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哈爾福德·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地緣政治學說在英國流行。1887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宣讀《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1904年又宣讀《歷史的地理樞紐》。前一篇論文在當時的英國被認為是「英國地理學的一篇經典文獻」，後一篇論文則於20世紀80年代初在美國與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潘恩的《常識》等15種書並列，被稱為改變世紀的「巨著」（[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前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英國牛津大學還為麥金德專設為期5年、薪水豐厚的講師席位並於1899年設立地理系，聘麥金德擔任系主任。麥金德提出的地緣政治學說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但這種理論不僅沒有挽救大英帝國，它還在隨後的兩次世界大戰中被推向極端並加速大英帝國的衰亡。這個現象值得關注。
一、世界擴張理論與實踐之間存在著「麥金德悖論」
1919年，麥金德將其地緣政治學說的基礎部分即「樞紐地區」的內容提煉為更富有衝擊力的「心臟地帶」的概念，並以簡潔的短句做出如下概括：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麥金德《歷史的地理樞紐·引言》，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3頁。）
麥金德這一經典表述，可以說是其地緣政治理論的經典的概括。
「英國的海上霸業是在拿破崙戰爭時期全部完成的。」（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68頁。）而英國實現海洋霸權的關鍵是對其「心臟地帶」即印度洋的控制。19世紀初，英國乘拿破崙在歐洲大陸徵戰的時機，在印度洋大舉擴張且大獲其利：1798年，英國攻佔錫蘭（斯裡蘭卡），1806年佔領荷蘭人在好望角的據點，1814年從法國人手中奪回模里西斯，1826年從荷蘭那裡獲得馬六甲。1824年，英國人佔領新加坡，這「可說是替英國在印度洋上的霸業安下了一塊基石」（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68頁。）。印度駐新中國首任大使卡瓦拉姆·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評價說：「英國，維也納條約以來印度洋上唯一的強國，現在牢牢掌握了印度洋各處的戰略要衝；得此海上憑藉，它在印度的江山是坐穩了。從此英國就這樣統治了整個印度洋。」（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68頁。）此後的印度洋，潘尼迦認為：「這就比別處更像是英國的一個內湖了。偌大的印度洋面，其他歐洲國家一點好處也沾不上手，就是在海洋附近的地方，亦復如此。」（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頁。）
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在聖赫倫那島流放期間，看到英國利用歐洲戰爭在印度洋的收穫，對當年放棄徵服埃及追悔莫及。他認為他應該留在東方，徵服阿拉伯、印度，成為東方皇帝而不是西方的皇帝。他說：「如果我佔領了阿克爾，我就可以進攻印度。誰統治埃及，誰就能夠統治印度。」關於英國人在印度的統治，他說，如果他帶著一小隊人到印度去，就能把英國人趕跑。（[蘇聯]葉·維·塔爾列著，任田升等譯：《拿破崙傳》，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382頁。）
印度洋處於麥金德學說中「心臟地帶」，英國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1965）把印度稱為「英王皇冠上的那顆真正最為光亮而珍貴的寶石。」（轉引自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Teen Murti House,1999, p.438.）根據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退出印度洋的經驗，英國人明白，如果沒有對印度次大陸的全面佔領，英國已擁有的對印度洋的制海權是得不到持久鞏固的。1757年，英國人發動普拉西戰役，印度戰敗，英國佔領孟加拉。拿破崙戰爭後，英國清除所有印度洋上的對手之後，便將目光瞄向整個印度次大陸。1857年，英國鎮壓了印度民族大起義並由此形成對印度的絕對統治。1858年英國取消東印度公司，改由英女王直接統治印度。
潘尼迦認為：「自從1805年法國艦隊在特臘法耳加（又譯「特拉法爾加」，19世紀初英國艦隊與法國、西班牙混合艦隊在西班牙特拉法爾加角[Cape Trafalgar]附近海戰。1805年秋，第三次反法同盟形成，拿破崙決定進軍奧地利，於同年9月14日命令泊於加的斯港，由法國海軍上將維爾納夫指揮法、西混合艦隊駛入地中海，進攻那不勒斯，以牽制同盟國在義大利的軍隊。10月21日，法西混合艦隊與納爾遜指揮的英國艦隊遭遇。法西混合艦隊戰敗，維爾納夫被俘，英艦未有損失，但納爾遜受傷。這次海戰使英國取得了延續一個多世紀的海上霸權。）被殲之後，在整個19世紀，英國是世界上唯一擁有制海權的國家，這是英國當之無愧稱得起威鎮四海的世紀。」（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69頁。）如果不算1757年普拉西戰役後英國在印度洋上形成相對優勢的時間，我們僅從拿破崙失敗後的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算起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英國開始退出世界霸主地位，英國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的時間大約有一個半世紀之久，此間英國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成了英國世界海權從而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支柱，它是如此堅固以至英國在這一百多年間能夠相繼挫敗俄國人、德國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發起的全面進攻。而這樣的「戰績」，美國至今也難以企及。
近代歷史表明，只有一流國家才能獲得對印度洋的制海權，而只有最終佔領印度大陸的國家才能獲得對印度洋的絕對制海權。從這個意義上說，印度洋是實現世界海權的「心臟地帶」。比較此前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國以及後來的美國等霸權國家，可以說英國是控制印度洋時間最長的帝國，其巔峰時期，印度洋儼然成為「英國的內湖」。理察·米爾豪斯·尼克森（Richard Milhous Nixon）看得明白，他說：「英國不僅控制了海灣，而且還控制了從印度洋各個地區來到海灣的通道。印度洋各個地區包括新加坡、馬來亞、緬甸、印度、錫蘭、亞丁、蘇伊士、肯亞、南非、澳大利亞、迪戈加西亞和印度洋的其他島嶼，這些地方在以前某個時候全是英國屬地。波斯灣和波斯灣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國的內湖』」（尼克森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頁。）
