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研究怎麼做:讓研究者困惑的地方
——來自華東師大第二屆全國教育實證研究論壇的啟示
作者： 劉選
來源： 現代遠程教育研究 2017,(03)
摘 要：「第二屆全國教育實證研究論壇」於2016年10月在華東師範大學舉行,本屆論壇重點圍繞「怎麼做實證研究」進行對話,展現了多樣性的「怎麼做」的實證研究成果。華東師大袁振國教授認為,我的信念,就是沒有不能用實證方法研究的東西,關鍵在於能不能夠有好的設計,能不能夠找到好的方法。實證研究怎麼做,是讓研究者困惑的地方。這屆論壇給我們呈現以下啟示:一是實證研究議題以解決問題為要旨。這就要求研究的議題必須蘊含理論的、實踐的和邏輯的價值,即「值得研究」,而不是充滿矛盾、無需證明的偽問題。二是實證方法實踐內化為一種學術自覺。實證首先是一種實證思想,然後才是方法。實證研究必須從專業化的角度來提升實證方法的實質規範,這需要研究者在研究實踐中不斷反思、沉澱和提升。三是數據分析體現研究者的學術底蘊和智慧。實證研究就是要揭示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科學的數據分析才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這還需要研究者自身的經驗與智慧不斷在原始資料與已有理論之間進行假設、驗證和建構。四是有價值的研究議題必須有經得起考驗的詮釋。這樣的詮釋才能避免研究結果解釋方面存在的解釋牽強和闡釋膚淺的問題,甚至存在的數據分析過程複雜但研究結果無需證明的矛盾與尷尬。
關鍵詞：教育實證研究; 研究理路; 研究範式; 研究方法; 會議文獻評述;
推進教育研究範式轉型,紮實開展跨領域實證研究,是繁榮教育科學研究的必由之路。為轉變我國教育研究長期以來「重思辨、輕實證」的嚴重傾向,使實證研究在我國教育界能夠蔚然成風,華東師範大學連續兩年成功舉辦了全國教育實證研究論壇。首屆論壇於2015年10月17-18日舉辦,重點討論了為什麼要做實證研究、什麼是實證研究、開展實證研究不同的方式與方法等理論和方法層面的問題,旨在形成教育實證研究的文化氛圍(王春麗等,2015)。
第二屆論壇於2016年10月29-30日舉辦,參會人數超過1000人,重點圍繞怎麼做實證研究,即如何確定問題、如何選擇研究方法、如何進行數據分析、如何解釋數據的理路而展開,旨在展現教育實證研究的多樣性。本屆論壇共設有16場主報告,涉及教育學、經濟學、文化學、心理學、社會學、技術學等多個學科領域,中西方對話,靈感與思想碰撞,可謂一場實證研究範式的學術盛宴。
不同學科領域的研究者立足於自身的研究背景和理論視角,緊扣重要且有意義的研究議題,將實證研究方法應用得靈活巧妙,對數據分析得鞭辟入裡,對實踐問題的解釋均頗具深度,理論與實踐的轉換和提升經由實證方法這一工具和範式而形成一種交相輝映。實證研究是一種基於事實和證據的研究,強調用科學的方法,獲得科學的數據,得出科學的結論,接受科學的檢驗。實證研究表現出來的特徵蘊涵出其追求思想觀念、原則標準、方法程序有機統一的邏輯。這實質上揭示了教育實證研究究竟應該怎麼做的問題。
縱覽本屆論壇所涉及的議題,既有國家惠農政策、中國老年人生活來源、學校布局調整政策、農村教育問題等宏大議題,也有學校辦學水平、教師專業發展、教師情緒勞動等中觀議題,還有兒童語言與閱讀、兒童代數學習、學習模式與兒童學習信念、視頻課堂分析等微觀議題。這些不同層面的議題均是當前社會與技術快速發展背景下教育及其相關領域彰顯出來的重要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教育實證研究的議題突出表現為以下特徵:
1. 研究議題具有「值得研究」的價值任何一項教育實證研究議題必定是有價值的。這裡的「價值」是基於實用主義哲學的,是客體之於主體的有用性(楊志成等,2013),包括內在價值和外在價值。其中,內在價值意指教育問題本身所蘊含的理論的、實踐的和邏輯的價值,即「值得研究」,而不是充滿矛盾、無需證明的偽問題;外在價值是指教育問題之於教育理論和實踐的功能性價值,即能夠對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問題解決有所裨益。
