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北京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邢國忠
摘 要：資本與娛樂的結合催生了泛娛樂主義。泛娛樂主義導致娛樂離實現人的本質的存在意義愈加遙遠，其特徵主要表現為價值功利化、價值碎片化、真實幻象化。在泛娛樂主義的影響下，青年價值觀亦顯現出碎片化、膚淺化甚至有些低俗化，出現娛樂狂歡中的精神缺失、深陷娛樂下的道德失範、盲目尊崇中的自我迷失等消極現象。引導當代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可以從強化娛樂市場尤其是網絡娛樂空間的監督與管理、培養青年的娛樂鑑賞品位、涵養娛樂本身的人文精神素養三個方面入手，有針對性地提高娛樂行為邊界自控制能力、青年娛樂主體性自生成能力以及全社會理性認知娛樂價值自辨析能力。
關鍵詞：泛娛樂主義；青年價值觀；資本邏輯；消極影響；人文精神
在當代社會，娛樂已成為青年價值觀塑造的重要載體。青年在社會化過程中，獨立探索生命意義的意願不斷增強，他們渴望加深對人生和社會的認知理解。青年價值觀尚未成型，容易受到外部環境尤其是娛樂的影響甚至控制。與傳統意義的文化載體不同，娛樂更容易被「95後」為代表的青年群體所認同並接受，開始對青年的心理、情感，尤其是價值觀塑造產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響。在資本與娛樂的結合過程中，泛娛樂主義開始逐漸形成。在網絡時代自媒體的推動下，泛娛樂主義日益佔據主導地位。「泛娛樂化」已成為一種時代趨勢，娛樂自身的價值內涵被曲解甚至「詼諧化」，導致部分青年在塑造自身價值觀方面出現扭曲乃至病態。青年作為「引風氣之先的社會力量」{1}，其價值觀對社會主流價值觀和當代中國的未來發展影響深遠，因此非常有必要對泛娛樂主義的特徵及其對青年價值觀形成所帶來的消極影響進行探討，引導青年樹立正確價值觀。
一、泛娛樂主義內涵及其特徵
資本與娛樂的結合催生了泛娛樂主義。網際網路的出現為泛娛樂主義這一社會思潮的蔓延提供了發展「契機」。何為泛娛樂主義？泛娛樂主義為何能夠擁有如此廣泛的「社會影響力」？首先，需要對娛樂本身有一個合理的認識。在某種意義上，娛樂是人類最原始、最基本的需求。不論在任何時代，娛樂都是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發揮著愉悅身心、舒緩壓力等獨特價值。每一個時代都有特定的娛樂方式和娛樂文化。亞里斯多德認為，「在生活中也有休息，在這時可以消閒和娛樂」{2}。蘇格拉底也曾高度肯定娛樂的教化功能，甚至認為娛樂能夠塑造人性。正因為其獨特價值，娛樂早已發展成為一門獨立產業。本文談及的娛樂，並非是局限於人類表現出的本能傾向、衝動抑或是愛好，更多的是娛樂元素及其商業化、利益化價值導向已經徹底貫穿至全社會的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諸多方面。全社會逐漸淪為娛樂的附屬物，正如波茲曼所言，「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並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3}。在泛娛樂主義的影響下，除了娛樂業沒有其他行業，娛樂及其商業化、利益化價值導向已成為人類精神生產的「發動機」和「孵化器」。
在娛樂泛化社會背景下，人們更願意在虛幻的想像中尋求暫時的、淺薄的精神愉悅與滿足，表現出趣味化、時尚化、膚淺化甚至低俗化的特點，進而放棄理性、抵制權威、拒絕崇高。娛樂僅僅只是人類精神世界發展的手段，而非目的。娛樂不能成為人類精神世界的全部甚至阻礙人類精神素養的發展與提升。這本來是一個眾所周知的簡單道理，但在資本的強力推動下，娛樂愈來愈成為人類精神生活的全部乃至「人之為人」的最終目的。增殖是資本固有的本性，「資本只有一種生活本能，這就是增殖本身，創造剩餘價值，用自己的不變部分即生產資料吮吸儘可能多的剩餘勞動」{4}。