英國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英國對印度的百年佔領；換言之，正是英國對印度的百年佔領，才得以擁有其在印度洋上建立絕對制海權所需要的巨量的物資支持；同理，不能在印度洋內就地獲得這巨量的物質資源支持，也是今天美國這樣的海洋強國不能對印度洋形成「英國式」控制的原因。
但是，歷史的辯證法是無情的。對印度洋的佔領使大英帝國的擴張和隨之而來的繁榮達到頂峰，接踵而至的就是英國轉入——儘管速度很慢——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戰使英國的世界霸權受到重創，此後印度出現民族獨立運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先經德、意、日法西斯在世界範圍的合擊，後又遭美、蘇合謀及印度本土的民族獨立運動的多重打擊，最終被逐出印度洋。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是英國向印度洋的最後告別。（關於這段歷史，可參閱「世界霸權與印度洋——關於大國世界地緣戰略的歷史分析」，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126頁。）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他卻看到了帝國的黃昏。好在眼不見為淨：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
可能是歷史沒有在較短的時間內提供足夠多的教訓，麥金德的「心臟地帶」理論與英國實踐上存在的上述悖論現象不僅沒有引起後人的警覺，相反，它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後發強勢國家中還得到激賞並被大規模地推向實踐。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希特勒聯手蘇聯擊敗歐洲，又回頭與蘇聯衝突以爭奪東歐和小亞細亞的政策、（1940年11月25日，莫洛託夫邀請德國駐蘇聯大使舒倫堡，表示「蘇聯準備接受裡賓特洛甫在柏林提出的德、意、日、蘇四國關於實行政治合作和經濟互助的公約」，其重要條件是要求德方「承認總方向面對波斯灣的巴統和巴庫以南的地區為蘇聯領土意向的中心點」。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16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頁。）二戰後美國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的遏制理論（喬治·福斯特·凱南（George F. Kennan，1904～ 2005），美國「遏制」政策提議人。1946年2月22日，時任美國駐蘇聯使館代辦的喬治·凱南向國務院發回長達5542個英語單詞的明碼電報，這封電報被認為是導致美蘇冷戰的先聲。在電報中凱南對蘇聯的內外政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對付蘇聯的長期戰略。1947年7月7日，美國前駐蘇使館代辦凱南化名「X」，在同年7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明確提出「遏制（containment）戰略」並被美國政府所採納。）以及以「艾森豪主義」（1957年1月5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向國會提出《對中東政策特別諮文》。主要內容是：由國會授權總統動用2億美元給中東國家以經濟和軍事援助；總統有權應這些國家的請求提供武力援助，只要這些國家面臨「國際共產主義控制的任何國家的武裝侵略」。特別諮文的基本原則被稱為「艾森豪主義」，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擴張勢力的重要綱領，此後美國竭力利用英法兩國地位削弱的時機「填補」中東地區出現的「力量真空」。）命名的與蘇聯搶佔中東的政策、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在對「心臟地帶」的兩翼戰略布局完成後向阿富汗實行最後一擊的政策，特別是21世紀初小布希上臺後直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政策，都有明顯的麥氏「心臟地帶」的烙印，這些政策的結果也無一例外地使實施它們的國家的國力因此透支並走向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列強之間多為市場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列強轉入對資源的爭奪。這時世界地緣政治發生的重大變化是資源政治與地緣政治在時間和空間上合二為一併以前者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這新的地緣政治視野中，麥金德「心臟地帶」理論被注入資源政治的內容，而作為世界現代工業動力基礎的礦物資源分布相對比較集中的印度洋沿岸地帶與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又恰巧重合。這樣，印度洋在世界地緣政治體系中的關鍵意義在戰後進一步得到大國政治家的高度重視。曾在20世紀70年代初任美國總統的理察·米爾豪斯·尼克森，更將麥金德「心臟地帶」的理論注入資源政治的內容並使前者服從於後者。蘇聯出兵阿富汗不久，尼克森出版《真正的戰爭》，其中對阿富汗地緣政治位勢的分析可視做美國中東中亞政策最到位的註腳。他寫道：「波斯灣的戰略重要意義今天集中於兩個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現在都有賴於石油。這個基本事實在20世紀最後這幾十年裡使波斯灣成了全球風暴的風眼。」（尼克森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頁。）1988年，尼克森出版《1999：不戰而勝》，再次強調美國必須在「心臟地帶」遏制俄國人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在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戰爭》一書中把波斯灣稱為西方的『石油咽喉』。我曾寫道，如果有朝一日蘇聯控制了波斯灣地區的石油資源，克裡姆林宮就可以通過威脅扼殺以石油為動力的西方經濟，來對西方進行訛詐。今天的情況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紀剩餘的年月裡，這種情況仍然將繼續下去。」（尼克森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頁。）
尼克森可能是羅斯福之後美國人中對麥金德地緣政治學理解最為深刻，同時也是在其誤區中陷得最深的政治家：他認識並創造性地發展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並使美元與黃金脫鉤後迅速與石油掛鈎，成為「石油美元」，他要求美國政府從國家生死存亡的高度牢牢控制「心臟地帶」的主導權。可能是由於此時的美國繼承大英帝國遺產不久，還沒有更多的世界治理的經驗，這使得尼克森——如果再往前說還有凱南的「遏制理論」——在將地緣政治理論推向深入的同時，也反使美國更深地陷進「麥金德悖論」的泥淖之中。尼克森呼籲美國政府：
「今天，美國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灣保護西方利益的國家。親西方的波斯灣國家都不夠強大，無法承擔這項工作。我們的歐洲盟國也都無力或沒有決心來完成這項任務。因此，我們必須站起來解決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但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未這樣做。（尼克森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頁。）
