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整專訪 | 科學家張明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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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採訪摘要
張明傑，神經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科學院創院院士。今年是他在港科大工作的第二十五年，也是最後一年，明年他將前往南方科技大學任教。二十五年來，他除了是科學家外，還有一個重要角色，便是老師。
田川：您說我們的國力變強了，但教育的目的沒有變得更好，那個目的您指的是什麼？
張明傑：我覺得這個世界因為有各種各樣的人，才變得美麗。如果我們只有一種教育模式，培養出來的都像一個人，對每個人不利，對社會發展也不利。
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是培養每一個人的人格，培養有獨立思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力的人。
張明傑是資深的教育工作者。讀書時多年的留學經驗，以及工作後長達二十五年的教育經驗，讓他對中西方教育的差別深有體會。
田川：在您的認知中，東西方教育最大的不一樣是什麼？
張明傑：東方人相對來說比較注重傳授知識跟技能，反映在教育裡，就是以考試來衡量一個學生好與不好。考試往往是有標準答案的，一旦有了標準答案，那各種各樣的教育方法，都是在為了這個標準答案跟分數去努力，培養學生的方法也都是怎麼把考試考得更好。西方教育注重的，首先是培養一個學生喜歡上學習，第二是培養他們對知識獲得的能力，跟運用知識的能力。
△張明傑指導學生工作（右二為張明傑）
1984年張明傑從農村考到上海，進入上海復旦大學化學系。本科畢業後他被保送到大名鼎鼎的，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讀研究生。在六十年代，上海生化所因為參與合成人工牛胰島素而世界聞名。但即便進入了中國最頂尖的研究所，張明傑卻並不滿足於此。僅讀了三個月，他就出人意料的選擇了退學，嘗試出國。
張明傑：我是滿懷希望進到上海生化所的，但做生命科學是很花錢的，當時中國的科研力量跟世界比還是蠻落後的。我覺得如果繼續讀下去，會和自己當初期望的結果有蠻大差別。所以我覺得不能這樣下去，必須得給自己一個機會。
田川：您從何判斷自己看到的東西，和期望的東西會有很大落差呢？
張明傑：上海生化所是一個非常好的研究所，它訂閱了很多國際上最新的雜誌。我們可以在圖書館讀到最新發表的論文，然後就會知道別人在做什麼研究、是怎麼做的，看完後覺得當時中國和世界還是有蠻大差距的。
從中國最好的研究所退學，對於一個農村家庭出身的孩子來說，並不容易。那個年代讀研中途退學需要賠付國家培養費。張明傑從農村老家東拼西湊了900元，才得以退學成功。
田川：900塊錢，在那個年代應該是很大的一筆錢。
張明傑：對，現在回想起來，無可否認退學是一個很魯莽的決定。
田川：您在做退學決定時，有去徵求誰的意見嗎？
張明傑：唯一問的一個人是我當時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我對她說我要退學，原因除了當時國外科研力量比較好外，另一個非常現實的原因就是，如果讀得再久一點，我就更賠不起國家培養費了，那就完全不可能退學了。
田川：當時您夫人的態度是什麼？
張明傑：也許她那時對我有一點信心吧，覺得我去留學應該能做成。所以我就退學了，然後就開始申請學校，參加考試。做一件事，把自己放到絕路上，沒有退路你也就幹了。回想當時，如果沒收到錄取通知書，我就完蛋了。因為我家的經濟條件不可能允許我再等一年，所以申請學校的同時，我也在農村的鄉鎮企業找好了一份工作。因為總歸得生活下去，如果5月份還沒收到通知，我就去上班了。
田川：父親反對過您退學的決定嗎？