早期資本的活動場域主要集中在物質生產領域，伴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如何豐富精神生活、擴大文化消費成為全社會日益關注的話題，資本也隨之延伸至精神生產領域。娛樂行業的有利可圖和超額回報更是刺激資本在娛樂領域的大規模擴張和恣意野蠻生長。從根本上來講，娛樂價值的扭曲是資本與娛樂聯盟的必然結果。資本的關注重點不在於娛樂本身的價值內涵，而是如何以娛樂為載體實現價值增值，竭盡所能在各個方面滲透娛樂屬性，促使大眾尤其是青年群體自願為其掏腰包，以達到獲取高額投資回報的真實目的。刺激娛樂的首要前提就是瓦解人的精神世界，接受放棄理性、拒絕崇高的「審醜」思維，喪失對人生價值、生命信仰的終極追求，終日置身於無聊、無味、無趣的消遣當中。娛樂完全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從人類精神的「調味劑」淪為瓦解個體精神世界的「致命毒藥」。泛娛樂主義導致娛樂離實現人的本質的存在意義愈加遙遠，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特徵：
第一，價值功利化。泛娛樂主義本質上是資本和娛樂的結盟，由此產生兩個結果，一方面娛樂本身變得商業化、利益化，成為資本增殖的媒介，以刺激、煽情、花邊性的形象或者內容呈現，從而刺激人的動物性本能和欲望，進而丟掉了娛樂本身最重要的價值性，即精神獨立和回歸人性。「大眾吸收媒介的仿真，不作任何回應，從而從根本上瓦解了這種代碼。」{5}在泛娛樂主義影響下，人們容易失去否定性和批判性原則，內心的批判性、超越性思想受到抑制，最終成為馬爾庫塞所言的「單向度的人」。另一方面，資本藉助娛樂擴張自身勢力範圍，先瓦解人的精神，通過碎片化、全覆蓋的方式，消解個體原有的思維邏輯。資本控制下的娛樂，還是一種娛樂，只不過變成了為資本服務的娛樂。資本的高明之處就在於它通過通俗化、庸俗化甚至低俗化的娛樂與人說話，其特色是遠離傳統意義上的說教和宣傳，而將快感投放到人們的感性和欲望層面，直接抵達人的潛意識。在「收視率」槓桿和資本的共謀下，社會被「麥當勞化」了，大眾日益變成了「經濟單面人」，變成了一個對無所不在的商品刺激具備簡單反應能力的人。{6}人們在消費娛樂、滿足欲望的同時，也完成了對自身社會性的消解以及動物性本能的強化，這種認同反過來又給資本以力量，進一步造成娛樂的異化。資本邏輯造成了娛樂本身的存在價值危機。娛樂由對人的精神世界的關懷轉向簡單感官欲望的刺激與滿足，由對社會歷史與現實的連續性反思轉向對當下的膚淺關注。人不能僅僅只是為了換來片刻的感官刺激而在娛樂盛宴中喪失精神、喪失理想，失去信仰，與靈魂相隔。徹底依附於資本之下的娛樂的價值危機其實最終折射出的是人的發展的精神危機。
第二，價值碎片化。與價值功利化伴隨相生的，往往是價值的碎片化。表面上看，價值功利化屈從、統一於資本邏輯。但實際上價值功利化更多的是強調以自我利益的最大化為邏輯起點，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價值的碎片化問題。娛樂泛化容易導致社會的價值底線和價值共識缺失，在個體與社會之間人為製造「價值鴻溝」。究其原因有兩點，一是泛娛樂主義對主流價值觀的解構。泛娛樂主義常常以一種休閒、搞笑、低俗的面目出現，極力弱化和避免關於價值與意義的嚴肅探討。價值與意義缺失導致的真空地帶最終只能靠以自我為中心的原子式、碎片化價值觀來填補。「但是，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7}人是社會性的動物，無時無刻無處不是生活在與他人的關係之中。在想像性的精神世界中，具有自由意志的「我」可以任意選擇行為方式，其行動具有無數種可能性，但在現實世界裡，由於每個人的行動都關係到他人，這種關係本身便對行動的可選範圍構成一種限制。「我」成長的過程其實就是不斷參與社會生活並逐步體驗「行為邊界感」的過程。{8}究其根本，「行為邊界感」的確立離不開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形成。