在外交戰線上，我們一定不能夠允許莫斯科在談判桌上贏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阿富汗不是一個像文化交流計劃那樣的小問題，不應該在首腦會晤中為了緩和氣氛而把它放棄掉。它是一場重要衝突，將決定誰在美蘇爭奪中獲勝。」（尼克森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頁。）
但是，理論上的推進並沒有給美國帶來外交實踐上的進步。美國對印度洋的控制遠沒有達到當年英國那樣的水平，但為了控制印度洋透支國力的速度卻遠超過當年的英國。
不錯，與19世紀的英國一樣，美國曾在中亞地區成功地阻止了蘇聯對阿富汗的佔領，但美國沒有由此形成當年英國那樣對印度洋的有效和持久的控制。如果說，勃列日涅夫出兵阿富汗是蘇聯利用當時美國的頹勢實現19世紀英俄衝突中沒有實現的向印度洋衝刺的戰略目標，那麼，1991年和2001年布希父子倆（即美國第41任總統喬治·布希[1989-1993年]及其長子美國第43任總統喬治·沃克·布希[2001-2008年]。）也是利用當時蘇聯的頹勢及其解體後出現的機遇，試圖在「心臟地帶」實現「英國式」（即陸地佔領）推進。美國在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拿下印度洋西側的巴爾幹半島——這與當年蘇聯利用越南拿下印度洋東側的中南半島而後進軍阿富汗的路徑相似——並以此為小布希2001年發動阿富汗戰爭、實現對中亞的軍事佔領做了鋪墊。老布希通過幫助科威特收復國土實現了軍事力量在海灣地區的「英國式」部署，這為小布希在任期內大規模揮師中亞做了前沿鋪墊。但不出意料的結果是，美國在伊拉克被搞得灰頭土臉，隨之而來的便是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和從伊拉克的撤軍。
二、「麥金德悖論」及其產生原因的歷史分析
英國和美國當然還有俄國在中亞的多次失敗的教訓說明：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是有缺陷的，其集中表現是其理論上的合理性與實踐上的不可行性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悖論。我們不妨將這種現象稱之為「麥金德悖論」。
造成這種悖論的原因，從實踐上分析是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國力，尤其是海權國家的國力可以支持其從本土擴張至麥金德「心臟地帶」的戰略目標，在理論上分析更是在國家戰略能力和目標之間缺乏資源和運用資源經驗的維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古訓，在不成熟的理論家或政治家那裡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他們缺乏的並不是理論邏輯訓練而是運用國家資源的經驗積累，因此他們設計的目標往往超出資源許可範圍，其結果無一不是陷在理論目標的合理性與其實踐的不可行的悖論中不能自拔並最終走向失敗。
資源的絕對有限性與發展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導出的國家力量的絕對有限性和國家發展需求的絕對無限性的矛盾，是人類及其賴以生存的國家發展自始至終面臨的基本矛盾。前一種矛盾決定了國家間的鬥爭貫穿人類發展進程的始終，不管這種鬥爭採取什麼形式，它是人類文明進步基本動力；後一種矛盾使國家在抗力接近的條件下有了強弱轉化的空間。國際關係好比小孩子手中玩耍的橡皮圈，不管他翻出多少花樣，它的伸展總有其資源允許的底線和極限。超越了極限，國家就會由強轉衰；過了底線，國家主權就會受到傷害。如果橡皮筋的某一邊被拉斷，則意味著沿此擴張的國家因力量不支而失敗，這輕則導致國際體系的局部重組，重則則會導致「橡皮圈」即整個國際體系的崩盤。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為過度擴張並由此透支財力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已至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保羅·甘迺迪說：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並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於軍事目的而不用於創造財富，那麼，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麼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巨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後又衰落的歷史說明，從長遠看，生產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係。（保羅·甘迺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這從擴張中獲利到失利之間的關節點，對世界霸權國家來說，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20世紀60年代，美國曾將其戰線拉得太長，透支了國力並使國家出現衰跡，這才有了尼克森的調整及其後的中興。蘇聯勃列日涅夫時期將戰線拉向全世界，到戈巴契夫時期來不及調整反導致蘇聯解體。國家擴張的原則是不能將國力「拉斷」，這是極限；國力收縮的原則是不能縮得受到入侵，這是底線。只要找出這兩點之間合理的比例關係，建立其上的理論和實踐之間才能避免上述悖論。而要做到這一點，在相當的情況下，僅憑書本上的邏輯知識是不夠的，它還需要實施政策的經驗。但從歷史所呈現給我們後人的經驗看，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大國的擴張能越過麥金德的「心臟地帶」；也就是說，每當世界霸權國家的擴張「皮筋」拉到這一地區，其擴張就開始出現逆轉並陷入「悖論」怪圈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說，戰略哲學就是在戰略力量使用上拿捏分寸的學問。關於此，早在250年前的盧梭就有經典的論述，他在《社會契約論》一書中說：「徵服一個國家要比治理一個國家容易得多。有一根足夠長的槓桿，人們只消用一個手指頭便能夠搖動全世界，可是要擔負起全世界來，卻非得有赫居裡士（赫居裡士[Hercule]，亦譯赫丘利。羅馬神話中的大力神，即希臘神話中的赫拉克勒斯[Hercles]。）的肩膀不可了。」（[法]讓·雅克·盧梭著，何兆武譯：《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25頁。）據說拿破崙是盧梭的信徒，但拿破崙沒把握好盧梭哲學的精髓，在其事業巔峰時入侵俄羅斯，要擔負只有赫居裡士才能擔負的重擔，結果失敗了。二戰前羅斯福明白盧梭哲學的要義，他與史達林合作，保證了美國在二戰後步入世界舞臺中心。此後的大多數美國領導人的戰略認識日益遠離哲學境界，步拿破崙的後塵，要接過赫居裡士肩上的重任，到處透支國家力量，最終導致它今天的衰落。與英國相比，美國，尤其是二戰以後成為世界霸權的美國，是外交理論最缺經驗維度，因而最容易陷入「麥金德悖論」並更快衰落的國家。
