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是禍是福？

父親常能聽到來自他腦袋裡的聲音（幻聽是精神病人的常見症狀之一，尤其多見於精神分裂症患者——譯者注）：有一個名叫「蒂德斯」的聲音會在談話時硬擠進來，道些歡樂的感嘆和奇怪的謬語；另一個名叫「血獸」卻兇蠻得多——它會衝我的父親吼叫，命令他去做些失當和不為社會認可的事。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裡，他都為這些聲音所困擾；是它們使得他不能過上常人的生活。因此，我深知精神疾病給人帶來的傷害和它所帶來的社會歧視，這也是我對下面這些研究很感興趣的原因。

在這個工業化的社會裡，大約每25人中就有1人罹患嚴重的精神疾病；而我們中有近半數人會在一生中多少體驗到某些精神病症。其中很多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躁鬱症（也稱雙重情緒失調，是一種情緒在躁狂和抑鬱之間搖擺不定的失調症——譯者注）和發展障礙（比如自閉症），都至少是部分遺傳自我們的父母。如果這些精神疾病當真降低了人的存活機率，那麼自然選擇必須將它們消除乾淨。但事實卻恰恰相反，它們在人群中的發病率仍然居高不下。

有人說，這些精神病「基因」自有它的好處——要知道，「精神疾病」和「天才」之間長久以來一直存在著某種關聯。而英國約克大學的考古學家潘妮·史碧金斯（Penny Spikins）的研究則更進一步。她相信，精神疾病以及自閉症一類的精神障礙的發病率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是因為過去這些精神疾病對於古人類是有所助益的。「我認為，智人（Homo sapiens）之所以能夠打敗其他早期人類、成功生存下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願意接納那些思維與常人不同的人——比如罹患自閉症或精神分裂症者。」

根據史碧金斯的說法，這種寬容接納使得那些促使大腦多向發育和引發精神疾病的基因得以迅速傳播，刺激變革的過程。「在某一階段，我們的祖先開始發展出一些非常複雜的情感——比如同情、感激和欽佩。」她說，「這些情感幫助他們接納和寬容那些擁有異常頭腦的人。」而由於能夠包容這些非正常思維的獨特能力，早期智人更具創造性和適應性，並最終在與其他古人類的競爭中生存下來。

雖然考古學只能提供間接證據，但是基因學的新發現卻大大支持了史比金斯的假說。研究證明，一些與精神疾病有關的基因恰在人類社會開始形成的時候發生了大規模的傳播，也正是它們讓智人獲得了一些其他古人類所不具備的能力。這一切讓我們不禁要問：在當今社會中，我們是否應當更加珍視那些像我的父親一樣罹患精神疾病的人？

我們的遠古祖先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看重那些異常頭腦的呢？史碧金斯認為，答案存在於考古學資料所記錄的激進變化之中（《劍橋考古學期刊》，19期，179頁）。讓我們先來看看石器時代。最早的石器出現於距今260萬年前。那時的石器還非常原始，其發展也很慢。在石器出現之後數百萬年間，我們的祖先僅僅製造出了一些手斧、刮削器和石矛。然而，在距今大約10萬年前發生了一場技術革新——大量新穎、奇巧的器物被製造出來。史碧金斯說：「我們在考古學資料中發現了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工具製作越發精細，技術含量越來越高——總的來說，工具越發趨於某種標準樣式（在使用石器的反覆過程中，古人類通過經驗總結，逐漸發現各種石器工具如石刀、石斧等都有一種最佳的形狀，使用起來效率最高，於是這種形狀就被固定下來，形成某種石器的標準樣式——譯者注）。」這一場技術變革對人類的影響巨大。比如說，拋矛、弓箭和魚叉的發明讓獵手得以從更遠的距離攻擊獵物，這讓獵取更富攻擊性的動物成為可能。

自閉症的優勢

史碧金斯認為，這場工具技術革新的誘因很可能是古人類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那些有泛自閉症症狀的人。她解釋道：「我並不是說那些沒有自閉症的人不可能理解這些技術；我只是認為，這場技術革新更可能是由那些擁有強大的系統組織能力和獨特的微觀視角的人引發的。」史碧金斯也指明，包括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在內的其他古人類始終未能展露出在工具製造上的創造力，他們製作的工具也從未追及我們的祖先造物所達到的複雜程度。

