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町慘案發生地北町村的幾代村民對抗日歷史和當代日本有著不同的認識，老一輩不理解的是，處於游離狀態的年輕一輩正在淡忘慘案。如何理性對待日本侵華是他們面臨的一道難題。
當北町慘案的製造者——上坂勝的名字和受審畫面出現在央視新聞聯播上時，今年61歲的王利明正在吃飯，他屏住呼吸，想儘可能聽清楚每一個字。之前，他曾無數次從長輩那裡獲悉上坂勝的惡行，將其視為「北町村人民最應該痛恨的日本人」，但村裡的年輕人並未按照他的方式複製這段記憶，北町慘案正在淡出年輕一輩的記憶。
電視上看到「上坂勝」
1942年春天，為達以戰養戰的目的，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指揮日軍開始了對冀中人民的大屠殺，史稱「五一」大「掃蕩」。
作為其中一環，日本陸軍少將旅長上坂勝指揮日軍第110師團第163聯隊第1大隊於5月27日清晨從定縣（現河北省定州市）縣城出發向南掃蕩，行至距縣城22公裡的北町村時，部隊向藏有大量村民的地道內投擲催淚瓦斯和毒氣瓦斯，很多人窒息而死。無法忍受毒氣的人們在衝出地道口之後，則被日軍用刺刀刺死或開槍打死。
此次事件中，共有800餘人遇難，村中120餘戶中，24戶被滅門，史稱「五二七北町慘案」。
自今年7月3日起，中央檔案館每天公布一個日本戰犯的筆供自述，並在央視新聞聯播播放。王利明得以見到上坂勝的真實影像。王利明是北町村現任村支部書記，北町村50歲以上的村民對上坂勝都不陌生，提起他，這些村民以當地罵人的方言仇恨地說：「那個沒人性的牲口。」
慘案發生10多年後，王利明這代人才出生，他們對上坂勝的恨源自上一輩。慘案經倖存者講述，在代際之間口口相傳，成功傳給了他們。梳理北町村的對日情緒史，不難發現，20世紀90年代以前，北町是一個被籠罩在「血債仇恨」中的村莊。
忘不了的歷史
目前北町村中，慘案的倖存者尚在人世的不足10人。目前最年長的一位倖存者——87歲的李慶祥，對當年的情況最清楚。李慶祥老人現在身體仍然硬朗、耳聰目明，慘案發生那年，他15歲。
對於慘案，老人說每每想起都心如刀絞，「那天的經歷和情景，我至死都不會忘。」「我妹妹對我說：『哥哥我走不動了』，我當時根本沒有多餘的力氣管她，後邊有日本人在追，後來她被刺死在村東頭的路邊上。」李慶祥聲音哽咽，「70多年了，這是我心裡一直過不去的坎兒。」
日本人走後，李慶祥呈現出中毒症狀，他前胸滿是鼻涕和口水，在地道中，他拖著中毒的身體匍匐著爬過橫陳的屍體，尋找活著的熟人。那一天，李家八口人，死了四口，有被毒瓦斯毒死的，有被日軍的刺刀刺死的。據李慶祥回憶，等他爬到地面上時，整條街上都是橫七豎八的屍體。
李德祥比李慶祥年長5歲，當時，他是北町村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於2010年去世。慘案發生那天，李德祥家11口人瞬間就剩下了他自己。新中國成立後，李德祥成為北町慘案倖存者的代表。
1956年在瀋陽審判上坂勝時，李德祥作為證人出庭。在央視播放上坂勝受審畫面的同一天，央視新聞頻道播放了幾年前李德祥描述慘案情景的視頻資料，他說：「把人用刺刀挑死後，扔到井裡，連孩子都不放過。」「地道裡基本上沒聲了，全是死人，人摞人。」