美國接手英國世界霸權後不僅沒有英國那樣的物質條件，而且還沒有當時英國所處的歷史條件。由於有印度殖民地巨量資源的支撐，英國佔領印度洋後出現的衰落的速度要比今天的美國慢得多。況且英國獨控印度洋時，印度、埃及和中國的國運均處頹勢，其國家內部也是動蕩不止（比如印度民族衝突、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等），外部衝突加劇（比如中國和英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印度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大起義、埃及和奧斯曼帝國的埃土戰爭等），而英國正處鼎盛時期。1856年在克裡米亞成功阻擋俄國南下爭奪地中海後，英國即就揮師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同期的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東方最大的國家同時開戰並取得勝利。由此形成對印度洋的絕對控制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羅斯福總統為了打倒歐洲的世界霸權，釋放出民族自決運動的浪潮。這場運動衝垮了歐洲殖民勢力並建立起一系列獨立的主權國家。但令美國人意料不到的是，經驗老辣的英國人在被迫向美國移交霸權時，不動聲色地大幅提升了美國掌控這個「心臟地帶」的難度：英國借力打力，在印度洋地區釋放出南亞最大的主權國家印度；在印度的東西兩翼即亞洲和非洲還暗助中國（1949年10月6日，英國領事格拉漢奉命以「備忘錄」的形式告知周恩來說「英國政府仔細研究了中英關係的漫長歷史，提議通過領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關係』」。10月17日，杜魯門與艾奇遜談活時說：「英國人在這件事情上對我們做得不太地道。」[參閱「柯樂博致艾奇遜」（1949年10月11日）、「艾奇遜和杜魯門談話備忘錄」（1949年10月17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160頁。]英國於1954年6月17日與中國建立代辦級外交關係。英國的對華承認態度對一些歐洲國家及大英國協等國家產生影響。1949年底和1950年先後有緬甸、巴基斯坦、錫蘭、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亞、越南等亞洲國家和挪威、丹麥、芬蘭、瑞典、瑞士、列支敦斯登等歐洲國家率先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埃及消耗美國。這樣，美國獨控「心臟地帶」目標反成了消耗美國從而導致美國衰落的原因。
美國人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投入了韓戰和越南戰爭，這是美國試圖通過陸戰實現對這兩個國家「英國式」佔領的初試。雖然其擴張還沒到「心臟地帶」，而且美國還出動了遠比19世紀英國更多的兵力，但結果卻敗得讓美國人至今也不堪回首。一句話，20世紀下半葉，美國從英國手中接收過來的世界已失去了海洋國家贏得大陸戰爭的有利條件；而印度、巴基斯坦、朝鮮等國家擁有核打擊能力後，情形就更是如此。二戰後民族國家紛紛獨立，這時的美國已無力對這些國家發動任何一場能實現「英國式」佔領的陸地戰爭，而沒有陸地的佔領，就不可能有19世紀英國那樣的對關鍵海域的絕對制海權及由此建立的海洋霸權；而沒有「英國式」的絕對制海權，美國就不會獲得穩定的海外資源回流及由此帶來的國內政治的穩定。二戰結束之初的美國人明白這樣的邏輯關係，它缺乏的只是在現實中聯接起這些邏輯環節的能力和經驗。
近代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絕對的制陸權來自絕對的制海權，而絕對的制海權同樣也來自絕對的制陸權；而沒有陸戰的勝利，海戰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從近三百年的歷史來看，任何強國，只要掌握住絕對制海權，又有力量打得起陸戰，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國，獨佔其貿易，剝削其無窮資源。」（潘尼迦著，德隆等譯：《印度和印度洋——略論海權對印度歷史的影響》，世界知識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頁。）潘尼迦的話可謂英國控制印度洋的經驗之談，而這樣的經驗似乎對後來的美國人，甚至對美國之後的可能的世界霸權國家來說，都成了天邊那漸行漸遠的彩雲。
潘尼迦說的這些道理，美國人也不是不知道，更不是不願去做，而是做不到。韓戰後，美國人換了思路，試圖通過地區集體結盟的形式替代「英國式」的直接佔領：1950年10月17日，美國同泰國籤訂《軍事援助協定》；1951年8月30日，美國與菲律賓籤訂《共同防禦條約》；9月1日，美國與澳大利亞、紐西蘭籤訂《澳新美安全條約》；9月4日至8日，美國、英國、法國等48個國家在沒有中國、蘇聯等戰勝國參加的情況下單方面與日本籤署了《對日和約》（即《舊金山和約》），與此同時，美日也籤訂了《日美安全條約》；1953年8月8日，美國與韓國籤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籤訂後，美國對中國的封鎖鏈條從單邊擴大到廣泛的多邊集體條約，從中國東部延伸到中國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國聯合英國、法國、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籤訂《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1954年12月2日，美國與臺灣當局籤訂《共同防禦條約》，1955年2月，美國拼湊起所謂「巴格達條約組織」。當這些所謂「集體安全」鏈條建立起來後，令美國感到尷尬的是，面對一個個嗷嗷待哺的盟國，美國用於「維修」這一串串防務鏈條的代價不比直接佔領更少，其效果對美國外交來說——比如1955年的萬隆會議——更是添亂。這又迫使美國重新回到「英國式」直接佔領的思路，為此美國挑起越南戰爭並再次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尼克森上臺後大幅收縮戰線、暫時放棄了遏制中國的目標、壓縮了美國為這些盟國承擔的義務，這才使美國渡過了戰爭失敗帶來的國家危機。
在古巴導致危機中對蘇聯的勝利曾驕縱了美國揮師越南的萬丈雄心；蘇聯的解體和美國在海灣戰爭中的勝利，再次燃起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政治普遍存在的「凱南式」衝動，21世紀初的美國人再次考慮如何才能擴大由這些勝利帶來的紅利。這時他們的目光再次轉向麥金德的、甚至更早先的克勞塞維茨的經典陸權學說，認為如果沒有對中東的直接陸地軍事控制，中東石油利益對美國只能是若即若離並令人不安的雨後彩虹。
小布希上任前夕，時任美國陸軍學院院長的羅伯特·斯格爾思（Robert H．Scales）明白直言，不管美國軍事技術如何進步，但它終替代不了陸軍佔領的軍事效果。他告誡：「在21世紀，我們國家軍事戰略的兩根支柱將繼續是前方存在和力量的投送。」（羅伯特·斯格爾思著，薛國安、張金度譯：《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Future Warfare:the lastest Thoery About 21 Century War by U.S.Army War College），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頁。）而「持續存在」的前提就是前沿的陸軍部署即「直接控制陸地」。在總結美國面臨的各種挑戰後，斯格爾思寫道：
「雖然上述軍事挑戰的根源不同，種類不同，對美國利益的威脅程度也不同，但它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在每一種挑戰中，戰略勝利最終將要求直接控制陸地、人民和資源。與發展中國家對抗時，戰爭目的很可能是領土的控制。在與第三世界的對抗中，則很可能是人口的控制。鎮壓恐怖分子和其他非政府挑戰者將要求剝奪他們的政治、心理和物質支持。（羅伯特·斯格爾思著，薛國安、張金度譯：《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Future Warfare:the lastest Thoery About 21 Century War by U.S.Army War College），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頁。）