考古學家又發現，在藝術創造領域也曾有一場爆發式發展在和工具革新大致同時進行。其濫觴發源自貝殼項鍊和珠串，骨頭和石頭上的裝飾紋路，以至於之後的雕刻藝術和簡單樂器。到了距今3.5萬年前，晚期智人（屬於解剖結構上的「現代人」，其主要解剖學特徵與現生人類接近，生活在距今10萬~1萬年前的更新世晚期——譯者注）已經在洞穴牆壁上畫出了栩栩如生的動物和人的形象。倫敦經濟學院的尼古拉斯·漢弗萊（Nicholas Humphrey）注意到這些洞穴壁畫和一些有學者症候群的自閉症患者所作的圖畫驚人地相似（《劍橋考古學期刊》，8期，165頁）。史碧金斯說：「這些寫實主義的藝術品（與其說洞穴壁畫的畫風是像達利一樣的抽象風格，毋寧說其是像達文西一樣的寫實風格。近年來的DNA研究逐漸證明，洞穴壁畫中的那些我們過去認為是來自於遠古人類想像的生物確實曾經在地球上存在過——譯者注），其精細程度簡直讓人難以置信。它們的出現，很可能與人群對自閉者的接納有關，因為自閉者正是一群擁有這類繪畫所要求的特殊專注力的人。」

關於原始宗教和神靈崇拜的證據也發現於這一時期。有一種假說稱，那些似乎包含了更多隱喻、宛如夢囈的洞穴壁畫很可能是巫師（薩滿）所作。史碧金斯相信，這一群人在當時社會上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她說：「我認為，正是巫師通過神話、儀式和對神靈的信仰，促進了人群的聚集， 幫助人們去了解他們所在的外部世界。」而在現代尚存的狩獵採集型社會裡，巫師也是一群異於常人、充滿創造力的人。他們有時還會陷入幻覺。其中更有一些人有精神分裂的症狀——比如幻聽或其他精神障礙。「如果用現代診斷精神疾病的標準去看，我認為我們可以肯定，大多數的巫師都有某些情緒障礙——很可能是躁鬱症。」《洞穴壁畫與人類性靈》（Cave Paintings and the Human Spirit, Prometheus, 2009）一書的作者大衛·惠特利（David Whitley）如是說。

美國鹽湖城猶他大學的人類學家亨利·哈彭丁（Henry Harpending）卻認為史碧金斯的觀點似是而非。「她關於工具標準化和藝術細節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是，精神障礙是否當真通過了「適者生存」法則的考驗呢？「也許罹患躁鬱症的巫師確實能夠將人群聚攏在一起。但是首先，他們自己必須要生存下來，繁殖後代。」他說，「至於精神分裂症，從我們掌握的當前工業社會的數據來看，我們已經知道其對健康禍害無窮。」英國愛丁堡大學學者卡其奧娜·皮卡德（Catriona Pickard）認為，也許非正常思維能力曾確實有益於我們的演化，但是它們更像是在複雜大腦的演化過程中出現的糟糕的副產品（《劍橋考古學期刊》，21期，357頁）。

但也有人辯稱，現代社會並非一個研究古代的好樣品。威斯康星-密爾沃基大學的人類學家班傑明·坎貝爾（Benjamin Campbell）說：「與現代大型社會相比，在小型狩獵採集型社會裡，古怪的行為更有可能被接受，因為每個人的角色都各不相同。」他支持史碧金斯的觀點，認為複雜的情感——比如「同情」——將我們與其他物種區分開來。「現代人（晚期智人——譯者注，下同）因此能夠理解並接受那些擁有異常思維的人，並且讓這些特殊能力得到持續發展。」他如是說。當然，考古學並不能提供直接證據證明這一點；但在另一方面，基因學研究正在為這一理論添磚加瓦。在去年，對尼安德特人基因組的排序證明，其與現代人類基因的相似度大約為99.8%（《科學》，328期，710頁）。這並非什麼大新聞，因為我們和尼安德特人擁有共同的祖先，直到50萬年前彼此才分道揚鑣。但是波士頓哈佛醫學院遺傳學家大衛·裡奇（David Reich）指出了我們和尼安德特人之間的一些關鍵的不同之處。他說：「我們發現，尼安德特人攜帶的AUTS2，CADPS2和NRG3基因與現代人類的略有不同。」AUTS2和CADPS2基因與自閉症有關，而NRG3基因與精神分裂症有關。然而裡奇也提到，至於這些不同之處是否曾經影響我們祖先的思維呢？這一點尚未定論。