本屆論壇中,不同學科領域的知名學者所展現的研究議題雖然不同,但都體現出重要的研究價值。每一項研究都體現出明顯的「問題意識」和深刻的「歷史淵源」。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院長徐勇教授的「國家惠農政策是否惠了農——基於百村觀察計劃」研究議題,題目本身就蘊含了深刻的問題意識和渾厚的人文情懷,同時體現了紮實的研究基礎,其價值性不言而喻。北京大學教育學院陳向明教授的「如何通過理論對話提升質性研究的質量」研究議題,其題目暗示了當前我國質性研究質量不高的現狀,以及通過理論對話是提升質性研究質量的途徑,但是怎麼做卻是研究者深感困惑的地方,因而其研究價值更加凸顯。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柯政博士的「『好學校』的辦學水平更高嗎」研究議題,其題目直接折射出研究者對「好學校」(即重點學校)辦學水平的質疑,通過對現實的批判展現了議題深刻的研究價值。
2. 議題設計注重視角的切入當研究問題確定後,就需要設計合理詳細的研究方案。研究方案的設計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研究問題的分解,即由一個問題分解為幾個子問題,問題細化有利於深入、有目的的解決問題;二是視角的切入,即根據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學術專長選擇合適的切入視角,有利於更專業地探討研究問題的解決途徑;三是設計過程的不斷優化,即根據研究假設和問題需要不斷對原有方案進行修改和完善,以期更合理地解決研究問題。對於充滿複雜性和不確定性的教育問題而言,研究設計方案的優化至關重要,也最能體現研究者的學術素養和功底。
本次論壇中,諸多學者在研究方案設計方面的經驗值得借鑑。華中師範大學雷萬鵬教授將「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政策研究」分解為「影響學校布局調整的因素」、「決定學校撤併的標準」和「學校布局調整政策實施效果」三個子問題,並分別採用多元回歸、文本分析(內容分析)、問卷調查及訪談等方法來進行分析。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鄭太年博士突破原來課堂教學研究的傳統思路,選擇從視頻分析的視角切入,展現了視頻分析應用於課堂教學的優勢、方法和效果。
國外學者對研究問題的設計更趨專業性,美國史丹福大學教育學院院長Deborah Stipek教授以數學課堂教學為例,為研究「遏制學生自信心與內在學習興趣下降」的原因,她首先通過評估課堂教學環境和教師教學方法來觀察和測量不同年齡階段兒童的學習行為表現,然後開展了課堂觀察現象與兒童學習動力的相關性研究,最後探討了教師幹預力度輕重與學習動機及自信心之間的關係,從多個方面環環相扣、層層深入,直至問題解決。
3. 研究議題關注前瞻教育問題研究議題的前瞻性具有兩層涵義,一是教育研究者應該關注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問題,通過前瞻性的研究來指導當前的教育實踐,引領學科發展;二是教育研究議題應該具有延續性和發展性,能夠通過持續紮實的實證研究解決當前的教育問題,為未來研究做好準備。本屆論壇中,諸多規模宏大、歷時長久的持續性研究都展現出研究議題的前瞻性。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教育學院Bill McDiarmid教授對教師教育與學習研究始於20世紀80年代,一直持續至今,涉及「學徒式觀察」的背景淵源、理論/概念框架提出、研究方案設計、案例與方法選擇等,這項研究在繼承原有研究的基礎上,擴展了教師教育與學習研究的新領域,對美國乃至國際教師教育與學習領域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東北師範大學農村教育研究院劉善槐教授開展的農村教育問題研究,不僅回應了當前社會廣泛關注的農村教育焦點問題,如農村教育現狀如何,如何保障農村學生的教育獲得公平等。特別是從教師工作量的角度切入建立了農村教師基本編制測算模型,彌補了以往編制配置方法(如生師比、班師比、科師比、綜合法)的不足,為未來教育決策提供了參考和指導,如提出「機動編」比例的設置標準,以及建議增加寄宿學校生活教師和留守兒童關愛教師兩類「專業編」教師的配置。這些前瞻性的研究議題對於學科領域發展、實踐指導和政策制定都具有深遠意義。