戰爭是意志的考驗。最有把握使敵人意志崩潰的辦法是控制他的領土。如果沒有實際佔領，戰爭只能僅僅是遠距離的懲罰，是任何一個想要抵抗的國家都能無限期忍受的東西。」（羅伯特·斯格爾思著，薛國安、張金度譯：《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Future Warfare:the lastest Thoery About 21 Century War by U.S.Army War College），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頁。）
最後，羅伯特·斯格爾思似乎是在為即將上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費菲爾德做政策規劃，（羅伯特·斯格爾思曾在美國國防部歷任作戰與計劃副參謀長辦公室下屬的戰略計劃和政策處處長、陸軍參謀部助理主任、作戰與計劃副參謀長辦公室下屬的「沙漠風暴」行動專門研究小組主任和陸軍部作戰戰備和動員司令部主任。）他提醒美國政府：
「如果在下個世紀很長的時間裡，我們還要像一個軍事大國那樣有發展能力，我們必須極大地改進奪取和控制地面的能力。我們必須將速度和靈活性建造在我們的戰爭系統之中，使得在通過大片地域時能不受阻礙地機動。我們必須像我們現在精確和靈活地把炸彈投擲在遠距離目標上一樣，能將戰鬥部隊精確和靈活地部署在關鍵地點。
如果我們有能力將部隊部署在廣大地區，而且還能在敵人最脆弱和最虛弱時迅速地集中這些部隊，那麼我們就能在敵人自己的控制區域內將其打敗。」（羅伯特·斯格爾思著，薛國安、張金度譯：《未來戰爭——美國陸軍學院最新理論》[Future Warfare:the lastest Thoery About 21 Century War by U.S.Army War College]，國防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頁。）
我們真的不知道時任美國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是否了解到羅伯特·斯格爾思的意見，但從其在2001、2003年發動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分析，美國在這兩場戰爭中的作戰目標已與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有了本質的不同，即從海空打擊轉變為地面的縱深佔領。如果讀了羅伯特·斯格爾思的書後會發現拉氏指揮的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作戰樣式與斯格爾思的觀點，尤其是與其「領土佔有」的觀點有相當的契合。斯格爾思的軍事觀點是否正確呢？可以說，它在理論上和邏輯上是絕對正確的，但由於缺乏資源供給或資源運用的經驗，其實踐結果讓美國很是難堪：拉姆斯菲爾德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失敗了。與此前的韓戰繼而越南戰爭中的麥克阿瑟和麥克納馬拉辭職的結果一樣，拉氏在2006年辭職，此後美國陸軍便從伊拉克的領土上退了出來。
邏輯正確的理論卻在實踐上不可行，繼英國之後美國再次遭遇到「麥金德悖論」的尷尬。
三、「麥金德悖論」反映了霸權國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毛澤東：《論持久戰》，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頁。）事實上，霸權國家推行世界擴張政策的真正阻力來自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而技術，尤其是高技術可以解決一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一切矛盾，尤其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而當推行擴張政策的國家開始與世界人民為敵的時候，這個矛盾基本就是無解。經驗上看，英美海權國家的擴張在達到印度洋之前，它們與擴張地區的矛盾依其國力尚有調整的餘地，但當它們進入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區後，其一路所獲的利益已使其與世界人民為敵。正因此，尼克森才說印度洋地區是「全球風暴的風眼。」（尼克森著，常錚譯：《真正的戰爭》，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頁。）
深陷在技術拜物教的美國人大多不承認這個道理，他們認為一切皆可技術解決。一旦軍事技術有了什麼新突破，他們就開始想入非非，其戰略制定也就容易脫離實際，其戰略目標常常大到不與一切人為敵則不能罷休的地步。這時，美國從世界擴張帶來的利益就日益不足以彌補其為鞏固原有擴張成果所付出的代價。千夫所指，無疾而死，這樣的戰略是沒有不失敗的。
地緣政治，本質上反映的還是人地關係，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方土地養一方人」的道理。人當然是在特定社會結構中的人，因此，特定的社會結構是影響地緣政治表現水平的深層次的內容，而地理環境則不過是不同社會結構的物質載體。同一地理環境，配之以不同的社會人群，其表現出的人地關係及由此產生的攻擊或抵抗能量是完全不同的。
那麼，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結構呢？
我們知道，麥金德的地緣政治理論是現代工業文明條件下的認識成果，但位於麥金德理論的「中樞」或「心臟」地帶的中亞地區的社會結構還處於前工業化時代，整個社會細胞由社會化程度很低的鬆散部落群構成；與其相應，建立其上的政治結構多呈蜂窩狀，局部的破壞不僅不影響它的整體，它自身還會迅速繁衍加以修補。這樣的中亞地緣環境對現代工業國家的擴張而言就有了「百慕達三角」的特徵。與當年英國在中亞的遭遇一樣，美國目前在中亞真正的「敵人」既不是塔利班，也不是伊朗，而是中亞蜂窩狀的社會結構：局部損失不影響整體，而且還能很快使這種損失得到自我修復。這樣的社會結構就像一塊大海綿，有多少外來資源都能被它吸乾。這種蜂窩狀社會包圍卻又不依賴大城市，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式的存在。部落居民不依賴城市商品生存，它們之間互不隸屬，在任何地方都能戰鬥：一把鐵鏟、撒一些種子就能生長出糧食；有糧食就有人繁衍，「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只要有人繁衍，就有戰士，有戰士，反侵略的戰鬥就不會終止。生活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的人群緊緊地鑲嵌在當地以高原山地為主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如果不能像對待印第安人那樣將其全部滅絕，是很難用現代工業社會中產生的軍事手段加以對付的。這就可以解釋麥金德的「心臟地帶」何以反成了埋葬世界徵服者的「墳場」的原因。曾經橫行世界的英國在19世紀三次侵入阿富汗，都敗了；20世紀末期的蘇聯和21世紀初期的美國也是一樣。儘管如此，吃盡了苦頭的世界霸權國家及其地緣政治理論至今仍沒有對此加以深刻解釋，至使他們的擴張如飛蛾撲火，前赴後繼，深陷中亞並使其國家或快或慢地走向衰落。
這是一種被馬克思稱做「亞細亞」（「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頁。）的社會結構，它不僅是中亞國家的基礎，也曾是整個東方國家的基礎。英國人在海上打敗中國，可在中國三元裡卻敗在中國老百姓手中。美國曾打敗了已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日本和德國，卻打不敗朝鮮和越南；曾拿下已進入現代工業水平的南斯拉夫，卻至今也控制不了中亞。當他們輕率地進入中亞後，就仿佛來到中國黃河岸邊，跳得越起勁，陷得就越快越深。
