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疫情，烏克蘭一度關閉邊境，這讓遠赴該國代孕生子的中國父母們深感焦慮。一些人和剛出生的寶寶一起困在當地無法回國，還有些嬰兒至今沒有見到自己的父母，最久的已經出生近5個月了，而父母還沒能入境認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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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Flickr
文 | 《財經》記者 凌馨
編輯 | 王小
2020年8月1日，對一些活躍在中國社交網絡的烏克蘭代孕機構來說是個好日子。
從這天起的半年內，烏克蘭對旅遊入境的中國公民免籤。自烏克蘭重開邊境以來，疫情期間有所沉寂的代孕中介們又開始高調宣傳、籤約客戶，東歐「代孕工廠」的中國生意正在復甦。
因為疫情，烏克蘭一度關閉邊境，這讓遠赴該國代孕生子的中國父母們深感焦慮。一些人和剛出生的寶寶一起困在當地無法回國，還有些嬰兒至今沒有見到自己的父母，最久的已經出生近5個月了，而父母還沒能入境認領。
這些父母「可以用心急如焚來形容」，一位代孕中介說。而海外代孕機構的中國業務也陷入「非常態」。
照顧嬰兒，成了海外代孕中介的新任務
疫情之前，海外代孕機構的工作以嬰兒出生，並辦妥監護權和身份文件為限。醫療機構負責生殖技術的部分，中介機構幫著跑腿、翻譯、租房、開車，協調法律和醫療事務，有些機構還會負責招募代母。絕大多數來自中國的生物學父母會在預產期前後，趕往允許合法代孕的國家或地區迎接新生兒，照顧他們，並在1個月內自行辦好證件，帶嬰兒一起回國。
疫情和國際航班大幅縮減打破了這套運轉流程。一位烏克蘭人權調查員表示，至少125名新生兒被困在該國。這不是什麼秘密。
輔助生殖機構彼奧泰珂斯（Biotexcom）於該國邊境關閉兩個月後主動發布視頻，稱有約50名嬰兒滯留於首都基輔一家酒店。他們的父母分別來自中國、法國等多個國家，無法通過正常渠道接回嬰兒。
焦慮的中國父母通過社交平臺反覆求助，希望能夠儘快前往烏克蘭、俄羅斯、喬治亞、美國等允許合法代孕的國家接回寶寶。
醫療機構、中介和代孕媽媽（下稱「代媽」）都不希望新生兒在出生地待得太久。那意味著尾款將更遲交付，以及法律風險。就算在代孕合法的國家，沒有「代媽」放棄撫養權的文件，來自海外的父母身份就得不到承認。而在產後與孩子分開越遲，「代媽」越喜歡寶寶，就越容易出現監護權糾紛。
不能把嬰兒留給「代媽」，也無法讓他們長期待在醫院，又要防範疫情帶來的風險，照顧嬰兒成了海外代孕中介的新任務。
有為每個孩子單獨僱傭24小時看護的，「一名24小時保姆每月6000—7000元」，一位烏克蘭代孕中介透露。彼奧泰珂斯這樣的大型機構，則將嬰兒和保姆集中在一起封閉管理，每人每天收費約200元。此前是約每天400元，這在人均月收入不足3000元的烏克蘭相當昂貴。而選擇去烏克蘭代孕的，往往是看中它近乎全球最低的價格。
錢還不是首要問題。無論選擇在哪個國家代孕，中國的父母們都對當地的疫情防控很不放心。有人不分時段詢問孩子的狀況，要求視頻通話；有人不斷寄去口罩，三次五次累計近千隻。代孕機構則會反覆強調他們的防護如何到位，「我們給他們發口罩、消毒液，幾乎都是按中國的標準來的」。
領孩子回國，太難