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其規範的研究流程,遵循規範是確保研究規範的前提。但是每一種研究方法又有其適用範圍,所能解決問題的尺度有其難越的局限。這就要求研究者要把握研究方法的靈活性,即在自身學術領域深耕細作的範圍內,儘量應用多種方法嘗試從不同角度解決問題。這就是教育實證研究所倡導的研究方法的有機混合運用。這也是本屆論壇所彰顯出來的又一特色。
1. 實證方法選擇和分析應恰當恰當性主要回答研究方法應用是否合適的問題。恰當性主要有兩個方面的涵義,其一是方法選擇的恰當性,其二是方法分析的恰當性,這兩個方面是相輔相成的關係。針對同一教育問題,從不同的視角切入,並運用不同的方法開展研究,這是形成教育成果多樣性的重要途徑。
但是如果針對複雜的教育問題,卻盲目採用常規的調查方法,則可能既費時費力,也難以獲得有啟發的結果。美國雪城大學教育學院Louise Wilkinson教授在對雙語男孩阿瑞爾(Ariel)學習早期代數思想的構建研究中,就認為採用個案研究法比其他方法更能指導實踐。雖然諸多社會科學分析軟體(如SPSS、SAS、EXCEL等)的方法分析比較智能,這主要由於其基於數學和統計學的原理,因此只要選擇好分析的變量,就可以得出看似精確的分析結果,但實際上樣本數量和變量選擇都可能會影響輸出結果。
另外,對於質性研究而言,研究者需要在現實問題和已有理論之間不斷相互解釋和借鑑,並最終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的理論,這更加需要研究者掌握方法分析的恰當性。本屆論壇中,陳向明教授開展的關於實習生與指導教師互動對其知識轉化與身份獲得的影響研究中,就是基於個人的經驗知識,與實徵(Empirical)資料以及前人理論(包括符號互動論、行動科學理論、互動儀式鏈理論、「仁禮」關係和華人人際和諧與衝突理論等)進行對話,最終借鑑紮根理論的主軸編碼範式對資料進行整合分析,由此形成具有一定解釋力度、合適的概念框架和本土化理論。
這一波數折的演化過程不僅要求研究者始終抱著一種開放探索的心態,在各種理論詮釋與研究對象呈現的行為和意義世界之間來回穿梭、循環往返、逐步聚焦研究問題的動態演進,而且要求研究者主動將自己的理論見解和現有理論進行平等對話,併合理地整合到研究結論中。這就是質性研究的行動公式:「拿-破-變-立的循環、旋轉與升華」。
2. 實證方法應體現形式與實質上的規範實證方法都有其約定俗成的研究流程,研究者只有按照既定的流程來開展研究才能確保研究的科學規範,這是形式上的規範。大多數人經過短期的學術訓練都可以掌握這種規範技能,並在實踐中按部就班地遵循。但是要想由形式上的規範躍升為實質上的規範並不容易,需要研究者在長期的學術訓練和實踐中不斷應用、反思、修改、提升和沉澱,最終真正內化為一種學術自覺。
本屆論壇中,國內外各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都體現出深厚的學術研究功底,他們對實證研究方法應用的規範性不僅體現在形式上,更體現在實質上。這種實質性的規範在質性研究方法的應用中最能體現。陳向明教授在實習生與指導教師互動對其知識轉化與身份獲得的影響研究中,應用到紮根理論的主軸編碼;美國布朗大學李瑾博士在兒童學習信念發展的研究中,對通過敘事方式所收集的質性數據運用「內容分析」的原則進行了量化處理,而且特別強調了編碼程序的兩大關鍵步驟,一是編碼立項(Establishing Codes),二是信度編碼(Reliability Coding),並指出了各自應該遵循的編碼原則。
還有學者對某種具體方法的設計規範提出了建議,雷萬鵬教授在談及問卷設計的問題時特別指出,問卷設計一定要有前期的調研基礎,問卷初步成型之後一定要有試調查,問卷要吸納不同群體討論、修訂和完善,問卷設計的目的是要尋找結構性問題。他們團隊為設計一份儘量完美的問卷,前後打磨了60多個版本。
劉善槐教授在針對農村教育問題開展的大規模調查中,圍繞「調查誰」、「調查什麼」、「怎麼調查」制定了詳細規範的調查流程,為研究實施提供了參照和準則。此外,實證方法的規範性在心理學研究中也有明顯的體現。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周兢教授在研究漢語兒童閱讀發展的特點與規律時,採用了「語料+測驗+眼動儀」的研究方法;華東師範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郭秀豔教授在研究「後悔」這一人類共同的社會性情緒時,綜合運用了自評報告、行為測量和腦功能成像等技術方法,這些方法都具有嚴謹的形式規範。
