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在1911年成立之後，經過一百多年發展，成為全世界認可的一所知名大學，在全球的排名一直位於前列，這當然與其本身的科研和教學有相當大的關聯。任何一所大學要站穩在全球的地位都必須具備這樣的能力：科研和教學。現在香港大學的發展，跟紐約大學、倫敦大學這些全球知名大學一樣，它還有第三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支柱，那就是終身學習。
香港大學SPACE學院，早在1956年就成立了。60年走過的日子，比香港其他大學的歷史都要長。60年間，香港大學SPACE學院在香港培養了250多萬人才。
香港大學SPACE學院可能跟大家曾經想像中的內地的繼續教育學院有所不同。香港大學的很多科目，是在香港大學SPACE學院誕生的。在香港大學開設MBA等管理課程之前，我們就有一個課程叫做Diploma in Management，開創了香港本土歷史上管理教育之先河。那時，香港大學SPACE還叫做校外課程部，直至90年代才更名為HKU SPACE。
法學院也是誕生於SPACE學院的一所學院，是SPACE開始了香港最初的法律教育，最終演變成為今天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香港大學的中醫學院也是誕生在我們這裡。所以香港大學的很多課程，都是因為在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SPACE)完成並且成熟之後，逐漸演變成一個院系。SPACE學院是香港大學很多課程的開發者、探索者。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必須比其他學院要更早一點認識到市場的需求，把課程研發設計出來。
所以，香港大學SPACE學院與業界的關係、與社會的關聯，就必須非常緊密，這也是香港大學SPACE學院在60多年裡能夠不斷發展的原因。香港大學SPACE學院，也是亞洲第一所由校外課程開始，演變為專業的終身學習的高等教育機構。今天，香港大學SPACE學院與30多個世界知名大學都有著緊密合作，為我們這樣悠久的歷史添上了絢麗的一筆。
當然在香港大學最年輕的一所學術單位，可能就是我們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港大ICB)。這個學院剛剛走完了6年的歷史，時間非常短。從北京開始到上海、深圳、成都，我們已有4個教學中心，此外我們還有聯合創辦的廣州教學中心。短短的6年當中，我們已經有了8000多位校友。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能夠如此好的發展，我們要感謝所有校友對我們的信任。同時我們在創辦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的時候，有清楚的使命，那就是：在中國內地30多年的蓬勃發展之後，我們如何能夠幫助中國未來30年的經濟發展。
中國前35年的目標，毫無疑義，就是擺脫貧困，變成世界工廠。未來35年，中國必須變成一個世界創新中心。世界創新中心離不開人才，離不開各位。如果沒有人才，我們就不可能在創新上有所突破。這就是我們的理念和使命：我們希望在中國的未來發展中可以貢獻一份力量。我們還有一個願景，就是打造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作為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不僅僅是沒有校牆;在我們學習的方法、方式和溝通當中，更可以打破我們大家心裡的界限和隔閡;使我們能夠同心同德、一起努力，創立一所不僅在專業深度上超越其他商業學院，而且學院上下大家可以同心、同理、同行。這就是我們講的所謂人本教育。如果你問我是什麼原因使得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在過去的6年中有小小的成就我想就是我們這個團隊，包括老師、同學在內所擁有的熱情。我們的熱情就在於我們想要做出改變，改變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
Mobility
從教育來講，我們不僅要教「術」還要教「道」。教育有什麼樣的使命?我覺得第一個叫做mobility。何為mobility?就是教育能夠提供給大家向上移動的能力。給弱勢群體或者底層群體最後一個向上的臺階。如果這個臺階被剝奪了，他們的機會就被抹殺了——這個社會的進步就凝滯了，底層的百姓也就沒有希望了。
在過去的幾年當中，政府採取了一些政策，增加農村孩子在達到分數線後進入211高校的機會，使很多弱勢群體也能夠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如果沒有這樣的機會，這些人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和來自北京、上海的同學競爭。教育的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根據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大部分國家，收入越不平等、人群向上的流動性就會越少，最終扼殺社會創新。拉美一些國家如巴西等就是典型。而中國也並不能驕傲，因為我們的收入是懸殊的。而在收入相對平等的、社會流動較大的國家，包括丹麥、挪威以及芬蘭等，人群向上的流動非常大。人群流動性能夠決定一個國家的創新能力。為什麼矽谷能夠吸引全世界的人才?這值得我們深深的思考。
大家知道中國現在有多少人在美國讀書嗎?在2014到2015學年，中國在美國高校讀書的人已經達到了30萬。他們為美國貢獻了100億美元的收入，佔美國外國留學生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說2014至2015年美國的外國留學生收入是300億美元，而中國留學生佔三分之一。這表明什麼?這表明我們中國的教育體制需要反思。中國的教育到目前為止到底在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教育要使一個人有獨立思維的能力。如果沒有獨立思維能力，就不可能獲得創新的能力，也不可能有向上行走的能力。