在《檔案天地》，一篇名為《敵寇留在定南的一筆血債》的文件是在網絡上流傳較廣的記錄北町慘案的文件，這樣描述剛剛經歷了大屠殺的北町村：「獸軍走後屍體已經發酵了，村內外瀰漫著臭氣，人們不敢回來，街上很少人跡。只有殘存下的老母豬，啃著曾經飼養過它們的主人的屍體，北町村變成了死的世界。」
在抗日戰爭勝利的第二年，1946年，為了紀念在慘案中慘死的烈士和村民，北町村的村民在村西頭的空地上修建了一座烈士陵園。
新中國成立後，每年清明節和5月27日當天，當地政府會組織全市的中小學生代表前來掃墓，並聆聽倖存者講述慘痛的歷史。最開始由較為年長的倖存者王尚志、李德祥講述，王尚志去世後，李德祥的身體情況也不樂觀，2000年就由李慶祥接班繼續講。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2008年。
1970年，王利明家蓋新房，挖地基的人挖出了一堆白骨，王利明的父親顫抖著對他說：「你記著，這就是日本人幹的事。」在北町，挖出白骨並不是什麼稀奇事。20世紀七八十年代，村裡人口增加，村莊進行重新規劃將破舊房屋拆除，建新房時挖出的累累白骨成為除陵園外教育下一代銘記苦難和仇恨的絕佳教材。
而此時，烈士陵園卻由於缺乏資金，久未修葺，院牆低矮、破破爛爛，用王利明的話說「跟聊齋似的」。但這並不影響其承載的教育功能。
成長在六七十年代的定州人，有一個共同的記憶：清明節去北町的烈士陵園聽王尚志、李德祥講述北町慘案。膽子大的男生還會下到殘存的地道中去看遺留的白骨。據王利明回憶，那時每逢清明節，全市的中小學生會輪流來陵園掃墓。
到北町村來的日本人
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日關係轉暖，「世代友好」逐漸成為共識和宣傳基調。但北町村像與世隔絕一樣，祖輩困在那一畝三分地中埋頭刨食，與外界無多聯繫。這樣一來，悲傷自然仍附著在他們的代際傳承上，新一輩人的歷史使命感被加重了。
1976年，王利明和同村的幾位同齡人懷著「保衛祖國」的豪情報名參軍，在海南當了5年兵，並參加了對越自衛還擊戰。復員回村後，鄉親們對他稱讚不已，即使他對抗的並不是日本人。
村民們對從戰場歸來的「英雄」的推崇，並沒能阻礙北町村悄然間發生的變化。
80年代初期，日本一些愛好和平的民間團體發現了北町村。這些團體的成員代表來到這兒，找到當年慘案的倖存者，詢問他們慘痛的經歷。在烈士陵園，這些日本人鞠躬、道歉、懺悔，其中還包括多名原731部隊的士兵。731部隊研製的毒瓦斯是造成慘案中大多數人斃命的罪魁禍首。
此後，幾乎每年清明節都會有日本人來北町村的烈士陵園，參拜完畢還會留下資金，用以修葺陵園，以讓世人銘記歷史。這其中來得最頻繁的是「三光作戰調查團」。1995年，「三光作戰調查團」將李德祥、李慶祥等慘案倖存者接到日本，在東京、大阪、福岡、秋田等城市演講，以戳破日本右翼分子在日本國內宣稱的日本並未侵略中國的謊言。
「三光作戰調查團」團長渡邊登曾致力於731細菌戰研究並予以揭露。渡邊登生於1930年，曾在日本海軍服役，在對美國的戰場上作戰。2010年，他在接受中國媒體採訪時公開聲稱，「日本發動的是侵略戰爭」「侵略中國、侵略亞洲」「這個戰爭是錯誤的」「在作戰期間，我們渴望和平，但不能說。我受到的教育是，在戰爭中要為國捐軀」。渡邊登去世後，北町村的老人們委託定州市委宣傳部向其夫人發去了唁電，「渡邊登是老朋友。」李慶祥說。
