二，要設定脫貧的目標並制定相應的規劃，還要有投資理財的眼光；第三，要整合身邊的資源，獲取周圍的人際支持。價值觀和自我觀就決定著脫貧行為的傾向是否表現出來。
這一脫貧內生動力的理論模型，是三因素（價值觀、自我觀及脫貧行為傾向）層層嵌套的「洋蔥模型」，該模型亦得到一些國外研究的支持。有美國心理學家通過六項實驗研究發現，只有當價值觀是自我觀的核心且被激活時，才會影響個體的行為。例如，當環境價值觀是自我概念的核心時，個體才會選擇那些對環保有利的消費行為；個體的利他價值觀為自我關注的核心時，其表現出更多的捐贈行為。還有研究通過將價值觀內化到個體的自我系統中，啟動並突出自我，結果發現價值觀對行為的影響增強。新近的研究通過更系統地探究價值與自我的關係，發現包含在自我概念中的價值觀比不包含在自我概念中的價值觀更能預測環保行為這種大類別行為。據此可以認為，對個體的人格來說，價值觀比自我觀處於更內核的位置，自我觀相對來說更具有統合功能。同時，從中國情境中的扶貧實踐來看，相比社會文化自我模型（sociocultural self model）重視文化系統，內生動力「洋蔥模型」以個體價值觀為切入點，更有利於心理扶貧的落地操作。
綜上，中國扶貧語境下的「脫貧內生動力」是一個中國化的心理學概念，它不等同於西方心理學語境中自我決定論所指的「內在動機」，而是在核心價值觀的指引下，自我通過個人奮鬥主動追求脫貧目標的行為傾向。在偏僻閉塞的貧困地區，貧困個體很難產生自主性的動機（正如自我決定論所強調的），亦難形成現代主流社會文化認可的獨立型自我人格（正如社會文化自我模型所重視的）。比較高效可行的心理扶貧方式是，加強內生動力尤其是積極價值觀的開發，因為貧困個體內生動力的三要素是能夠培植、開發、測評與幹預的。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7CMZ042）、海南省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718MS03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海南大學管理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傅若雲 傅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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