泛娛樂主義對主流價值觀的解構表面看似帶來了自我解放乃至完全放飛，實質卻導致包括個體在內的整個社會的退步。二是泛娛樂主義缺少必要的理性精神。簡而言之，理性精神特指人類獨有的思維能力，是對當下的反思與批判、對未知的思考與探索以及對理想與價值的追尋。泛娛樂主義表達更多的是情緒、欲望的非理性宣洩，缺少對現實的辯證理性透視，導致人們喪失應有的信息甄別能力和是非判斷能力。娛樂泛化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本固有的野蠻性，資本「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9}。對於資本的無止境追求導致現代人的精神世界高度緊張與焦慮，只能沉湎於庸俗甚至低俗的搞笑與惡搞，最終喪失了對價值的判斷力和應有的交往理性能力。
第三，真實幻象化。娛樂的核心要旨是「逃避」和「如願以償」，帶有強烈的烏託邦色彩，其提供的形象是可以逃避進去的「更好之物」或者我們深切希望而日常生活無法提供之物。{10}在某種程度上，娛樂自身帶有的烏託邦色彩部分滿足了人們對於真善美的未來期許。遺憾的是，泛娛樂主義卻將娛樂的原初價值異化為真實世界的幻象化。鮑德裡亞認為，大眾傳播媒介假手報紙雜誌、電視影像和流行媒體塑形出來的「真相」是以「我並不在場」為前提的，此類「實際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實」就是「幻影」。「我們從大眾交流中獲得的不是現實，而是對現實所產生的眩暈。」{11}對個體而言，「信息消費之信息，即對世界進行剪輯、戲劇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當成商品一樣進行賦值的信息、對作為符號的內容進行頌揚的信息。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包裝和曲解的功能」{12}。基於此，鮑德裡亞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這個『消費社會』的特點：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號的基礎上，否定真相」{13}。這一特點，在網絡自媒體娛樂時代表現的愈加凸顯。2016年號稱網絡視頻直播元年，各式網絡直播平臺受到資本前所未有的青睞。映客、花椒、美拍等網絡直播平臺通過明星直播等事件營銷侵入大眾視野，以「直播+網紅」「直播+電商」「直播+綜藝」「直播+社交」「直播+遊戲」等為代表的泛娛樂直播風頭正勁。在網絡自媒體的強力推動下，各種魚龍混雜、混淆視聽的信息、謠言，「標題黨」「蹭熱度」「攪渾水」「黑公關」甚至低俗、色情的內容都開始打著「娛樂至死」的旗號輪番閃亮登場，披上光鮮的外衣闊步走進人類精神生產的核心地帶，成為違背公序良俗、突破價值底線的重要「汙染源」。這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惕和擔憂。
二、泛娛樂主義對青年價值觀的消極影響
整體而言，青年的自我意識尚未完全成熟，其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處在定型成熟的關鍵期。尤其是在社會認同方面，青年本身具有非常大的發展性和可塑性。青年在接受新鮮事物方面能夠引領社會時代潮流，同時也非常容易受到泛娛樂主義的誤導，對其正確價值觀的樹立尤其是對社會主流價值認同帶來困擾。
第一，娛樂狂歡中的精神缺失。「娛樂，並不僅僅是一種內容或者形式，其實它在本質上是人與世界溝通暢達時所產生的快感，是人性自由所追求的一種境界。」{14}但是，泛娛樂主義缺少對個體精神世界的探尋和生命價值的反思，其背後是基於資本邏輯的扭曲價值觀。它代表著一種意義的空虛狀態和日益膨脹的個體欲望尤其是物質欲望。在鼓勵物質享樂、感官刺激的背後，其真實目的指向的是虛無價值的張揚，是對神聖、崇高、權威的解構，也是對個體精神世界和人生境界的腐蝕。
