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南半球第一高校之稱，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在中國頗具影響力。然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所設文化、歷史暨語言研究院 （School of Culture, History and Language）因「預算不平衡」，即將解僱近1/3的教職員工。因導師離職，許多在讀碩士、博士研究生的學業將受到嚴重影響，包括國際學生。這次事件不啻於學界地震海嘯，截止發稿時，解僱名單已經由一臨時組成的評審委員會決定，但除去自行公開解僱信息的幾位教授之外，整個名單尚未對外公布。
以平衡預算之名在爭議中裁員1/3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成立於1946年。亞太學院和所設文化、歷史暨語言研究院的前身為太平洋研究中心，由時任澳大利亞駐新中國第一任大使弗雷德裡克·伊格斯頓爵士建立，為澳大利亞國立大學4個基礎研究院之一。在長達60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社會學和國際關係、法律等基礎和應用學科交叉的學術生長環境，集中了頂尖的學者和學術資源，奠定了其亞太研究在世界範圍內的領先地位。
2014年，國際法專家維羅妮卡·泰勒教授任亞太學院院長後，對文化、歷史暨語言研究院開展18個月的評審。評審顯示研究院年度預算赤字達150萬澳元，亟需改革平衡預算，但改革方案一經發布即引起學院各方震動。有教授說：「教職員工真的被搞糊塗了。2013年管理層說財政有盈餘，並且還在招募職員。沒過2年，他們就告訴我們預算虧空了?」大部分研究院教職員工也對該評審報告僅僅著眼財政狀況而缺乏學術評估感到憤怒。
部分國際學生因導師離職而陷入困境
維羅妮卡·泰勒教授推出的《變革實施方案》不僅要裁撤教職員工，也要取消小語種教學（古漢語、印地語、越南語、泰語、緬甸語、藏語等），而保留學習人數較多的中文、日語、印度尼西亞語和韓語。
改革方案一出臺就在學院和學校範圍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對於留學生而言，不僅是學習實用知識，在大學裡和多種文化背景學生一起，接受母國文化教育和亞太地區其他國家的文化、語言教育也是同等重要的。一些博士研究生以保護「語言多樣性」為名，自發聯合起來，多次徵集各界籤名，並上書學校決策層。
同時，許多碩士生和博士生因為導師離職而面臨籤證（國際學生）、重新選擇課題甚至放棄學業等諸多困境，也加入到聽證和集會抗議的隊伍當中。由於財政評估不甚明了，學生甚至自發籌集資金，遵照聯邦教育法案以獲取有關信息。聲勢浩大的集會、聯署和面對面的座談迫使新院長更改方案，保留教授小語種的教職工的固定期限合同。對於即將失去導師的學生，學院的措施是逐個安排會談，並給予6個月的延期。然而，對於慕名而來、有既定研究興趣方向的年輕學生而言，輕率地變更導師無疑是學術生涯的挫敗性經驗。
「變革」背景下人文學科受歧視
日前，前任系主任安德魯·沃克教授在校報上發表文章表示，文化、歷史暨語言研究院學者的大部分精力主要集中在研究和帶博士生上，而學校在院系設置上將教學任務交給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院。這種武斷的區分導致大量人文藝術和社會科學院的學生無法或不被鼓勵修亞太學院的課程——儘管後者的學術和研究資源堪稱學界翹楚。隨後，沃克又發表了一篇文章，試圖不通過裁員而平衡預算。他進一步將焦點集中在一項「語言補助」的經費上，認為赤字或只是帳面上的問題。從財政管理角度上講，學校層面按較低比率收取系所運營費（overheads），因此系所截留的本科生學費比較多，盈利用於補助運營成本較高的小語種教學。這種變相資助方式也用於其他需要文化上深入互動的人文社科教學項目。而自亞太研究院（CAP）成立之後，亞太研究院按照與其他6個學院相同比例從研究院抽取更高的運營費用，然後以補助（subsidy）的形式將資金返還給研究院。然而，這項補助並沒有到系所，而是被學院截留。
然而，在師生的質疑下，學院並沒有細化在未來如何扭虧為盈的具體計劃，只是在公開的實施方案中提出以市場調研為基礎、廣招學生以平衡赤字的方向。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幾年前的另一場改革似乎提供了前車之鑑。2012年，在時任常務副校長的海洋物理專家伊恩·楊教授的主導下，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音樂學院以牛津大學的師生比為參照，通過「野蠻」的裁員，僅保留24名教職人員中的13人，教授近200名學生，以平衡預算赤字。但是，近年來音樂學院學生，包括國際學生數量迅速下降，只剩幾十人。
從更大的背景上看，澳大利亞乃至全球範圍內的大學似乎經歷著一場不同尋常的「變革」。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離職政治學副教授大衛·韋斯特近期撰文分析了現代大學管理變革的原因和後果。他指出，高校學術評估日益倚重於發表文章數量、期刊影響指數等可以被數位化的指標，而治理則相應依賴於只能從這些數字和評估報表中評判研究、教學能力的管理層。然而，這些評估可能具有欺騙性，例如，學生的教學評估只反映教師「受歡迎程度」，而不反映其真正的教學質量和人格。
赴澳讀人文社科須重視導師選擇
眼下的變革最直接影響到教職員工及碩士生、博士生和正在做畢業論文的本科生。其中，對於未來本科生和國際學生的影響還需要長期觀察。對於準備到澳大利亞攻讀人文社會科學的中國學生而言，至少可以注意三點：
第一，要有意識地選擇一些規模比較小、互動性比較強、討論比較多的課程，而不要選人數眾多的大課，因為這些大課背後的經濟考量因素可能更重一些，並且課堂討論和教師輔導是提高語言能力的最佳途徑。
第二，堅持學術道德，杜絕任何形式的抄襲、剽竊和代寫論文。近年來，澳大利亞媒體有關於亞洲學生舞弊的爭論，但這和澳大利亞政府只著重利潤的教育產業有關係，因為隨著課堂人數的增多，教師對於個體的監管和指導力度也下降，學生也往往接受不到更好的學術規範訓練。
第三，對於志在取得榮譽學士（Honours Degrees）以直接取得攻讀博士資格的學生而言，一定要找到在指導學生方面有口碑的教師，因為面對面的指導、提出問題和解答問題才是博雅教育的精髓。
（陳量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博士生）
《中國教育報》2016年05月2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