3. 靈活運用多種實證方法服務複雜教育問題解決在現實中,無論是宏觀的教育政策問題,還是中觀的學校和教師發展問題,抑或微觀的課堂教學問題,都不可能希冀使用單一的研究方法來解決問題。教育問題是關涉人、社會、文化等相互交織的複雜問題,必然要求綜合、靈活應用多種研究方法來解決它。本屆論壇中,大多數研究者都應用多種方法來開展研究,而且研究方法的選擇均由研究的問題而定。
總體上研究方法表現為以質性方法為主、以量化方法為主、綜合應用量化與質性方法三大類別。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杜鵬教授探討的中國老年人主要生活來源變化的主題,主要就是利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即隊列分析的方法,追蹤揭示了同一批老年人在相同時間節點上所經歷的變化,彌補了以往研究運用截面數據分析老年群體主要生活來源變化的不足,從而為相關政策制定提供更加科學的依據。
廣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王彥教授針對廣西桂北地區鄉村教師的專業成長問題,主要運用質性研究的方法,從文化學的視角進行了富有深意的分析。雷萬鵬教授在探討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政策研究的問題時,同時應用量化和質性的方法開展研究,他還特別指出量化與質化研究都是基於證據的實證研究,任何一種研究都是有局限的研究,方法各有利弊,方法間具有互補性,在應用時應尋找合適的方法組合,有效解決現實問題。
從廣義的層面講,現實世界是數據的折射和反應,我們生存的世界都是由各種各樣的數據構成的,包括顯性數據和隱性數據。因而在複雜的教育世界中,如何理解數據的複雜性是數據收集和分析的重要前提和基礎。教育實證研究中的數據既包括量化數據,也包括質性數據,量化數據是指能夠用自然數字表徵意義的數據,質性數據是指通過觀察、訪談等手段獲得的本文、圖片、影視等數據。兩類數據在教育實證研究中雖各有側重,但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本屆論壇中,研究者所展現的教育實證研究數據主要偏向量化數據,而且量化和質性數據的結合也是較為明顯的特徵。
1. 理解數據複雜性的內涵數據在本質上是靜態的,而教育實證研究要求研究者用靜態數據來分析、解釋和支撐鮮活靈動的教育實踐。這本來就存在某種缺陷。這暗示著複雜的教育實踐難以通過靜態的數據來表徵。總體上,數據的複雜性主要有三方面的涵義:一是數據結構的複雜性,即教育實踐中更多是非良構的、離散的數據,這類數據不容易探查其內在的關聯性和規律性,而我們在教育活動中所獲得的又大多是結構良好的數據。二是數據表徵的複雜性,即我們難以用數據全面表徵教育活動的多重屬性,而僅僅是局部屬性。三是由大數據帶來的複雜性,即大數據的大量、高速、多樣、低價值密度和真實性直接促成教育數據在量和質的層面發生變化,為教育實踐問題的解決既提供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
本屆論壇中,諸多學者均指出教育數據的複雜性。杜鵬教授提出關於老年人生活來源的截面數據不利於追蹤同一批老年人在相同時間節點上所經歷的變化。劉善槐博士針對農村教師配置問題,開展了以決策為目的的構建性研究,其中構建了複雜的數據測算模型。南京財經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黃斌教授從教育經濟學的視角分析了教育研究中的因果關係,指出判斷因果關係最困難之處在於「要求假設的『因』對『果』的影響已經考慮了其他所有可能的解釋」,事實上要實現對全部變量的控制是極具挑戰性的。
雖然標準隨機實驗在理論上能夠確定因果關係,但是由於其應用於社會行為中存在諸如成本巨大、倫理道德爭議而並不可行,因而需要致力於發展針對非實驗(觀測)數據的因果推斷方法,該方法的核心問題是如何處理殘值中的異質性。他同時指出,現實中非實驗(觀測)數據的因果推斷方法主要是準實驗方法,可以通過工具變量法、傾向得分法和倍差法來解決異質性的問題。
