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遊樂園是工業時代的產物。人類馴服電力之後，各種現代機械的出現成為可能。1861年發明的旋轉木馬，1865年出現的過山車和1893年建造的摩天輪，成為現代遊樂園最炫人耳目的所在。
從源流上說，主題公園和遊樂場都脫胎於歐洲傳統中的三種文化現象。第一種文化現象是始於中世紀的周期性集市（fair），後來則出現歡樂園（pleasure garden）。和集市不同，歡樂園純粹為公眾休閒娛樂所建。除了基礎的娛樂設施外，不少歡樂園會推出不同的特色項目，如觀光溫室、動物園、獸欄、音樂廳等。歡樂園出現的高峰在18至19世紀的倫敦，時值工業革命早期，也是資本主義和市民社會發展的鼎盛時期。
不過，驅使當代主題公園出現的，是第三種文化源流：世博會（world fair）。
乍看起來，世博會和主題公園是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東西，一個陳列著當世驚人的發明創造，另一個只是市民休閒娛樂的去處，似乎並無可比性。然而，對比研究世博會和主題公園後發現，它們不僅在空間結構上具有驚人的相似性，而且表象背後牽連的社會心理更將我們帶到廣闊的視野下——一幅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世界生活圖景躍然眼前——那裡充滿了對世界的打望、對資本的狂熱、對理性和科技的痴迷，還有對帝國主義的留念。
幻想和幻滅：芝加哥世博會與白城火災芝加哥曾一度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縮影。19世紀下半葉的芝加哥在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巨大張力中度過，而1871年的一場大火將積蓄已久的力量釋放了出來。大火持續燃燒了三天。火苗從一處糧倉燃起，燒過九平方公裡的芝加哥，造成三百餘人喪生，十多萬人無家可歸。隨後，芝加哥在艱難的重建中度過了22年，直到1893年，芝加哥成功舉辦了世博會。為紀念哥倫布發現新大陸400周年，因此此次世博會又稱哥倫布紀念博覽會（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這次盛會一方面消耗並展示著帝國的全球貿易所得，另一方面也為剛從大火中復甦的芝加哥提振信心。
1893年芝加哥世博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名為白城（White City）的主題公園，它是二十世紀陸續出現在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地的白城主題公園和月神公園（Luna Park）的前身。用今天人們對主題公園見怪不怪的眼光回望一個世紀以前的人們，或許會令人感到詫異。令我們感興趣的不僅有那時的人們爭先恐後嘗試大型摩天輪（最早的摩天輪即出現在白城，由美國人費裡斯設計，目的是與巴黎鐵塔媲美）、過山車、激流勇進等娛樂項目的好奇，還有對科技的驚嘆，對「萬國朝覲」的幻想的駐足。選擇將白城建在世博園中不是偶然，二者形成互文關係，協同共生，為一種亟需被闡釋的現代性假定作註腳。這些由混凝土澆築而成的新古典主義建築有其獨特的象徵內涵，它們同世博會上的其它展品一樣，需要被展覽和觀看。
電影觀眾想必對克里斯多福·諾蘭導演的《致命魔術》（2006）中的這一幕記憶猶新，其中用超現實主義的魔幻場景誇張地再現了一百多年前的人們第一次在博覽會上親見交流電的魔力。正如參觀芝加哥世博會的人們，見識了前沿的科技成果，也見識了彼此的好奇心和對新事物的天性。人人心中都寫滿對新能源，尤其是電能的狂熱崇拜。當人們來到白城，兩種矛盾將他們和白城聯繫在了一起。一方面，白城是一項浪漫而理想的烏託邦實驗。白城誕生於西方社會現代主義早期，是商業和媒體發達的表徵。然而，白城周遭被重汙染工廠和赤貧居民區圍繞，與石膏仿製的羅馬大理石雕塑所象徵的光潔和古典榮光形成鮮明對照。另一方面，這裡陳列著舊式帝國主義殖民過程的貿易成果，而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共謀使理性與技術的信徒堅定了踏上世界其它版圖的又一次徵程。由此可見，像白城一樣的早期主題公園被置於對永恆的幻想和技術的魔法化的雙重偽裝中。
略帶諷刺意味的是，用於展示芝加哥重建成就的白城，卻在1894年7月的一場大火中付之一炬。白城大火引來了和它平時一樣多的參觀者。白城的火災具有象徵意味, 而白城的覆滅也常被作為19世紀末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轉喻被後人談起。覆滅的白城如同運用修辭術的現代主義藝術品，與它自誕生之日起存在的種種矛盾遙相呼應。