張明傑：我父親從沒為此勸過我或反對我，自從我考上大學後，我父親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你們已經出去看了天下，知道的比我多，所以你們做的決定一定是對的。」我真的覺得他能這樣想實在太不容易了。
△張明傑八兄弟與父親合影（右四張明傑父親、右一張明傑）
張明傑1966年出生，是在「文革」中成長的一代，除了父親的言傳身教，從小他體驗過的教育更多的是漫無目的的玩耍。
田川：您在農村的學習環境是怎樣的？
張明傑：我一直開玩笑說我沒讀過小學。那時我覺得去學校就是好玩，拿個鐵圈、做個泥巴車就可以玩了。但在農村，小孩子還需要幹活，都蠻辛苦的。但這個經歷教會我一個很重要的道理，如果你真正吃過苦，那在以後的工作中，無論碰到何種艱難情況，你都能扛過來。
田川：您小時幹農活苦到什麼程度？
張明傑：10歲去收割水稻，一整天都彎著腰，等站起來，腰根本直不起來，而且滿腿都是螞蝗。還是不回憶好一點。
田川：但想要非常用功讀書的意識來自於哪兒呢？
張明傑：來自於我的父親，他是我心目中最偉大的人。我爸讀過一年私塾，後來因為家裡條件不好，就沒再繼續了。所以在我們小的時候，他經常跟我們講，要是他能多識點字就好了，這樣就可以看更多的東西。如果他的兒子能讀書，再辛苦他都要想辦法支持下去。讀書是我們最大的動力，如果我能讀書，能考上大學，我就不再是農民了。
△張明傑在農村放牛
退學半年後，1989年5月，張明傑收到了國外學校的錄取通知，在申請到獎學金後，他帶著30美元，踏上了異國求學之路。
到了加拿大，他選擇了生物化學專業。在那裡六年時間，他從研究生念到博士後，這也讓他見識到了國外和中國截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以及專業領域最先進的科研思維。
張明傑：我讀博士生的時候，有一個叫Jerry的老師。他從不會像教小學生一樣告訴你做這個或那個，他會給你一些建議和一些分析。他經常鼓勵我去問很重要的問題。
田川：比如他會跟你說什麼？
張明傑：他幫助我如何在自己的研究生涯上去尋找問題。他說你以前訓練的是生物化學，你現在想做神經科學的問題，那你就得想想，怎麼把這兩個方向的強處給結合起來。另一方面我從他身上學到的是，我該怎麼對待年輕的科學家，包括我的學生、我的年輕的同事等等。
田川：應該怎麼面對他們呢？
張明傑：毫無保留的去跟他們分享。但分享的時候，不可以讓別人覺得你是在把你的想法強加給他們。要跟學生進行交流、分享、探討，最後一起得出來一個很好的想法。最重要的是讓學生體驗到，這不是老師給他們的想法，而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想法。所以我覺得做老師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怎麼把學生、年輕人的能力發揮出來。
△張明傑與恩師Jerry及其夫人合影(右一張明傑、左二恩師Jerry、左三恩師Jerry的夫人)
1995年，因為出色的科研能力，張明傑受邀來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讀書時多年的留學經驗，以及工作後長達二十五年的教育經驗，讓他對中西方教育的差別深有體會。
田川：來港科大後，在課堂上有沒有發生過讓你記憶猶新的事情？
張明傑：有。剛來香港科技大學的時候，我被要求教我們一年級最核心的一個課程。我很緊張，認真準備了很多內容。上課時，眉飛色舞的講了很多。講完後，學生過來跟我說：「張教授，我們聽不明白。」我一個同事也告訴我，學生抱怨我教的東西太多、太快、太難了。聽完後我突然發現，我只為我自己的課在考慮，沒有為學生考慮。這也是我作為老師被上的第一堂課，它提醒我要記得，我上課的目的是希望坐在下面的學生，能明白我想要他們學什麼、怎麼學。
△張明傑博士畢業時與導師Vogel教授合影
因為自己的教育經歷，張明傑深知老師和教育環境對一個人好奇心和創造力的培養，是多麼重要。除了上課，更多時間他要帶著學生在課堂之外做科研。不管在哪裡，他都儘可能讓學生們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
張明傑：做研究的時候我們必須遵循一個原則
——研究面前，人人平等。這很重要。有時我有個想法，他們也有個想法，結果他們對了我錯了，這是經常發生的事情。你必須得尊重什麼是對的，什麼錯的。如果你對研究團隊裡的人很兇，學生怕老師，那麻煩就出來了，因為這會壓抑他們的創造性。