在教育實證研究中,數據收集一定要重視精確性。這裡的精確包含真實、準確和有效三層涵義,真實強調數據應來自被試本人在理解問題基礎上所做出的客觀回應,準確強調數據採集過程中應謹慎並多次核對,有效強調每一份樣本數據的關鍵信息應該全面完整。當然,這裡的精確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即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精確。
只有確保數據收集的準確無誤,才能為數據分析及其結果解釋提供可靠基礎和保障。本屆論壇中,很多專家學者都非常重視數據收集的準確性。王彥教授在開展關於鄉村教師和學生的調研過程中,其團隊針對廣西某鄉村1-2年級學生開展的問卷調查,所回收的數據要全部剔除,因為針對這個學段的學生採用教師當場讀題學生作答的方式,實際上教師每次讀題都要用當地語言重新解釋這個題目,這種引導方式導致所有學生的答案都一樣。
徐勇教授在開展關於惠農政策是否惠農的研究中,利用「百村觀察計劃」進行專項調查,在調查之前都會對教師和學生進行專業訓練,而且將回收的數據納入資料庫之前都要經過嚴格把關,要經過兩次審核,剔除一些誤差,確保數據的真實性,以防止和杜絕虛假數據可能對教育現象解釋和教育決策制定帶來風險。
3. 數據分析的客觀性是一種研究態度客觀性實際上是對研究者研究態度的一種期許。教育實證研究中的數據分析一般包括量化數據分析和質性數據分析,常用的量化數據分析主要有描述性分析、相關分析、回歸分析、方差分析、聚類分析、因子分析等,能通過相應的量化分析軟體來實現,只要量化數據的質與量都足夠好,分析得出的結果就具有可靠性和可信性。
而質性數據的分析過程通常要從無序的數據中找出有序的結果,其核心環節在於建立編碼系統,即按照「切分意義單元-提煉意義內容-編碼歸類-分析與解讀」的大致思路,不斷通過歸納和推理,最終得出具有較強解釋力的本土化理論(陳向明,2000)。雖然目前輔助質性資料分析的工具有Atlas.ti、Nvivo、Maxqda等,其具有一定的操作便利性和可視化呈現的優勢,但是分析的過程仍然具有較強的主觀性,這就要求研究者運用自身的智慧來儘量客觀公正地展現數據分析的過程。
相對而言,量化數據收集的重要性要高於數據分析的重要性,因為收集數據的質與量決定數據分析結果的質量;而質性數據分析的難度則遠遠高於數據收集的難度,因為數據分析需要依靠研究者自身的經驗與智慧不斷在原始資料與已有理論之間進行假設、驗證和建構。在本屆論壇所涉及的幾項質性研究中,研究者對質性數據的分析均體現出研究者本身具有深厚的學術底蘊和智慧。例如,陳向明教授、李瑾博士、王彥教授等從文化學的視角分別對實習生與指導教師互動、東西方學習模式與兒童學習信念、鄉村教師專業成長的鄉土環境和文化基因進行了獨到的、令人信服的、有新意的質性分析。
不同研究者面對同樣的數據分析結果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因此在對實證研究結果進行解釋時,研究者必須要釐定數據結果所能解釋的範圍,在限定的範圍內進行深入的探討。所能探討的深度就是研究結果的質量體現,有價值的研究議題必定期待有深度、高質量、經得起考驗的詮釋。而高質量的研究結果也必定能對內促進本學科領域的深化,對外影響相關學科領域的發展,進而為我國的政策制定和教育改革提供紮實可靠的證據。
1. 研究結果的解釋應具有解釋力度數據分析的結果如何解釋,數據解釋的範圍和尺度如何釐定,這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又一關鍵問題。當前我國教育類學術期刊中有不少實證研究類文章在研究結果解釋方面存在解釋牽強和闡釋膚淺的問題,甚至存在數據分析過程複雜但研究結果無需證明的矛盾與尷尬。這是典型的為方法而應用方法的結果,並沒有圍繞為解決問題而運用方法的核心。
在研究結果的解釋方面,量化解釋和質性解釋也截然不同,量化解釋依據問題和量化數據的分析結果來進行,具有較強的客觀性,主觀性主要體現在研究者對分析變量的設定,以及對結果的闡釋;質性解釋則依據問題和質性數據結果來進行,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實際上質性數據分析的過程就是研究結果建構的過程,兩者的界限並不明顯。