首先，在泛娛樂主義影響下，青年容易陷入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價值觀危機，信奉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利己主義。在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人們似乎已經忘記了正義、文明、進步，對於價值和意義更是視而不見。關於這一點，可以從當代青年崇拜對象的嬗變中輕易感知到。過去的民族英雄、科學家、道德楷模、文化巨匠等都是青年所敬崇的對象。如今，商業包裝出來的娛樂明星、網絡紅人、意見領袖早已取代了曾經的青春偶像，對物質、名利、享樂的追求替代了以往的精神、價值與信仰。高富帥、白富美成為吸粉的強力「資本」，其年齡、經歷、家庭、情感等信息能夠瞬間成為青年關注的頭條，對高尚、價值的追求反而會被看成是矯情、做作甚至不正常。有的青年對於庸俗、低俗、惡俗的不加任何掩飾的追捧早已不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恐怕更多的應該是「粗糙的利己主義者」「赤裸裸的利己主義者」。信奉價值虛無最終折射出的是部分青年精神世界的空虛以及人生情趣的低級。
其次，精神缺失導致青年的理性缺位。意義的消解，往往與理性的解構相伴而生。從代際上看，「95後」已經成為當代青年的主體，同時也是首批進入社會的網絡原住民，其娛樂行為既有突出的網絡技術特性，也帶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特徵。對「理性」的「解構」是後現代主義的突出特徵。「在數位化生存的情況下，我就是『我』，不是人口統計學中的一個『子集』（subset）。」{15}在網絡自媒體時代，每個「我」第一次擁有機會走進娛樂中心，成為娛樂的主角，掌握娛樂的話語權。或許正是「第一次」，正是因為無先例可循，當代青年的娛樂行為往往更願意選擇徹底放飛而主動抑或被動放棄理性。2016年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白銀市連環殺人案最終宣告破獲，幾天之後，國內某著名高校的校內電子公告牌系統討論區上就出現了名為「白銀連環殺人案兇手生日竟然是天蠍座」的帖子，回帖者眾多，出現「我是不相信星座的，但是我身邊認識的幾個天蠍座，確實都有這部分共性，冷靜、果斷、城府、不會輕易展露真貌」「我就是天蠍座。本來我也不是這樣。但後來聽人說天蠍座應該這樣，那我就只好這樣咯」「我認識的天蠍也是綿裡藏針型的，怕怕」「警方當初為什麼沒有把篩查人群限定在天蠍座」「珍愛生命，遠離天蠍」等評論回復。{16}從這些眾多的讓人哭笑不得的神回覆中，一方面可以感受到當代青年調侃生活的輕鬆可愛，另一方面恐怕也折射出他們由於過度娛樂化導致的副產品——理性缺位。
第二，深陷娛樂（愚樂）下的道德失範。不斷製造欲望是泛娛樂主義的永恆主題。「包括性愛、禁忌、成功、金錢、親情、暴力、視覺快感等在內的種種欲望所製造的『本文』直接被消費，人也平板化為欲望的符號。欲望本能力量的過度張揚非但不可能實現其宣稱的拯救或解放個體的功能，相反只會加劇人的沉淪。」{17}過多的欲望、不當的欲望或者過度沉醉於欲望，往往會把人尤其是涉世不深的青年推向道德虛無甚至違法犯罪的深淵。
首先，青年容易熱衷於迎合湧現的各類低俗娛樂文化，表現出對傳統道德觀念的不屑與諷刺。泛娛樂主義鼓勵生產同質化、模式化、膚淺化的娛樂產品，犧牲理性的、嚴肅的、本真的價值標準，製造即刻的、虛浮的、虛假的所謂快樂，正如麥克唐納所哀嘆的「大眾文化不斷散播的淤泥」。娛樂消費符號對人進行了價值重組和價值重構，操控著受眾妄圖獲取虛假的永無止境的滿足和快感。尤其在網絡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娛樂中心人物。在娛樂泛化的信息洪流中，人們面對的往往不只是各種觀點、分析，還有謠言、攻擊、謾罵，以及各種魚龍混雜的信息。一些自媒體從業者為了吸引流量，奪人眼球，追求10萬＋，用上了各種手段。有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惡搞英雄歷史人物，有的使用驚悚標題，有的甚至發布低俗、色情的內容，無所不用其極。娛樂化的低俗文化開始慢慢侵蝕整個社會，人們逐漸失去對嚴肅、崇高應有的敬畏之心，有的青年是非不分、善惡不辨、我行我素，更是將傳統道德觀念拋之腦後並自我放縱。這種對是非觀念的忽視、對道德準則的無尺度大肆曲解、惡搞，所帶來的不僅僅是對經典的扭曲，更是對社會良知的挑釁和瓦解。