在始終有航班往來的美國，情況未必更好。美國部分州允許合法代孕，加利福尼亞州更是對代孕最為寬容的地點之一。東歐國家的商業代孕多限於有生殖障礙的男女夫妻，而加州的合法代孕還向LGBT群體和單親父母開放，產業鏈和法規健全。最快的時候，代孕寶寶可以在三周內辦妥手續離境。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完全顛覆了加利福尼亞州代孕中介的工作。在洛杉磯從事代孕服務的程恩成自稱比疫情之前忙碌太多。有些嬰兒要他接回家照顧，原本由客戶或供應商辦理的新生兒出生證明、旅行證甚至機票，都需要他幫忙代辦。
尤其是出生證明。美國對華旅行限制要求，過去14天在中國大陸停留過的人不能直接入境，允許中國人中轉停留14天且有航班的國家又極少。多數中國父母只能在代孕寶寶出生後攜帶出生證明、親權判決書、代孕合同複印件，依據豁免條款入境。
家長入境了，要帶寶寶回國仍然艱難，「最大的問題在兩個地方。第一是必須要給孩子辦中國旅行證，但辦旅行證首先要買好機票。」程恩成對《財經》記者說。
旅行證是出生海外的中國公民回國的必要證件。除了機票，還要提供同行的成年人抱著嬰兒、舉著當日本地報紙、手持護照，以當地車牌為背景的照片。由於美國疫情嚴重，中國駐洛杉磯領事館改為線上辦公，這些臨時規定都是為了能在線上審核確認中國公民和寶寶的身份。
機票是另一個問題。由於機上嬰兒應急保障設備有限，嬰兒票配額少於飛機總排數，有每排座位只允許安排一名嬰兒，比成人票更加難買。為了回國，赴美代孕者有的找中介購買高價機票，有人索性包機。
一對在烏克蘭滯留了3個月的中國夫婦，選擇走陸路，從基輔出發，車行200公裡到達明斯克邊境，步行進入白俄羅斯後轉機，這是他們當時唯一能給寶寶買到的機票。
隨著中國與各國之間的航班增加，烏克蘭和北美的代孕中介們都覺得，動輒數萬元的機票價格將有所回落。或者說，他們正期盼票價回落。尤其是烏克蘭的臨時免籤，允許中國公民在半年內停留30天，赴烏克蘭促排取精不再需要醫院的邀請函，新一輪海外代孕生意蠢蠢欲動。
微商化的代孕生意
就在近幾年，烏克蘭「代孕工廠」的名頭似乎是突然在中國「火」了起來，引得原本專注東南亞代孕的中介轉向東歐。
除了東南亞多國先後禁止商業代孕的因素，「性價比高」可能是烏克蘭最大的優勢，由客戶自行提供精子卵子的套餐報價28.5萬元，這是《財經》記者在採訪中得知的最低價，似乎也是烏克蘭代孕在中國市場的「行價」。
微商化則是烏克蘭代孕在華業務的另一個特徵。曾經在烏留學的一位中介人員回憶，「2016年，彼奧泰珂斯出了一個包成功的套餐。當時微信興起了，那家醫院有一個中國通，發現微商這個模式非常好，你成功有寶寶了，我就鼓勵你代理給你返傭，他就變成個人代理了。現在一部分是專業機構在做，還有一部分就是個人代理。」
同一家機構的「代理」們，有統一的微信朋友圈文案和相似的溝通話術，也有一些中介或個人會同時成為數家烏克蘭醫院的「代理」。烏克蘭的某些醫療機構對商業代孕業務介入很深，不但提供醫學服務，還會直接與中國客戶接洽開拓市場，推薦「代媽」，甚至捐卵者。
身處灰色地帶，信息極不對稱，代孕市場的「代理」比普通微商更具優勢。客戶往往更願意相信曾經有過代孕經歷的人，口口相傳的私人推薦，比外國機構網站上的自賣自誇更有說服力。至少4名中介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自己是因為協助親友代孕接觸了這個行當。