本屆論壇中,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針對各自的研究議題,通過選擇適宜的研究方法,進行各個層面的數據分析,最終呈現出非常多樣化的研究結果,而且建立在數據分析基礎上的結果闡釋都比較令人信服。當然,任何實證研究都不可能達到「完美」的境地,但可以不斷接近「完美」的程度。雷萬鵬教授團隊為設計一份針對「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調查問卷,先後打磨了60多個版本,但最終仍然發現問卷存在瑕疵,因而也可能影響到研究數據的收集和結果的闡釋。
2. 研究的深度就是研究結果的質量如何保證研究的質量,實質上也是如何提升研究結果的質量問題。無論是調查研究、歸因研究、個案研究,還是建構研究,都要通過紮實的研究過程來體現研究結果的質量。當然研究結果的質量首先取決於研究選題的質量,只有有價值的研究選題,才可能得出有價值的、高質量的研究結果。
為了確保研究結果的質量,還需要研究者慎重而靈活地選擇研究方法,通過研究方法的互補來完善研究的過程。此外,還可以通過多元互證的方式來證明和提升研究結果的質量。本屆論壇中,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在研究議題的選擇上都非常重視質量,這些研究議題大多與我國當前國情和教育實踐中凸顯的問題相關,因而為研究結果的質量奠定了良好基礎,如惠農政策、老年群體收入構成、農村教育、課堂教學、學習模式、兒童閱讀、教師教育等,都展現出「值得研究」的意義。
在研究方法的靈活應用方面,不少研究者將量化方法與質性方法相結合,將多種量化方法相結合,隨著問題的發展不斷引入新的方法,最終目的是為研究問題的解決而服務。在多元互證方面,柯政博士在開展「『好學校』的辦學水平更高嗎」的研究中,為了驗證初步得出的「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的辦學行為沒有明顯差異」這一結果,還利用了2009年PISA上海數據涉及的152所學校進行驗證,在此基礎上提出科學設置「實驗學校」(而不是「重點學校」)制度的建議,這種二元互證不僅使研究結果可信,而且有利於指導實踐。
Louise Wilkinson教授在開展「阿瑞爾的個案研究:早期代數思想的構建與交流」研究中,為了提升研究結果的質量,同時糾正人們認為的「個案研究是不夠嚴謹的實證研究」的認識,通過全面多元的數據採集、嚴謹的數據描述和分析,以及其他研究人員對案例的研究和解讀,以期證明該研究是合理嚴謹的實證研究。其中,數據採集的渠道主要有面對面觀察、觀察筆記、視音頻記錄、成績單、筆記、訪談等,研究效度主要通過多維數據源互證、參與觀察、對背景和數據的深描、同行評論等方式來保證。
3. 高質量的研究結果延展學科和實踐研究結果的延展性主要包括兩層涵義,一是指對本領域理論的拓展和對實踐的指導及引領,二是指研究結果所產生的社會效應和貢獻。在理論拓展方面,陳向明教授在開展實習生與指導教師互動的研究中,借鑑「符號互動論」、「行動科學理論」、「互動儀式鏈理論」、「仁禮」關係和「華人人際和諧與衝突理論」等,最終形成具有一定解釋力度的本土化理論。王彥教授對廣西桂北地區鄉村教師專業成長問題提出了新的解釋,認為鄉村教師並不完全像當下研究視域中的那麼不堪,很大一部分鄉村教師對自己的專業生活依然有著一種天然的、本能的和純樸的堅守,除了物質環境、機會平臺與成就動機等因素之外,鄉村教師的鄉土歸屬對於鄉村教師的專業成長有著顯著性影響,當地的民風民俗以及尊師重教的傳統對鄉村教師的專業成長也有著顯著性的影響。在實踐指導及引領方面,Bill Mc Diarmid團隊歷時長久、持續跟蹤的教師教育幹預研究揭示出,一定要讓教師更多地直接投身到課堂中去進行教學的練習和演練,而不是理論化的閉門造車式的學習;在進行實操的時候如何進行有效的督導和指導也非常重要。另外,周兢教授開展的新疆民族兒童雙語學習與閱讀教育研究,其研究結果已經用來指導新疆民族兒童雙語學習與閱讀的實踐。在社會貢獻方面,徐勇教授團隊圍繞惠農問題、基於百村觀察研究形成的研究報告,引起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等決策部門的高度重視,並據此調整惠農政策。雷萬鵬教授團隊圍繞「農村教學點」、「寄宿制學校」、「留守兒童」、「城鎮大班額」、「農村代課教師」等議題,向國務院、教育部提交了13份教育政策諮詢報告。劉善槐博士的研究成果直接轉換為2015年全國「兩會」提案,即《關於進一步調整我國農村教師編制的提案》。