那麼，美國人難道不明白其世界擴張給它帶來的上述困境嗎？倒也不是，明白人在美國還是有的。曾任陸軍部長助理並參加過巴黎和會的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是美國人在二戰後最不冷靜時期的最冷靜的戰略思想家。1947年凱南在《外交季刊》上發表那篇著名的論文《蘇聯行為的根源》後不久，李普曼就在《紐約先驅論壇》上陸續發表文章批評凱南的「遏制」政策。李普曼認為，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不適宜於執行凱南的遏制戰略。他認為，在美國現行憲法制度下，國務院不可能從國會取得「一張從國庫領錢的空白支票和使用武裝力量的絕對權力」，因而也無法做到「隨時在全球不斷轉移的地點上使用『對抗力量』」。而且，美國的經濟是「沒有劃一組織和不受控制的」，國務院也不可能「規劃和指揮進出口貿易」來推行「遏制政策」。在軍事方面，李普曼也認為：「沒有理由確信美國能夠在一切個別的地點都集結『堅定的對抗力量』。歐亞大陸是一塊很大的地方，而美國軍事力量儘管很大，但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要使它得到有效的使用的話，就應該對這種局限性心中有數。我們生活在像島嶼一樣的大陸上。我們同衝突地區之間遠隔重洋。我們的人口相對較少，在戰時就得把較大比例的人口用於生產、運輸和維修那些構成我們軍事力量的複雜的武器和機械。同俄國相比，美國缺乏足夠的步兵後備隊。我們的海軍控制著海洋，我們擁有重要的進攻武器。但在歐亞大陸的內陸地區，像我們在希臘山區所領教的，可能有很多『個別地點』，在那裡只能使用步兵作為『對抗力量』」。而美國卻沒有足夠的能夠佔領這些地區的步兵力量，「美國軍事力量的優點在於它的機動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進攻威力。因此它並不是執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務於一種以決戰和解決問題為目標的政策」，而不適合服務於在這些地區實行長期陸軍佔領為目標的政策。（Water Lippman:The Ccold War，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9~70頁。）
李普曼進一步設想，如果美國一定要執行凱南設計的遏制政策，既然它不能依靠自己的步兵力量，那它只有採用扶持代理人及其聯盟的政策，但這樣的代價並不比直接出兵佔領的代價低。李普曼說：如果美國沒有力量直接出兵，那它就「只能依靠招募、津貼和支持一支由衛星國、附庸、僕從和傀儡所組成的雜牌軍。因此，遏制政策的工具是處於蘇聯外圍的那些無組織的、內部分裂的、軟弱的或者混亂的民族、部族和派系聯合體」。為了維持這個聯合體，「美國就得對它打算去組織、去保護、去領導和去利用的這個聯合體的全體成員的事務，進行不斷的、複雜的幹涉。我們海外的外交代表就得具有幾乎萬無一失的才能，能夠正確而迅速地判斷哪些人和哪些政黨是可靠的遏制分子」，以及「誰應被任命，誰應受津貼，誰應給他塗脂抹粉，誰應得到青睞，誰應充當我們的僕從和我們的盟友」。這樣，杜魯門主義實際上「不可避免地意味著（美國）不斷幹涉所有那些號稱在『遏制』蘇聯的國家」。（Water Lippman:The Ccold War，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0~71頁。）但是，與蘇聯毗鄰而又受美國控制的「衛星國和傀儡政府並不是用來建立攻不破的藩籬的好材料」。「它們顯然是軟弱的。而一個軟弱的聯盟並非一筆資產。它是一筆債務」。（Water Lippman:The Cold War，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2頁。）最後，李普曼得出結論：美國力量是有限的，有限力量只能配之以有限目標，如按凱南的全球「遏制」戰略制定政策，結果是「在俄國人遠沒有受挫之前，美國人自己倒很可能被X先生（「X先生」，即凱南發表《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所用的筆名。）的政策所挫敗了」。（Water Lippman:The Cold War，轉引自《戰後世界歷史長編》第1編第3分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78頁。）在詹森政府時期，他批評說：「事實上，他（詹森）的戰爭目標無限大：它擔保整個亞洲的和平。這樣的無限大目標，戰爭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贏。由於我們目標無限，我們必然會『被擊敗（defeated）』。」
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頁。）同樣的道理，當一個民族還在壓迫其他民族時，這個民族也不會成為一個頭腦清楚的民族。一個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著它對客觀世界所達到的認識高度。
英國曾是一個受歐洲大陸封建國家壓迫和欺辱的島國，也因此成為最有希望的島國。當時歐洲中世紀許多先進的思想在英國落根並使之成為歐洲反封建教會勢力的大本營。1846年英國發生了開闢世界近代史的資產階級革命，它帶動了法國等歐洲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巨大的生產力的出現改變了英國人的生存狀態，市場和利潤成了社會活動的中心，國家成了為資本開闢市場的機器，由此，向世界擴張，不斷開闢新市場，就成了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手段。這使得世界的不穩定就成了英國穩定的前提。英國的世界擴張產生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讓英國從世界得到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使英國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以至戰爭成了促進英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手段。當時有評論說英國「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用於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隻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諸東流。」（轉引自[美]保羅·甘迺迪[Pao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頁。）。戰爭使英國擴張為帝國，到19世紀末一般英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英國分別是命中注定要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英國是『日不落帝國』」（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8～9頁。）；「帝國的感情是每一個英國人生而有之的。這是我們的世襲財產的一部分，和我們同生共死」（帕姆·杜德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第8頁。）。19世紀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強了，「它越來越依賴世界的貢賦來維持生存」（帕姆·杜德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第68頁。）。高額利潤需要高成本的戰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看出這一點，1868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英國的殖民政策的「代價太大」（帕姆·杜德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第60頁。）。