尤其是代孕的匹配速度和成功率，這是尋求海外代孕的中國人最看重的，但又難以求證。不同國家的法律也不盡相同，要物色一個可信的合法代孕機構，對語言不通的人來講仍有困難。最早的中國人赴美代孕市場亦是這樣生成。
以往，就算是做「合法代孕」，中介機構在中國總是極盡低調，使用拼音縮寫替代關鍵詞，先收集客戶信息再接洽，不向生客提供辦公地址或私人電話。服務於烏克蘭機構的「微商」們帶來了改變，而疫情帶來了更大的改變。一家美國代孕機構承認，疫情前，中國人佔其客戶總量的80%，如今只餘20%。有從業者開始希望更多人「了解合法代孕，澄清誤解」。
成熟或不成熟的產業鏈
合法的海外代孕通常有兩種形式，商業代孕和利他代孕。利他代孕僅向有生殖障礙的群體開放，更多被視為一種慈善行為，「代媽」除醫藥費、營養費、誤工費等必要開支和補償不能獲取報酬，多數也沒有中介機構參與或僅提供一個溝通平臺。
同性戀者蔡敏（化名）和男友的第一個孩子就生於利他代孕。2016年12月，他們決定擁有屬於自己的寶寶，先生一個屬於男友的孩子，然後是他的。兩人開始在加拿大尋找「代媽」和捐卵者，一周內找到了對接「代媽」和準父母的溝通平臺。兩個月內，他們與「代媽」達成一致。之後又過兩月，胚胎移植成功了。
在北美，這樣的網絡平臺就像中國的相親網站一樣成熟：支持包括中文在內的多國語言，代孕的每一個環節、注意事項，以及各環節可能產生的費用，都被一一列明。雙方需要做的就是物色「代媽」/準父母，部分還需物色捐精、捐卵者，然後體檢、委託合意的醫療機構做試管移植、處理各項法律手續，以及等待和迎接嬰兒降生。
蔡敏和男友的第一個孩子，孕育過程不那麼順利。因為加拿大禁止商業代孕，雙方無法籤署符合事實的代孕合同。或許大家都為此感到不安，「代媽」希望獲得更多補償，蔡敏則因她的強硬和多愁善感而無措。加上跨國溝通不順暢，「有時兩三天、三四天不理你，會讓你很抓狂」，蔡敏告訴《財經》記者，在男友女兒出生的那一刻，他的心情「比起激動，更多的是一種釋放，因為前面經歷了太多波折」。
第二個孩子，他們選擇去美國做商業代孕。美國多數允許商業代孕的州遵循著一套相似的規則：準父母和「代媽」各自聘請律師，籤署代孕合同，對雙方的身體狀況、代孕期間的醫療行為，「代媽」的心理健康、妊娠期間的生活規範，準父母的支付責任、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如何處理等，作出細緻約定。合同公證後，診所或醫院才會開始醫學操作。
除了律師，保險和信託基金也是普遍性配置。信託基金類似國內的支付寶交易平臺，準父母在代孕的不同階段先行支付，並保證帳戶始終存有一筆最低餘額，醫療、保險等各項費用由基金而非準父母直接支取，多退少補。保險主要是「代媽」的醫療保險和人身保險，除了用於預防意外情況，也可降低準父母的醫療支出。
招募「代媽」時，洛杉磯代孕機構GSHC，選擇遵循美國生殖醫學會的相關指引，要求至少有過一次足月健康生育史、無併發症，有穩定的家庭環境、足夠的經濟和精神支持，本人和伴侶均不吸毒、酗酒等；此外，「代媽」還需通過相關心理評估。
GSHC負責人申佳對《財經》記者說，「在代孕合法州，因為產業已經比較長時間了，比較規範化」，行業協會的指引對醫療機構有較強的約束力，促排、移植等醫療措施也有具體指引，醫療措施的成功率等各項指標則需向美國疾控中心（CDC）報備。
這套複雜的規定在意外發生時會凸顯它的作用。GSHC曾有「代媽」在妊娠期間離婚，男方想分走部分代孕補償款，否則可能不配合辦理代孕寶寶身份認證所需法律文書。律師介入後，他沒有拿走這筆錢。