當民主與法制社記者詢問李慶祥恨不恨日本時，出乎在場所有人的意料，李慶祥遲疑了，最後回答：「不全恨。」對李慶祥的回答，王利明給出的解釋是：「我們只是恨那些不承認歷史和殘殺中國人的日本人。」
陵園的石獅子被偷
進入2000年，慘案的倖存者們逐漸死去，「王利明」們也開始老去，年輕一輩成了村子裡的主力。與上一輩村民不同，新一輩始終沐浴在現代文明之光中。電視機成了家家戶戶必備的家用電器，而「抗日劇」又是各大衛視的必備節目。
村裡的年輕人學歷大多是初中畢業，有的甚至初中都沒讀完。城裡包工隊上有活的時候，他們會去城裡打工，其餘時間則在村裡和莊家地裡重複著父輩的生活軌跡。他們不愛和長輩聊天，更不願意聽老人們說那些「老掉牙」的慘案故事，他們更願意三五成群騎著摩託車呼嘯而過。
村莊不斷擴建，現在陵園周圍蓋滿了民居，陵園和村民住房之間的土路是村裡較為寬敞的一條，摩託車疾馳而過揚起的塵土足以遮蓋烈士陵園「振奮民族精神」「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標語，塵土飄揚，剩下的只有摩託車「突、突」前進的聲響。
對此，王利明也很無奈：「年輕人都這樣，時代不同了，不能按照要求我們的標準去要求他們了。」在王利明眼裡，這一輩年輕人其實也是胸懷家國天下的，雖然他們對發生在家門口的慘案置若罔聞，但「這不能全怪他們」。
近幾年清明節，定州市委宣傳部會對前來陵園的日本團體、重點中學的學生進行統一安排，活動持續兩個小時，其中一個半小時被領導們的講話佔去。北町村的學生和年輕人想進陵園看看在進行怎樣的活動時，會被某些工作人員訓斥。
久而久之，村裡的年輕人也就不願意或不敢去「湊熱鬧」了。他們是張揚而又迷茫的一代，他們選擇性地從祖輩和父輩以及電視屏幕上繼承了意識層面的仇恨，但卻沒有機會和耐心去深究仇恨的根源。
2012年，香港的保釣船被兩艘日本船夾擊，年輕一輩會在屏幕前大罵：「太欺負人了！」2012年9月，激憤的人群在中國各個城市遊行，年輕人變得心潮澎湃，去地裡幹活時會夾雜著幾句髒話嘶喊：「打倒小日本」「釣魚島是中國的」。在嘶喊的背後，是他們自己也說不清楚的複雜情緒。
然而，年輕人的喧囂與獨居在三間青磚房內的李慶祥無關。李慶祥的小院在一個小胡同的深處，外界的喧囂很難傳進來。2008年，定州市委宣傳部不再讓李慶祥去陵園為學生講述慘案，改由宣傳部的工作人員向學生宣講定州人民和政府如何建設中等城市、如何帶領全市人民奔小康。自此之後，李慶祥似乎也被外界遺忘了。
前不久，陵園門口的4頭石獅子被人偷了，李慶祥知道後，蹣跚著走到陵園門口，發現石獅子果真沒了，「幹的這都是什麼事！」他氣得直嘟囔。之後，只要有力氣，李慶祥就會走到陵園門口，坐在臺階上曬太陽。
現在，李慶祥最擔心的是年輕人會忘記北町慘案，他說：「村裡的好多孩子都出去上大學了，別人問起北町慘案，他們卻一點都不知道，會讓人懷疑北町慘案是假的，這不好。」
旁邊的村民家門口有棵大樹，許多村民經常圍坐樹下打牌、納涼，但很多人卻不知道經常坐在陵園門口的那位老人是誰，當被告知是北町慘案最年長的倖存者時，一位年輕的小媳婦說：「那麼大把年紀了，糊裡糊塗的，他能知道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