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精神，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價值觀念。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中國先人對當時核心價值觀的認識。
——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學師生座談會上的講話
「國有四維，禮義廉恥」出自《管子·牧民》，原話是「國有四維……何謂四維？一曰禮，一曰義，一曰廉，一曰恥」。《牧民》是《管子》一書的首篇，維即總綱，四維即四種綱紀，「守國之度，在飾四維。」由此可見管子對四維的重視程度。管子認為，四維能夠引領規範民眾的行為，它是國家的四根精神支柱，支柱立則國家興，支柱廢則國家亡。這一思想無論對當時還是後世的治國理政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國是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禮在維護人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規範社會秩序中有著重要的意義。孔子指出「克己復禮」，認為禮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進步的必由之路。《禮記》中有這樣幾段話：「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意為，人之所以為人，區別於鳥獸，是因為懂得禮義。《荀子·修身》中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先賢對於禮的重要性，可以說是強調到了極點。我們不能說禮是萬能的，但在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中，沒有禮是萬萬不能的。禮，對於個人而言，是規定品德修養、行為舉止的具體要求；對於社會而言，是規範人際關係、社會秩序的具體約束。「克己復禮」，就是要人們克制自己的私慾，用公認的道德規範來要求自己，回到禮義的規範中來。
作為古代社會的倫理道德，禮有制度規範，側重於外在的約束，而義、廉、恥則是三種自律性的道德，側重於內在自覺意識的培養，以期達於完美的人格。
在古人看來，「義」，不僅是一種為人處世的方式，而且是一種理想人格。「義者，宜也」，意指公正的、合理的、應該做的。《論語》中多次將義與君子聯繫起來，如「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做事以道義為基礎，依禮義來實行，用謙遜的語言來表達，用忠誠的態度來完成。在古人眼中，義是規範人們言行的尺度。「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講公義不計私利，講大義不計小利，方能稱之為義，否則稱之為不義。按義的標準待人處事，謂之講義氣，或稱義士，否則就叫不義氣，稱作不義之徒。
在中國古代，廉是指對待財物的一種正確態度。古人云：「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義之財，不貪不義之利。古人從不同的側面來論述廉的價值和貪的危害。管子認為，廉就是不包庇壞人，不心藏私慾，即「廉不蔽惡」。白居易「三年為刺史，飲冰復食櫱。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他做了三年刺史，離位時所帶僅天竺山兩片石頭；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體現了經世濟民的人生理想。他一生心憂天下，開一代廉風，死後入殮時連一件新衣服都找不到。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廉是美德，廉是家風；廉是清風，廉是正氣；廉是天理，廉是人心。
至於「恥」字，古人更是多有表述且曉暢明了。在《論語》中，「恥」總是被反覆提及。比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在孔子看來，知恥是如此重要，不知恥則不知為人。正如孟子所言：「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知恥不僅關係到個人品德高下，而且關係到國家興衰和社會安寧。一個缺乏恥感的社會必然道德淪喪，世風日下。一個人無論運用多麼卑劣的手段，只要獲取了世俗利益，就會得到眾人的承認甚至追捧——這多麼可怕！
禮義廉恥，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塑造著中國國民品格，是治國理政的價值取向和倫理追求，承載著人們的精神信仰，為歷代統治者和思想家所推崇。康熙皇帝親作《四維解》，認為「言禮義而並言廉恥，可以警動天下而興起其為善去惡之心」。孫中山先生主張要以禮義廉恥教化國民，並親自設計和推廣中山裝，解釋中山裝的四個口袋分別代表禮義廉恥，提倡人們要依照四維隨時檢點自己。用今天的觀點來看，先賢聖哲提出和推崇四維，其實也是在推崇以德治國，它同構建嚴格規範的法律體系一樣，都是人類社會進步發展的內在要求，須臾不可離開和偏廢。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黨的十八大提出了「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立意高遠，內涵深邃，極大地豐富和拓展了禮義廉恥的精神內涵。今天我們講禮，就是要用社會主義法律和道德規範自己的言行，做到心有敬畏，行不逾矩；講義，就是要講民族大義、國家大義，樹立正確的義利觀，見義勇為，非義不取；講廉，就是要奉公守法、公私分明，做到一身正氣、兩袖清風；講恥，就是要知榮辱、明是非，積極求榮免辱，維護做人的尊嚴。（心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