其次，泛娛樂主義熱衷於對本不應娛樂的事實和話題強加炒作、博話題度，進一步模糊、混淆青年的道德判斷標準。「在一個沒有中軸的世界上，在一個價值的真空中，根本的目標就是要為了快樂的原因而自由地『創造』。」{18}模仿、虛擬與戲擬成了見證當下娛樂文化的最合適手段。在這個模擬組合的數碼複製世界裡，我們的眼睛把物像當成真實的物體接受下來，而真實究竟意味著什麼，甚至我們的許多快感和欲望也許都不是真實的，它們並非出於我們的本性需要，而是由虛擬世界的各種符碼從外部刺激和建構的。一切感情都可以被模擬，一切感覺都可以被替代，一切現實都可以被複製。世界成為假面舞會，人們所能做的，就是與這個虛擬世界遊戲。這是一種虛擬的現實，同時也是一種不再現實的現實。{19}商業利益推動下的媒體、商家、明星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努力」爭取人們的好奇心、同情心，製造噱頭，販賣假新聞、假消息、假募捐以儘可能獲取大眾尤其是青年的支持。這些無良行為都是對社會良知的消費，逐漸損耗人們的道德信任感。道德判斷標準被反覆惡意消費，逐漸在娛樂中瓦解。青年面對嘻哈哄鬧的娛樂環境，深陷消費、享受的「時尚」怪圈，視野狹隘，在娛樂中庸俗化、低俗化、冷漠化。在面對社會湧現的各類問題時，青年不自覺地開始扮演娛樂看客角色，以一種否定與享受並存的自相矛盾的方式審視社會問題，逐漸喪失對他人的信任感以及對社會的歸屬感。
第三，盲目尊崇中的自我迷失。在泛娛樂主義的影響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娛樂化，娛樂同時也變得更加生活化甚至虛幻化。青年沉溺其中時看到的不是現實本身，而只是脫離現實的「類像文化」。「類像世界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被銷蝕了，類像已經內化為大眾自我經驗的一部分，幻覺與現實混淆起來。『虛擬真實』與『實存真實』區分的抹平，帶來的正是一種『超真實』的鏡像效果。」{20}對於涉世不深的青年而言，這種鏡像效果表現更為明顯。
首先，泛娛樂主義導致青年自我認同感不足。隨著移動互聯終端的普及，人人都是自媒體，為社會的「泛娛樂化」提供了加速器，「娛樂成為最高的價值與準則，一切文化內容與形式只有與之聯結才能進入大眾化的傳播渠道，進入受眾視野」{21}。娛樂傳播方式得到革命性變革。各種碎片化、片段化的信息通過微博、微信、抖音、QQ、美拍、激萌等網絡媒介得以大範圍擴散。生活充滿物慾的氣息，這種物慾與喧囂促使青年無力思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找不到自我生存與發展的價值，盲從中拼湊出一個虛幻的自我。一方面，「我」是網絡的主宰。「網絡主播」「腐文化」「草根」等網絡名詞對青年的身份進行重新詮釋，顏值、穿戴、財富逐漸成為定義成功青年的標誌性特徵。另一方面，現實與虛擬的差距引發現實自我與虛擬自我之間的矛盾。青年失去生活世界應有的真實性，人與物之間的關係顛倒，導致自身始終處於被物支配的地位。
其次，泛娛樂主義導致青年自我建構能力缺失。青年正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成長的關鍵期，對於自我和世界的認識處於探索階段，因而對外界的評價會格外的關注，社會認同成為青年自我建構的重要環節。在娛樂泛化時代，光怪陸離的娛樂信息充斥著青年人的生活世界，不少青年被迫不自覺地緊隨「娛樂浪潮」，不少網絡娛樂信息已然成為青年建構自我的重要方式。令人遺憾的是，某明星戀愛、分手、結婚、生娃、緋聞等往往佔據著網絡頭條熱搜，尤其是不少自媒體從業人員依靠廣告、粉絲打賞、知識付費而獲取較高的網絡關注流量，進而實現娛樂商業變現的最終目的。與這些娛樂亂象相伴相生的「粉絲文化」，往往導致青年群體集體無意識，最終逐漸喪失寶貴的自我鑑別力、批判力與建構力。