去年我到過以色列，它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創業國度。以色列每年出口當中，Hi-technology以及生命科學相關的行業佔50%。以色列的創新成就也是因為大量的外來移民。不要以為以色列只是一個猶太國家，冷戰後很多東歐的前蘇聯移民來到以色列，他們幫助奠定了今天以色列創業創新的基礎。
香港曾經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它曾經吸引了來自全球的人才，使這個城市充滿活力。然而今天的香港開始排外了，於是它進入了死水一般的狀態。上海也是一樣。上海曾經是中國最好、最美、最強的城市，因為它是一個開放性的城市，吸納了全世界的移民。它接納了像哈同這樣的猶太人，也接納了蘇北貧窮的百姓，這樣上海才會有那麼好的發展。曾經一度，上海關上了大門，變得黯然失色。今天的上海又恢復了繁華，再現昔日的美好景象。因為現在的上海是一個開放的城市，你可以在那裡見到來自各國的人士，也會見到許多新上海人。這使得上海重新成為了一個有蓬勃生命力的城市。
在學術界，教育能否提供向上的mobility一直以來存在爭議。來自劍橋大學的一份最新研究調查取樣3萬個50、60、70、80四個年代的人，得出了一個結論，五、六十年代的英國人通過教育而向上的流動性是非常強的，但是到了七、八十年代，即使生活和教育水平超過以前，mobility也呈減弱的趨勢。也就是說，五、六十年代曾經是英國mobility最輝煌的時期。其實過去的35年，也是中國人mobility向上發展非常快的一個時期。這是由於七十年代後期的教育體制改革，高考的恢復，使得很多人獲得教育機會。許多年輕一代的父輩，稍微年長一些的這代人就因此趕上了機會。
然而中國的今天和美國一樣，面臨貧富懸殊的問題。美國政商名流的子女可以比別人更有優勢進入最頂級的學校。美國的大學還有這樣的政策，如果你的父母曾經是這個學校的畢業生，你將會被優先錄取。例如小布希可以去耶魯大學學習並不是因為他成績好，而是因為他父親畢業於耶魯大學。小布希曾開玩笑說，成績是C的學生可以做總統，而成績是A的學生只可以做副總統。
貧富懸殊，這是一個全世界都面臨的問題。今天香港GDP的35%控制在十大富豪手中，這樣的貧富懸殊造成今天香港的社會困局。香港的弱勢群體暫時還有得到教育的機會，因為香港的中小學教育都是免費的。加上香港的公屋制度，使得香港的社會矛盾還能夠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如果連這些福利都沒有了，香港的矛盾就更難以控制了。
Morality
即便有不同的研究表明，今天我們通過教育向上移動的機會比以前少了，我們仍然相信機會存在。在今後35年，我們在座的所有人，如果你們可以獲得跟別人不一樣的專業知識的話，你們向上的機會就一定會比別人多，因為中國需要這樣的人才。但是如果說在課堂裡面最需要培養學生的是獨立思維能力的話，我們更需要強調Education Morality——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並不是政治課說教，而是培養學生成為什麼樣的人。
魏則西事件讓我們揪心。從這樣一個大學生的死亡引發的公眾對在中國已經習以為常的一些商業的運作方式的質疑，這些方式原來是極其不道德的。在這一悲劇之後有人對比百度與谷歌。這兩個企業之間的不同是否代表著中國與美國之間的不同?如果是的話，中國的軟勢力、競爭力、影響力將永遠不可能達到美國的水平，而且是a long way to go。需要反思的不僅僅是風口浪尖上的百度，作為一名企業家，或許你應該去想一想，是否可以寧願損失profit和market share，而去履行一個企業應當肩負的責任。Education morality在我們商業教育，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就如韓愈所言：「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失道，中國發展堪憂，中國企業家堪憂。
這種情況不只在中國。2008年華爾街的金融海嘯，多少人傾家當產，但只有一個高管被判入獄，其他始作俑者都安然無恙、自由自在。所以企業缺乏商業道德不是中國獨有的，美國也一樣。安然當年倒下的原因是什麼?在安然工作的最優秀的員工都是美國頂尖的MBA畢業生，他們的目標就是number和profit，他們忘記了一個企業最基本的社會責任。所以安然是被這樣一群美國最優秀的MBA學員推倒的。
從這樣一個角度看的話，教育不僅僅要大家有獨立思維的能力，教育還必須讓大家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如果缺乏了這個使命感，教育就失去了意義。
Market
教育今天面臨著跟以往完全不同的競爭環境。我們必須面對這個market。在這樣一個競爭環境裡面，我們應該做什麼?曾有一個中國教育產業資本相關的一個論壇。其中提及，「中國的教育產業迎來了資本市場的春天，教育投資的黃金時刻來到了，這是千億級的一個教育市場。」聽完這個我很揪心。中國的高等教育在過去20年裡面其實已經走過不少彎路，今天還有這樣一群投資者，或者這樣一群所謂的教育從業者，用這樣的眼光來看待教育。這使我更擔心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教育從來不是為了profit。如果有人仍然想用這個教育來獲取profit的話，他應該離開教育這個行業。
我想強調教育不是為了profit。面對市場競爭的時候，不要忘記了教育的初衷。在清末民初有很多創辦教育的實業家。我們來自江蘇的朋友們都知道，南通有一位著名的實業家，曾經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現代紡織之父，張謇。他創辦了多少學校?他創辦學校不是為了投資回報，復旦大學、上海海事大學、揚州師範學院、東南大學等等，都是他獨立或合作創辦的。這是南邊的大學。北邊還有一家，南開大學。南開大學創始人是誰?張伯苓先生。張先生也一樣，將所有的錢都投入去創辦南開大學和南開中學。清末民初的中國實業家是怎麼看待教育的投資?而今天我們的實業家又是怎麼看教育投資?這值得我們去思考。