田川：作為一個老師，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開啟每一個人的可能性呢？
張明傑：知識只是教育很小的一部分。清楚知識的來源，以及你為什麼要學知識非常重要。學了知識以後，你對它有了更深的認識，發現裡面原來這麼好玩。如果有機會再往下問它的起源、根源、原因，發現原來我們還都不知道。那也許就會有人說，我可以想想看怎麼把這些原因給找出來，這樣就會讓人覺得學習是一間很好玩的事情。很多時候你需要給學生打開一道縫，之後開放的天地可以是非常廣闊的。但如果你永遠都不把他們引過去，那就沒機會了，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那邊還有一片未知的天地。
張明傑有兩個兒子，都已經長大成人。大兒子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任經濟學教授，小兒子在Facebook當大數據工程師。對於教育目的的思考，在陪伴兒子成長的過程中，張明傑也偶爾會得到啟發。
張明傑：有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有一次，我小兒子做一道有蠻長演算的數學題。中間有個數應該是6，他自己也知道是6，但因為他寫字比較潦草一點，很容易寫錯6和0，所以做到後面他就把6看成0了。他很沮喪的跟我說都搞混了。幾天後他很開心的告訴我「爸爸，我幾乎沒有丟分。」我問為什麼，他說老師對他說「整個過程看下來，我知道你是對的，你的思維方式是對的。」這個事讓我感觸很大，按咱們傳統的教育方法，因為結果不對，這道題肯定大部分分就丟了。但你其實明顯知道，這個學生他對知識是懂的。其實分數只是一部分，但事情對小孩子的影響可能是很深遠的。
田川：還有類似讓您有感觸的事情嗎？
張明傑：比如我高中考試時，需要把公式記得滾瓜爛熟，否則就很難考試。但我兒子考試時，老師會把今天考試可能會用到的公式，全打在試卷的第一張紙上，他全部給你了。
田川：所以就不需要去背那些已經成型的硬性的東西，而是看你要怎樣靈活的運用它。
張明傑：對，學習知識最重要的是學完後會用。沒有一個教育體系是完善的，重要的是，我們能不能把東西方教育方法的好處儘量揉起來。東方教育在打基礎這面我覺得很好，但反來就希望少為了從95分到98分，在小孩子身上花力氣。如果把這些時間、精力拿出來，讓他們去尋求知識的來源、知識的應用，對他們成長的價值要大很多。
△張明傑與家人合影（右一長子、右三張明傑夫人、右四次子）
田川：現在全球疫情，對海外留學是一個很大的衝擊。想請教您的意見，現在還有沒有必要出國留學？
張明傑：我覺得留學是必須的。教育不只是學多少知識的問題，你只有到別人的社會文化裡，才能真正了解人家的文化。第二，年輕人也是我們自己文化的使者，去留學可以讓別人了解我們的文化。疫情也好，政治氣候也好，我現在其實非常擔憂世界的走向，交流可能是緩和一下當下境況最重要的方式，所以我覺得一定要出去交流。從研究角度來說，留學也是必須的。我們現在的硬體是好了，錢也變多了，但我們的研究歷史太短了。牛津的研究歷史將近1000年，哈佛有300多年，它們所積累、沉澱的東西，不是我們在網上上一下課就能學到的。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跟別人學，其中留學是非常有用的一個途徑。是會遇到困難，但困難總歸是可以克服的。絕對不能關門，對咱們國家不好，對世界不好。
田川：所有的衝突都是在不了解的基礎上產生的。
張明傑：對。
張明傑從事神經生物學研究。簡單點兒說，他在研究大腦如何工作。他的科研成果，為理解及治療抑鬱症、自閉症等疾病提供了極為重要的進展。今年是張明傑在香港科技大學工作的第25年，也是最後一年。明年他將前往南方科技大學任教，將自己多年的科研和教育經驗帶回內地。
張明傑：我希望每個做教育行業的人都思考一下，教育者對年輕人的影響可能是一生的。每個家庭的小孩都非常寶貴，如果在座的是自己的兒子、女兒，我們會怎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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