三、引導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針對泛娛樂主義所帶來的實用主義、享樂主義、功利主義侵蝕青年內在的精神信仰追求，對低俗趣味的無謂關注阻礙青年積極向上的風格以及青年主體性被庸俗的過度商業化消解等消極影響，需要通過強化娛樂市場尤其是網絡娛樂空間的監督與管理、培養青年的娛樂鑑賞、反思與批判力以提升青年的娛樂品位、涵養娛樂本身的人文精神素養等方面進一步積極引導當代青年樹立正確的價值觀。
第一，強化娛樂市場尤其是網絡娛樂空間的監督與管理，確立娛樂行為邊界自控制能力。當代信息社會，網絡技術為娛樂市場的大發展、大繁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網絡的延展性使得人的生活空間再一次被擴展，能夠接觸到更加豐富多元的信息，提高了普通受眾的話語權和表達的自由度。但同時，網絡空間的發展也伴隨著傳統價值觀和道德觀的衰落，網絡行為規範遠未完善。如果網絡技術與人性之惡、資本的貪婪相結合，會使技術的賦權產生出前所未有的負面效應。在這方面，娛樂市場的表現更為突出。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明確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樂。」{22}
大體而言，強化娛樂市場監督與管理需要著重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娛樂言論和行為進行界定，明確保護什麼，禁止什麼；二是明確政府、娛樂產品提供商、娛樂受眾等相關主體參與者的權利與義務。從我國目前現有的娛樂市場監督與管理的法律、法規、條例來看，相關法律準備已經落後於當前各類娛樂信息、娛樂產品所形成的散布型網狀傳播的現實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網絡空間的開放性和虛擬性與現有「娛樂場所」定義之間的矛盾；二是網絡娛樂資源的豐富性和易獲取性與現有「娛樂產品」發行管理之間的矛盾；三是娛樂泛化帶來相關從業人員的身份邊界模糊與現有「娛樂從業人員」管理辦法之間的矛盾；等等。這些問題和矛盾的解決都亟待未來進一步出臺更加精細化專門針對娛樂市場監管的法律法規。
第二，培養青年的娛樂鑑賞、反思與批判力，提升青年的娛樂品位和娛樂主體性自生成能力。現代生活中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就是很多的活動，原為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手段，卻日益篡取了目的的地位，而目的本身則成為虛影，沒有實際的存在性。我們已經羈絆在手段的羅網之中，而忘卻了我們的目的。我們有無線電給每個人播送最佳的音樂和文藝節目，可是我們所聽到的，卻多是低級趣味的喧譁或有損智慧與趣味的廣告。我們有歷來最佳的工具與工作方式（手段），我們卻不會停下來詢問一下它們的用途是什麼。{23}泛娛樂主義瓦解人的精神世界，使得精神價值的追求形同虛設，鼓勵人生以利益和享受為終極目標。如何在網絡時代填補人們的精神空虛，重塑人類精神家園，引導青年關注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已經成為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大難題。
首先，要積極引導青年能夠分辨真實需要和主觀欲望的不同，學會對非理性的欲望加以自覺的控制。青年好奇、衝動、易受暗示等心理特點使得他們更易於被娛樂泛化所製造出的各種欲望所俘獲，深陷其中而難以自拔。因此，如何分辨真實需要與主觀欲望就顯得尤為重要。其次，要積極引導青年能夠分清真實自我和想像自我的關係，學會從社會實踐和社會關係中準確定位自我。真實的自我只能建立在社會實踐之中，脫離現實生活世界建構的自我必然是虛幻的。青年的自我認同應該是建立在一種具有穩定價值內核的現實基礎之上，拒絕虛幻縹緲的消費符號誘惑，回歸具有意義感的真實人生。最後，引導青年主動自覺對人生進行自我賦值，確立自我的價值主體地位。青年在泛娛樂主義的影響下，往往表現出一種價值追求的自發初始狀態，將自身的價值選擇、價值判斷主動交由外在的資本邏輯控制，成為娛樂市場中的「單向度的人」。需要引導青年逐漸確立自我價值主體地位，賦予生活以自主的、積極的、符合時代精神的價值品位，從而提升自我的內在深度感、責任感與使命感。