除了火災，白城的設計者一定想到，石膏仿製的大理石雕塑長久不了。不比大理石的持久性，這些石膏仿製品短時間內就會瓦解。於是，世博會和白城成為了一種通過永恆性的偽裝來展示永恆性的臨時場所。這組矛盾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是必要的，因為臨時性暗含了新穎事物源源不斷出現的可能性，隨時準備破舊立新才能在不穩定狀態中尋找更具吸引力、更有效率的吸引物。因此，白城滿足著全球化語境下的消費主義信條。它也有別於傳統集市，但更接近於後來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大型主題公園。即使後來者被捲入不同歷史時期的風尚、政策與商業話語，白城依然是二十世紀諸多主題公園的啟迪者和標杆。
市民圍觀白城大火。（圖片來源：網絡）燒毀前的白城（1893，圖片來源：《紐約時報》）白城明信片，圖中的娛樂項目是激流勇進（圖片來源，urban-history.org）愛國主義的遺產：康尼島的衰落與迪士尼樂園的誕生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遊樂園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895年，海獅公園（Sea Lion Park）在康尼島開業，這是全球第一家需要單獨購票進場的主題公園。也就是說，不僅乘坐海獅公園的遊樂設施需要購票，連進入公園地界也需要門票了。此舉在主題公園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不僅意味著經營者對主題公園的認識發生了改變，而且標誌著一種美國式的新興大眾文化和消費形式被明確確立起來。
當城市居民有了更多閒錢和時間，主題公園便滿足了這部分人的消費需求，位於紐約布魯克林的康尼島（Coney Island）在很短的一段時間中，搖身一變成為美國的娛樂休閒勝地。它和其他主題公園，如越野障礙賽馬公園（Steeplechase Park）和夢想世界（Dreamland）與海獅公園一道，預示著現代消費文化的到來。
然而，20世紀初，「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相繼重創了美國經濟，消費環境大不如從前。以康尼島上的主題公園為代表的美國娛樂消費場所一蹶不振，許多主題公園無法經營下去，只能關門。經營狀況最好的越野障礙賽馬公園儘管度過了經濟的寒冬，卻沒能在戰後新形勢下完成轉型，終於在1964年停業。
戰後的美國逐步進入後工業時代，一方面面臨「冷戰」的國際形勢壓力，另一方面國內產業結構也亟待調整。就在此時，迪士尼樂園不期而至。1955年，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創辦的全球第一家迪士尼樂園在美國加州阿納海姆市開業。據說，華特·迪士尼受到了同在加州的格裡菲斯公園（Griffith Park）啟發，想以迪士尼的文化資本建造一座多功能主題公園。不過據埃裡克·拉爾森（Erik Larson）在其暢銷書《白城的魔鬼》（The Devil in the White City，2003）中記載，華特·迪士尼也許受到了父親埃利亞斯·迪士尼（Elias Disney）的影響，後者曾在前文提到的白城當過建築工人。
阿納海姆的迪士尼公園開張後，為了立穩腳跟，需要在「米奇和米妮」之外開發更持久、更具象徵意義的美國文化遺產。華特·迪士尼首先想到了愛國主義。樂園開業第二年（1956年），「自由街」（Liberty Street）項目開啟。「自由街」位於八個主題世界之一的「美國小鎮大街」（Main Street U.S.A.）一端，故事發生在獨立戰爭時期，那裡的建築儘是美國建國初期的風格。最具代表性的是「總統禮堂」（The Hall of Presidents），展示著三十四位美國總統。除了「總統禮堂」，還有「《獨立宣言》禮堂」，如當時宣傳冊所言：「我們呈現給觀眾的不僅是一場秀，更是一次鮮活的體驗。……那裡再現著《獨立宣言》的制定、籤署和發表。」與此同時，「自由街」與園區內諸如「探險世界」（Adventureland）和「明日世界」（Tomorrowland）的其它主題世界遙相呼應，用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書寫著美國史和美國精神。
自由街（圖片來源：網絡）這是文化資本與商業策略聯盟的第一個階段。顯然，華特·迪士尼將美國式的愛國主義遺產闡釋得火候正好，既客觀上迎合了美國政府的「冷戰」政策，又使市民在各主題世界的小商店一進一出的購物體驗中完成了「愛國主義教育」。不僅如此，他還努力將愛國主義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消費文化和自由貿易聯繫在一起。在當時的一則紀念品商店廣告上有這樣一段話：「迪士尼樂園……夢想實現之地……幸福的所在。……每一件商品都出自我們美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和匠人之手……。」這則廣告不僅把參觀者的消費欲望與個人夢想和幸福聯繫在了一起，而且已然學會將社會化大生產的產品包裝成更具懷舊氣質和民族情懷的手工藝品。而在另一本宣傳品上，迪士尼樂園也不怯表達對自由經濟的態度：「迪士尼樂園生動地表達了美國的歷史遺產和它與自由商業精神的緊密關聯，……如今美國商業和工業的增長離不開早年國家奠基者們篳路藍縷。」