英國的這種擴張「多動症」是由其自身內在矛盾造成的。 19世紀末英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殖民地爭奪範圍已擴至全球，並為此於20世紀初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後英國迅速衰落，其霸權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為美國取代。英國歷史學家帕姆·杜德說：「英國收支虧空的問題並不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的，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十年發展起來的。」（帕姆·杜德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第68頁。）當時對外戰爭是造成英國財政虧空的主要原因。
在地緣政治實踐方面，美國是英國後來卻沒有居上的學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進入資本主義壟斷階段的美國人從一個從受歐洲壓迫的民族轉變為壓迫世界的民族，此後的美國便沿著當年英國稱霸世界的路徑，將其整個生存都建立在對世界資源，尤其是對中東石油資源的變相掠奪的基礎之上。
與英國不同的只是，在斂財方面，美國更具金融寡頭壟斷的特徵，因而其外交更具擴張和自毀合一的特性。
美國軍火部門曾在兩次世界大戰和隨後的冷戰中立下汗馬功勞並因此在美國政治中——通過其代理人——具有相當的發言權（「實際上，美國軍工企業在華盛頓極有影響。根據Open Secrets.org近期報告，2006年，國會151名議員在軍工企業中的投資，總計達到1.955億美元。主要的軍工企業都參與到2008年大選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捐贈了261萬美元的競選經費，其中49%捐贈給民主黨，51%捐贈給共和黨；波音捐贈222．6萬美元競選經費，58%捐給了民主黨；通用動力向兩黨捐贈了600萬美元。在2008年，諾思—格魯曼公司和美國雷神公司，分別花了2000萬美元和600萬美元的公關費用，以影響國會決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雷神副主席林恩——另一位保守主義者，還被歐巴馬提名為國防部副部長。2009年2月11日，美國參院以93票贊成、4票反對的結果，批准了歐巴馬對林恩的任命。」引自易強著：《美國沉沒》，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頁。「發動兩次伊拉克戰爭的布希父子都有深厚的財團支持背景，小布希的再次當選更是與他強力支持軍工財團密切相關。2005年他計劃軍費支出4 160億美元，而龐大的軍費開支是軍工財團利潤的來源。至於由各州選出的國會參眾兩院議員，他們的當選也和相關的支持密不可分。」引自杜文君：《美國戰爭經濟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頁。）。尼克森為了使美國擺脫越戰困境，讓美元與黃金脫勾。從此美元——不同於當年英鎊依託英國生產力和世界市場增值的方式——跳過勞動產品和實體經濟而直接與世界資源（主要是其中的大宗消費品即能源）掛勾並以此為後盾。這大大刺激了美國能源部門的擴張，這種擴張又迅速得到軍工和金融部門的呼應和支持，從而形成「軍工—能源—金融」三位一體的經濟推動複合體。在軍工、能源部門的支持下金融與勞動產品相脫勾，其結果是在美國體外接了一個非全球擴張而不能生存且不能由政府控制的國家「心臟起搏器」。其工作流程是：軍事擴張推動軍工和能源的國際壟斷和擴張，能源的國際壟斷和擴張又帶動金融的國際壟斷和擴張，由此建立起美元在世界上的強勢地位又從世界範圍給美國帶回巨大的利潤以彌補財政收入和由此產生的社會繁榮和穩定。如此反過來逆推也就是：美國社會的繁榮和穩定依靠美元在世界的壟斷地位，美元的壟斷地位依靠能源壟斷地位及由此保證的世界能源交易以美元結算。由於美國生存不以國家實體經濟為基礎，這迫使美國必須死保世界大宗資源消費品即能源交易以美元結算，而能達此目的的主要手段只能是戰爭。在這三者中，只要有一個斷環，尤其是軍事擴張的斷環，美國就會出現多米諾反應，直至國內社會動蕩。2007～2009年間，美國提出從伊拉克撒軍，其間美國國防支出佔美國聯邦財政總支出的20%左右，而同期軍費支出卻佔國防支出96%左右。（2007年、2008年、2009年，美國聯邦財政支出總計分別為27287億美元、29826億美元、35177億美元，其中國防支出分別為5513億美元、6160億美元、6610億美元，國防部軍費支出分別為5285億美元、5946億美元、6367億美元。資料來源世界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世界經濟年鑑2010/2011》總第26卷，第191、194頁。）這個比例大體反映了美國近十年的財政與國防以及國防與對外戰爭的關係。在這裡，國防支出基本沒有「浪費」，都用於軍費了。這反映了對外戰爭與國家財政的關係：財政依賴華爾街金融，金融依賴軍工部門和能源部門的國際壟斷地位的擴張，而這一切則必須以對外戰爭拉動，戰爭勝利再返哺財政。戰爭成了國家財政增長的「推土機」，而成本越來越高的戰爭又進一步透支了國家財政，如此惡性循環。英美國家興衰經驗表明，當它們的戰爭「推土機」開到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時，其戰爭成本就達到國家財政不能承受的極限，這時的戰爭收益已遠不能彌補戰爭造成的財政透支，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家的衰落。 時至20世紀80年代，遏制戰略的創始人凱南已認識到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他在一次講演中向美國發出強烈的警告：
「這種軍事化不僅對我們的外交政策，而且對我們的整個社會都有嚴重影響。它造成國民經濟的畸型發展，這一點我和許多人都越看越清楚了。每年我們都把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於生產並出口武器裝備，保持龐大的武裝力量和設施。這麼搞的結果對我國的經濟生產實力不會有好處，只不過使我們每年都不能把成百億美元用作生產投資。這些年來，我們已被迫使自己習慣於這種情況。這個習慣已經達到我曾大膽稱之為真正民族乖癖的程度。我們現在已經不可能在不出現嚴重後遺症的情況下把它甩掉。除了數以百萬計的穿軍服的人以外，還有成百萬的人們已經習慣於從龐大的軍事工業體系中謀得生計。數以千計的企業靠軍工維持，更不用說那些工會和社區了。軍工已經成了使我國經濟極其不穩定的那些預算赤字的根源。在軍需品的生產者和銷售者與華盛頓購買者之間已經建立起複雜而極其有害的聯繫。換一句話說，由於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並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於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137頁。）