第三，涵養娛樂本身的人文精神素養，提升全社會理性認知娛樂價值自辨析能力。娛樂自身的人文精神內涵應該以人為本，關注人的內心世界，豐富大眾的心智和精神生活，引導人們求真、向善、審美，提升人們的文化素養及媒介素養，並且懂得更加尊重人、理解人，從而促進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電視文化在當代人類的精神文明建設當中起著其他文化形式難以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人們特別青睞電視文化，這就給電視人肩上賦予了神聖的職責，如果電視文化的思想內涵比較深刻，文化含金量比較高，審美情趣比較健康，那麼作用於最廣泛的受眾的心裡就培養和造就了一種深刻而不膚淺、沉穩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的鑑賞心理，這種群體性的鑑賞心理是一個民族文明的重要標誌。」{24}時過境遷，網絡或許早已取代了電視的地位，但所折射出的問題卻未發生根本改變，甚至可能更為嚴重。有學者對網絡異化人的現象加以了犀利的刻畫：資料庫的存在與從網絡上調出資訊的方便，正在使認識與操作主體日益依賴已有的、現成的與千篇一律的數據，使自己的精神活動受到庫存數據與現成信息的侵入、牽引、暗示與無所不在的影響。資訊的儲存保藏、搜尋聯想即過去令人豔羨的博聞強識，已經不再依賴學者的大腦與意志，而是取決於電腦網路的突飛猛進與電腦網路技術操作的出神入化。先是視窗與滑鼠，其後是觸屏，再後是手機也殺入了生活、殺入了頭腦；博客代替著論文，微博代替著博客，碎片代替著體系，擲地噴飯的段子代替著擲地有聲的思想，信息的數量與傳播的速度代替著真實、確切、深刻、獨創和嚴肅。傳播本來是社會生活的一種手段。但是手段的被使用，完全可能變成使用手段的人被手段使用。使用變成了被使用，被使用的工具變成了主體，而主體變成了傻氣十足的跟班。{25}
對於娛樂而言，無論是電視時代還是網絡時代，恐怕有兩點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一是娛樂的底線是「無害」。正如人們不能沒有道德底線一樣，任何娛樂也不能沒有基本的底線。娛樂的基本底線就是不能對人的發展帶來精神或心理或道德的傷害。二是娛樂不可「至上」。當代社會，娛樂掌握了更大的「話語權」，但我們不能唯娛樂是瞻，需要警惕娛樂至上、用娛樂替代一切的思想和行為。毫無疑問，娛樂承載著嚴肅的價值責任。價值責任的嚴肅性，在於娛樂承載著文化思想、道德倫理和意識形態的使命，也在於娛樂如何完善生活、提升生活，讓生活更有品質，讓更多的人明白「不只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娛樂，不是為娛樂而娛樂，而應該是滲透著、包容著鮮明的人文精神特質的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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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網絡宗教對大學生的影響及對策研究」(項目編號：18BKS173)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的階段性成果。本文發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雜誌2018年第6期）
[責編：秦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