但這個體系顯然無法給予任何一方完全的保障。在印度、烏克蘭、美國，均曾有代孕寶寶因健康等原因被準父母放棄，不得不交由福利機構撫養的案例。雖然美國的商業代孕可以做DNA篩查，中國夫婦也會通過代孕合同把選擇權握在自己手中，但也有「代媽」會因為信仰等原因拒絕墮胎，即使她可能違約。
是交易，也是溫情？
蔡敏的第二個孩子沒有再遭遇意外。「代媽」是美國一家養老機構分院院長，雙方籤訂了代孕合同，除了花費比在加拿大高出三成，其他一切都很順利。他反覆表達了對「代媽」的感激，「雖然我們不信教，但是覺得她是上天來幫助我的。包括第一位『代媽』也是」。
他和男友儘可能讓自己與「代媽」的關係更溫情些。第一個寶寶出生時，兩人與「代媽」相處了一個半月，每天見面，「而且我們見面的時候會把寶寶帶過去」。因為現在彼此的生活相距甚遠，他們並未刻意切斷聯繫。
身為「代媽」，美籍英國人Alicia還在關注著她的第一個「代孕寶寶」。「我偶爾會了解一下寶寶的近況。她下個月就兩歲了，我希望他們（指生物學父母）可以給我發張照片。不發也沒有關係，知道她健康幸福就好。」Alicia對《財經》記者說，她的母親和獨生女都很喜歡通過照片看到寶寶的成長。
27歲的墨西哥裔「代媽」Yadira在2月孩子出生那一刻，覺得「我的工作結束了」。她選擇的準父母是一對中國夫婦，因為這家人有「真正的需求」。而她決定成為一名「代媽」，正是因為「看到那些希望擁有屬於自己的小孩的人，要實現夢有多麼困難」。
決定代孕前，Yadira先和家人聊了這個話題。她向孩子們解釋，為了讓另一個家庭更加幸福，她要幫別人「臨時照看」小孩，儘管她的大兒子也才剛剛5歲。從事建築行業的丈夫則「極力支持」她的想法。「我很享受懷孕的過程，但我們不能再負擔第4個孩子了」。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女兒、一個兒子，小女兒剛滿1歲。
先後接觸了三家代孕中介，Yadira需要「100%感到安全，籤署法律文件，並有自己的律師，這一點很重要」。Alicia回憶，她的首次代孕之旅「很糟糕」，她一度決定不再做「代媽」了，但現在又被另一家代孕中介說服了。
在商業代孕的產業鏈中，「代媽」是最為稀缺的「資源」。多數時候，準父母們要花上3個月到半年時間等待合適的「代媽」出現，基本每個「代媽」都是在十幾個生物學父母裡挑人。無論在東歐還是北美，如何招募和管理「代媽」都是代孕機構最大的「商業機密」。
「代媽」們會互相交流哪些生物學父母對她們和孩子更好，在挑選準父母時，她們有自己的標準。有的人會選擇真正有生殖障礙的夫婦，有人更傾向幫助同性戀伴侶，也有人只願意為本國人或外國人代孕。單純不想生孩子或為了挑選性別、想生雙胞胎等理由，最不容易找到「代媽」。
畢竟，代孕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在胚胎移植前後直至懷孕前3個月，「代媽」還需根據醫囑定期用藥。商業代孕中介機構還會要求「代媽」保持健康飲食、不喝任何含酒精的飲料、減少咖啡因或人工甜味劑的攝入，避免有風險的體育運動，甚至不能泡溫泉，還會限制使用某些化妝品或清潔劑等。Yadira嚴格遵守了代孕合同中的這些規定，「準父母為所有的事付了錢，我不希望因為我的錯誤讓他們有額外的支出」。她盡力把妊娠過程中的一切與準父母分享，讓他們看到寶寶始終保持健康，「那是個帥氣的小男孩」，她對《財經》記者說。
所有參與者都會強調代孕行為中的溫情成分。身為「代媽」，Yadira認為，通過這種方式出生的孩子，「源於另一種形式的愛」。