值得注意的是，與當年工業帝國主義的英國以戰爭擴大市場，以市場擴大推動國內生產的路子不同，而與高利貸帝國主義的法國相似，這些由戰爭開闢的巨額海外收益並沒有進入美國的生產領域而是進入了消費領域，由此刺激了美國服務產業而非實體經濟，使美國服務業的比重在美國生產結構中反客為主。據統計，目前在美國經濟中，服務業在GDP中所佔比重達70%左右，狹義上的製造業在美國GDP中所佔比重比由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17%強降至目前的12%左右（世界經濟年鑑編輯委員會編：《世界經濟年鑑2010/2011》總第26卷，第191頁。）。這使得美國由以往的實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結構不自覺地滑入一個以消費為主業的寄生性的社會結構，並且「沒能找到一個合理的辦法把維持龐大的武裝力量所需要的工業和財政支持跟社會上其他事業聯繫起來」（[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頁。）。結果與古羅馬滅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實或虛擬的財富湧入美國的同時，也窒息了美國的實體經濟和美國人的勞動精神。在羅馬「一切生產勞動都是奴隸的事，不配自由人的羅馬人來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6頁），而在當今的美國大量的「自由人」卻無工作可做，沒有實體經濟生產，美國只能聽由金融家任意擺布，而金融家與吸血蟲一樣，需要的不是國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體。英國學者帕姆·杜德說：「注射美元也救治不了這一病症，因為它沒有觸到病根。相反地，倒使病情加重了，因為它人為地促進和保存了這一疾病的特有的徵象——寄生的依存性，擴大了較為強大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統治，準備了戰爭的根源，阻止了健康的恢復。」（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14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列寧就點出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死穴」，他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級》一書中說：
「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佔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和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表明食利者和金融寡頭佔有統治地位，表明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比其餘一切國家都突出。」（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0頁。）
與昨天的歐洲國家相比，列寧所指出的這些特徵在今天的美國身上表現得更為典型。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列寧說：「帝國主義是過渡的資本主義，或者更確切些說，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843頁。當然列寧這麼說不能被庸俗地曲解成資本主義馬上就要滅亡了。與理解馬克思「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的思想一樣，理解列寧關於帝國主義諸如「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等概念，應先從黑格爾「揚棄」概念入手。發展，本質上是包含「揚棄」的歷史運動。若從「揚棄」的視角觀察，列寧所說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論斷還是相當深刻的。）
列寧這麼說不能被庸俗地曲解成資本主義馬上就要滅亡了。與理解馬克思「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的思想一樣，理解列寧關於帝國主義諸如「垂死的」「寄生的」「腐朽的」 等概念，應先手從黑格爾「揚棄」的概念入手。發展，本質上是包含「揚棄」的歷史運動。自列寧之後的世界資本主義已失去了自我揚棄（改造）的能力，近百年來，它只是在維持既有的存在方式：不斷經歷著同一種危機，面臨著同一種矛盾，用同一種高代價的方式即危機加戰爭的方式解決矛盾。其間，只有技術更新和危機的重複，而沒有存在方式的更新，其結果是它對世界的創新速度遠趕不上其破壞的規模。目前的美國人民——用凱南的比喻就是——已「變成隨軍謀生的一大幫子流浪者，就象前幾個世紀在歐洲尾隨軍隊蹣跚的那些無業游民那樣，指望在衣食相對富足的部隊後面撿點兒洋落兒」（[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頁。）；至於在財政上離不開華爾街經濟接濟的美國政府，面對一個險象環生的世界，目前除了使用拳頭，便一籌莫展。
四、經驗與教訓
二戰後，尤其是尼克森將美元與黃金脫鉤後，美國國內經濟結構的上述變化影響到美國決策系統的變化，這時，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就不再是白宮政治家集團，而是為國家提供巨大財政資源的聚集於華爾街的能源、軍火和金融財團。華爾街的利益需求而非國家民族利益的需求便成了美國政策的出發點。由此產生的必然邏輯是：美國軍火能源和金融財團存在的前提是不斷擴大的戰爭，不斷擴大戰爭的結果是持續增加對手，對手增加的結果是以幾何級的速度消耗美國的國力並使美國以同比的速度衰落。
現在的美國已被它追求的世界霸權的目標折磨得病入膏肓，它那非擴張就不能存在的社會結構使美國在「麥金德悖論」面前，明知不可為而必須為之。由此便可以解釋美國二戰後出現政治家上臺為華爾街利潤奔走、下臺後又為白宮失誤而後悔不迭的現象。
凱南是美國遏制戰略從而冷戰理論的開創人，當他看到美國被遏制戰略拖垮後，在其晚年便對柯林頓和奧爾布賴特的北約東擴政策持批評態度。在一次講演中，凱南「以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的身份告誡年輕的一代：「我們的國力還是有限的；為爭取自由我們必須付出代價。我們要承認世界上有些問題我們是沒有本領解決的，我們深深捲入其中既無益也於事無補；地球其他地區的難題只好在沒有我們插手的情況下讓人家自己去解決。」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應儘量「謙虛一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要更現實地承認我們的局限性，在捲入遠離我國海岸的複雜局面時要比最近幾十年表現得克制一些。我請大家記住：各民族之間相處也像個人之間相處那樣，身教重於言教。而今天美利堅合眾國向全世界做出的榜樣較之它能夠做到也應當做到的相差太遠了」（[美]喬治·凱南著，葵陽、南木、李活譯：《美國外交》[增訂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頁。）凱南這一思想顯然不容於美國的決策層（實則不容於華爾街）。越到晚年，他的這一思想越清晰。1999年，凱南接受採訪時，批評美國政府四處充當教師爺的作法「不過腦子，虛榮，討人嫌」，並表示，美國人要避免對別國指手畫腳，特別是對中國和俄羅斯。（《喬治·凱南曾被譽為美國「最睿智」的人》，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21/content_2724794.htm。）2005年，也就在凱南去世當年的9月24日，奧爾布賴特在艾奧瓦州出席一個研討會時發表措詞嚴厲的聲明，抨擊布希的伊拉克政策，指出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不僅沒有贏得朋友，伊拉克戰爭毒化了美國與中東地區和穆斯林世界許多國家的關係」。在伊拉克問題上，美國「現在沒有好的選擇，壞日子也許還在前頭」（《奧爾布賴特炮轟布希伊政策，壞日子也許還在前頭》，http://cn.news.yahoo.com/050925/1057/2f6ba.html。）。2010年10月12日，美國前國務卿賴斯承認，布希政府在「9·11」事件後犯了若干錯誤，她在新近出版的回憶錄中，卻對發動伊拉克戰爭決議緘默不評（《美前國務卿承認布希政府「9·11」後曾數次「犯錯」》，http://www.chinanews.com.cn/gj/2010/10-14/2588427.shtml。）。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