毋庸置疑，在迪士尼樂園誕生以前，「迪士尼」就已經是娛樂產業的帝國。而華特·迪士尼將其野心帶到了現實世界，並將現實化的虛擬文化要素同主題公園這一形式有機結合，形成永久性的劇場和嘉年華，時時有節目上演著。迪士尼樂園利用背後無可比擬的社會資源，搭建起一個跨媒體的、全方位的王國。迪士尼文化也超越公園的物理邊界，來到日常生活中，塑造著一代人的樂天性格——美聯航將迪士尼樂園的圖景噴繪在直升機上，北美保險公司更是將迪士尼樂園打進了廣告語：「讓您的每一天如在迪士尼樂園般無憂無慮……」
文化資本與全球城市：當代主題公園的象徵與價值城市要素對當下主題公園的發展與擴張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麼說不表明城市在過去不重要；相反，城市曾在主題公園的形成之初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條件，如人口和物資的聚集、工作時間與閒暇時間的界定、城市消費文化的出現等等。城市對於當下的特殊意義在於，城市在全球化的推動下越來越成為超越民族國家的存在。我們常在媒體上看到這樣的宣傳標語，一座全球城市的文化不僅是國家的，更是世界的。在更快速、便捷的交通和通訊技術的引領下，世界各大城市的主流生活方式都在商業和傳媒的宰制之下趨於雷同。城市內部文化現象異質化的同時，主流城市居民卻大多在一個更普遍的層面上生活在一種虛假的文化多樣性表象之下。因而，城市一邊匯集著各路資本和勞動人口，一邊亟待建立象徵性的文化價值和身份認同。
以今年6月即將開業的上海迪士尼樂園為例，全球最高、最大的迪士尼城堡不僅將成為樂園的地標性建築，也將成為上海的新地標之一。這是可預見的。當然，這是當代主題公園的特徵之一——建造文化化的城市景觀，使其成為城市名片，並在國際舞臺上立足，反過來也增強城市居民的認同感。毫無疑問，包括迪士尼樂園在內的整個迪士尼度假區是商業與文化資本的強力結合，其象徵地位表現在現實和虛構兩個相互滲透的層面。一方面，與迪士尼相關的文化產品為其提供「軟實力」支持，美國式英雄主義與冒險精神被偽裝成具有普遍性的童話故事以夢幻的方式來到現實中，光顧工薪階層的尋常生活；另一方面，賦予迪士尼樂園象徵意義的還有遊客和當地人、建築商和投資者，他們的互動關係令川沙新鎮在上海的大都會版圖中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如果說早年間的迪士尼樂園是作為文化資本的愛國主義遺產與消費主義的集中表現，現在的迪士尼樂園則是資本全球化的一部分。當巴黎、東京、香港和上海興建迪士尼樂園的時候，大張旗鼓地宣傳愛國主義已不切實際。在跨國公司時代，不可能讓華特·迪士尼公司單獨運營所有全球範圍內的主題公園而不與當地公司合作。事實上，當初的愛國主義只是面對商業策略時找到的解決方案，因為當文化轉變為文化資本後，它的範疇已經發生了偏移。此時愛國主義可以被替換為其它內容，以迎合局勢的變化。而隨著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崛起，類似的「文化軟實力」將更具滲透性，甚至化身為自我延續的（self-perpetuating）社會性存在。
回到迪士尼樂園誕生之初的年代審視當下會發現許多有意思的現象。迪士尼樂園崛起的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正值美國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也是主題公園發展的關鍵時期。除了迪士尼樂園，另外兩座至今仍聞名於世的主題公園好萊塢環球影城（Universal Studios Hollywood，1964年開業）和奧蘭多海洋世界（SeaWorld Orlando，1973年開業）也誕生於這一年代。這些主題公園以遠超個人想像的商業體量運作著，可謂娛樂產業的龐然巨物。在其它國家主題公園式微的二十一世紀，來自美國的主題公園依舊能吸引全世界的目光，甚至成為美國消費主義的代名詞。正如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小布希在「9·11」恐怖襲擊發生兩周後發表公共演說，希望藉此緩和市民對經濟和消費前景的擔憂。但美國政府似乎更希望美國人民自己行動起來：「飛往美國那些可愛的景點去玩一玩吧！帶著你的家人，去迪士尼樂園和佛羅裡達享受生活去吧，這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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