大家有沒有看過一本書?這本書的名字叫「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How Chuck Feeney Made and Gave Away a Fortune Without Anyone Knowing」(繁體譯本：《億萬富翁不再》)，講的是舊金山有一位叫Chuck Feeney的先生。他的資產達80億美元，而他在2016年以前已經投入40億給很多大學，不計任何回報，連名字都不留。2016年底他又把他剩下的所有財產捐獻。他沒有留錢給自己的孩子們，而且他和太太住在舊金山一所非常簡陋的公寓裡面。這樣的一個人，捐了80多億美元給教育。我認為他比比爾蓋茨還偉大，像他這樣的人很少。洛克菲勒曾經是美國出名的鐵公雞，然而他想要改變自己的形象，於是他做了幾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就是在每天上班路上要拿出一塊錢給乞丐，因為曼哈頓那個時候很多乞丐。還有就是投資辦教育。創辦了史丹福大學的利蘭·斯坦福，他是來自愛爾蘭的移民，在19世紀排華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然而我們不可否認他的貢獻。
Mindset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雖然我們今天面臨這麼多的競爭，但是教育絕對不能為了profit。教育必須是為了培養人才，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要改變mindset，不僅通過教育改變學員的mindset，我們做教育的人也要改變自己mindset。在座的朋友，你們來到香港大學的時候，要思考如何改變以前的學習方式。在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我們所倡導的是自我對學習的責任。
這個自我責任非常重要。很多人走進教室的時候，永遠都認為學習是老師的責任。我學得不好是老師的責任，我聽不懂是老師的責任，內容太淺是老師的責任，太深也是老師的責任——這不是我們學習的方針。在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我們鼓勵與提倡的是互動學習。這樣的一種學習方式需要大家的投入——不只是坐在這裡聽，而且要思考，要事先研究，只有改變mindset我們才能成長。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Dweck寫了本書談到growth mindset and fixed mindset。Fixed mindset批評了一種心態：變化永遠是別人應該做的，我不想有任何變化。Growth mindset就是面臨不同的環境會不斷變化，不斷進步，所以哲學家、教育家杜威先生說，「Education is a process to enhance your mind。」
我希望大家來到香港大學可以讓你的生活、生命變得更加精彩。希望大家在香港大學有一個不尋常的學習旅程。
劉教授簡介
Prof.LIU, N.R.
香港大學SPACE學院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總監
劉寧榮教授是教育家、營銷傳播專家、與媒體人。他專注戰略發展、品牌管理、和營銷傳播。近年來他致力於高等教育，特別是教育市場化和國際化，以及教育營銷和創新的研究，發表了有關教育、營銷等方面的論文，並出版了有關中國高等教育和繼續教育市場化和分權化的學術專著。他是英國「國際教育發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和「繼續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刋」(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評審人。他還經常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等領域影響中國發展的議題發表演講。
他現擔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推動創立了香港大學SPACE中國商業學院(ICB)並出任創院總監，以及香港大學SPACE企業研究院並擔任創院總監，以創新型專業商管學院為定位，培育專業高管人才。他提倡創新教學和主動學習，強調教與學的4P模式：專業(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實用(Practical)、實效(Problem-solving)，並在專業與高管教育中引進人本教育。
他在媒體和傳播領域有廣泛的經驗，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總監之前，他在美國任職營銷和傳媒顧問公司，在紐約與華盛頓兩地從事企業形象與品牌諮詢。他曾任職多家中英文媒體，並在華盛頓擔任過白宮記者，兩次全程報導美國總統大選，採訪了柯林頓、布希、戈巴契夫等全球知名領袖，其多部深度報導的新聞作品和專著在中國內地、香港、和美國出版。
他曾是美國亞洲基金會、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國柏林國際新聞研究院的訪問學人。他曾於1996年在美國被評選為五百位最有影響力的亞裔美國人。他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碩士，英國布裡斯託大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