代孕機構會使用「愛心媽媽」，而非「代媽」。但不可否認，錢仍然是個極其重要的因素。每生一個嬰兒，烏克蘭的「代媽」可以獲得2萬—3萬美元的酬勞，美國「代媽」則可能在4萬—8萬美元之間。
申佳認為，在允許商業代孕的美國，做「代媽」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是非常非常善良就想幫助別人的，其中還有免費做的。剩下的三分之二還是考慮到兩方面的因素，一是懷孕對她們來說不是特別大的身體負擔，但同時錢是（影響）比較大的一部分。我們的『代媽』有付自己大學學費的，也有給自己家經濟補貼的」。
Yadira一家用代孕的收入支付第二套房子的首付。Alicia也是，這位單親媽媽在首次代孕結束後，換了一棟更好的房子和一輛更好的車。現在她已經開啟了第二次代孕之旅，這次，她要把所有的收入存起來。
領養不是他們心理上的一站？
僧多粥少，準父母通常對「代媽」沒有過高的要求。他們更在意捐卵者的外貌、學歷和健康狀況。一些代孕中介在向準父母推薦時會稱他們為「卵妹」，蔡敏對此有點反感，這個詞讓他覺得沒有給人足夠的尊重。他曾希望與男友使用來自同一位捐獻者的卵子，因為質量不達標未能實現。
類似這樣血緣上的羈絆最能打動中國準父母。陳成（化名）和他的泰國男友已經進入了該國的利他代孕流程。精子來自陳成，男友的遠房表妹捐獻卵子，孕母將由男友姐姐擔任。對這對同性戀人而言，這是真正兩個家族血脈的融合。他選擇代孕生子的理由也是：想要一個流著自己血脈的孩子。
這不是一個好的答案，卻是這些選擇遠赴海外代孕生子者共同的答案。蔡敏是80後，和男友一起生活在中國的一線城市，學歷較好、收入不菲、英語上佳、常常出國，他坦誠，「我一直覺得自己會生孩子，就是怎麼生的問題。」
蔡敏不是完全沒有想過領養，但自覺LGBT群體要成功在中國領養一個孩子「幾乎不可能」。各自擁有了一個孩子後，他和男友一起撫養寶寶，「花了很多年的時間，（終於）找到了自己比較滿意的生活」。相識13年、相愛7年，如今，他們有了把彼此聯繫在一起的「合法的紐帶」。
不唯LGBT群體，申佳每年接觸上百名來自中國的客戶，無論是不育、高齡失獨還是其他情況，尋求代孕的人總是對「自己的孩子」抱著很大的期待。她的感覺是，「領養不是中國人心理上的一站」。
蔡敏也不否認，來自父母的壓力是他和男友赴美代孕的原因之一，「我爸一直暗示我必須要有後代，男友家不知道為什麼也一直催他要孩子」。
社會學家李銀河曾在社交平臺上公開表示指出，「代孕可以解決一些不孕又想要孩子的人的困難，有需求必有供給。」儘管她對代孕合法化有所保留，但認可「有法可依後也許能更好保護代孕母親的權益。」
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長秋則撰文稱，代孕是「一種嚴重違背人類天性的人類輔助生殖行為」，應當為法律禁止。
身為男人，蔡敏對代孕是否把他人的身體工具化、是否有違倫理等問題並不敏感，他對代孕有自己的看法，「性交易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是合法行業，我覺得很不好，但是你真的把它禁止，都去做暗娼嗎？代孕也一樣，既然有些人真的想要孩子但生不出來，有些人願意幫助別人。我不願意說這是一個生意，但是市場是真實存在的」。
（《財經》記者王麗娜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