總之,當我們的教育實證研究成果能夠真正促進學科理論發展、指導實踐、服務社會的時候,也是我們教育研究者感到欣慰和贏得自信與尊重的時候。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李政濤教授在主持開幕式中指出,兩屆全國教育實證研究論壇主要有兩點差別:一是首屆論壇更多是討論「為什麼要做實證研究,什麼是實證研究」,本屆論壇更多是關注「怎麼來做實證研究」;二是首屆論壇更多是展現實證研究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本屆論壇更多是聚焦到「數據分析和研究」上。確實在本屆論壇中,諸多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怎麼做實證研究」的核心問題,為我們展現了教育實證研究的研究理路和廣闊圖景,將教育實證研究又向前推進了一大步。他們對研究議題的把握與切入、對實證方法應用的規範與靈活、對數據收集及分析的謹慎和深入、對研究結果的解釋與升華,無不體現出他們敏銳的學術敏感、嚴謹的學術風格、過硬的學術功底和實事求是的學術品質。隨著教育實證研究的逐步推進,實證研究的方法與精髓也將逐漸內化到研究者的學術素養中,進而經過研究、沉澱和積累最終產出高質量的實證研究成果,從而為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促進科學決策、加強國際對話、提升國際影響力提供可信可靠的依據。然而,教育實證研究的深入開展並非易事,我們離內蘊實證精神的實證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誠如華東師範大學袁振國教授(2016)在這屆論壇閉幕式總結髮言中所指出的,今天我們300多種教育雜誌所發表的文章,大概90%以上都不能算作「研究」,最多只能說是為研究做的準備。我們所發表的成果僅僅是談一些自己的觀點、想法,並沒有調動自己的經驗積累,依靠我們的智慧去思考問題,這可能會造成我們學術水平的長期徘徊。實證研究作為當今國際教育研究的主流話語和主要方法,我們要想在國際教育研究中獲得平等的話語權,贏得國際同行的認可,必須身體力行地做一些自己可以駕馭的實證研究,而不是憑藉想像發表感想。
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大數據、腦科學、虛擬實境、人工智慧等技術逐步成熟,必將為複雜教育問題的解決提供新的思路、途徑和方法。當前世界各國對這些技術及其應用的關注度非常高,聯合國Global Pulse在2012年發布了《大數據發展:挑戰和機遇》報告,美國教育部在2012年發布《通過教育數據挖掘和學習分析促進教與學》報告,我國國務院於2015年9月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旨在推進大數據的發展及其對教育教學等諸多領域的深入應用。新媒體聯盟發布的《2016地平線報告:高等教育版》中指出,學習分析將是未來1年內廣泛採用的技術之一,虛擬實境是未來2~3年內採用的技術之一,情感計算是未來4~5年採用的技術之一(NMC,2016)。未來技術對高等教育的影響正在加劇。此外,各種測量大腦活動與行為的新技術的出現也促進了腦科學的發展,腦與計算機深度融合後產生的腦機融合系統,不僅有助於促進腦與機器的相互調用、相互學習、相互適應,也有助於機器智能與生物智能在諸多方面形成相互補充和相互增強的勢態,進而推動人工智慧新理論新方法的發展(吳朝暉等,2015)。由此可以預見,未來科學技術尤其是大數據和智能技術將會為進一步豐富教育實證研究方法提供突破口,為教育數據的採集、獲取、分析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途徑,進而為解決複雜的教育問題提供更加多樣化、更具精確性的支持路徑。同時,未來教育實證研究跨國界、跨學科、跨領域的特徵也將進一步凸顯,未來教育研究將需要國內外教育研究者和技術專家共同來完成,因而也將凸顯「研究有品位、合乎專業規範、有親切感、富於智慧性且有效用的多重特徵」(閻光才,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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