尼安德特人在距今大約3萬年前滅絕。若談到是優越的適應性使早期現代人戰勝尼安德特人生存下來，支持者勢必大有人在。至於我們的祖先是否因為擁有了那些與精神疾病有關的基因才獲得這種適應性的呢？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能夠確定的是，在古人類的各分支中，我們是唯一存活至今的一支。而近年來的研究揭示出，我們的祖先曾經擁有的競爭者要比我們過去設想的更多。英國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的克裡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說，在大約8萬年前地球上還生活著至少5種古人類：智人，他們曾佔據非洲；尼安德特人，他們曾佔據了歐亞大陸西部；直立人（Homo erectus）也許仍有後代生活在印度尼西亞；佛羅倫斯人（Homo floresiensis），綽號「霍比特人」，居住在印度尼西亞的佛羅勒斯島；新近才發現的丹尼索瓦人（Denisova hominin），他們似乎遍布於亞洲（《新科學家》，2011年8月2日號，34頁）。我們還不知道是否早期現代人比其他古人類擁有更多的與精神疾病有關的基因。科學家正在分析這些古人類的DNA序列——從目前的分析速度來看，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就會得到答案。

而現在我們能夠確定的是，患有遺傳性精神疾病的現存靈長類動物極為罕見。德國維爾茨堡大學的學者克勞斯-彼得·李赫（Klaus-Peter Lesch）和他的同事們曾研究過負責編碼血清素轉運蛋白SERT（serotonin transporter protein，亦稱「5-羥色胺轉運蛋白（5-HTT）」，化學式為C10H12N2O——譯者注）的基因。此前SERT已被證明與多種遺傳性疾病有關。該基因負責調控血清素的運動，而血清素又與情緒緊密關聯。該基因有「長」、「短」兩種形態。每個人都會攜帶任意組合的兩個SERT基因。其中那些擁有「長-長」組合的人似乎不易被低落情緒控制，而正相反，其他那些擁有「短-短」或者「短-長」組合的人更有可能患上抑鬱症。李赫和他的同事們共研究了12種靈長類動物。他們發現，除了人類之外，只有另一種靈長類動物——恆河猴——體內有「短」款的SERT基因（《分子精神病學》，DOI: 10.1038/sj.mp.4001157）。李赫說：「那些攜帶一條短SERT基因的人或者恆河猴似乎更容易變得情緒失調，而情緒失調又往往與精神疾病密切相關。但是我們在其他靈長類動物身上觀察不到這類情緒失調。」

精神疾病是一把雙刃劍

儘管短SERT基因看似禍害無窮，它其實別有益處。「短SERT基因似乎與『情緒反應』直接相關。對於一個擁有短SERT基因的人來說，若周圍環境充滿壓力，其似乎更易患上抑鬱；但是若周圍環境良好健康，其通常會成就非凡，並且擁有絕佳的社交能力。」而短SERT基因帶來的好處並不止於此。李赫說：「人類和恆河猴的一個共性是，他們幾乎能在任何環境下生存下來。」而其他靈長類動物只能在特定環境下生息。他因此推測，那些與SERT基因相關的行為特性也許幫助了我們人類和恆河猴，以適應充滿挑戰的新環境。

這種適應性對5萬年來幾乎走遍世界的我們的祖先來說尤為重要。更有證據顯示，只有那些在這近5萬年來演化異常迅速的生物才擁有那種合成SERT的基因（見《一萬年之大爆炸：文明是如何加速人類演化的》一書：The 10,000 Year Explosion by Henry Harpending and Gregory Cochran, Basic Books, 2009）。基因分析揭示出，人類演化的這個突如其來的加速過程也大大增加了另一種與精神障礙有關的基因突變的風險。這種基因協助控制多巴胺——一種與快感和成就感有關的神經遞質。亨利·哈本丁（Henry Harpending）和他的同事們發現，這種基因的一個突變體會編碼一種名為「多巴胺受體D4」（Dopamine receptor D4，DRD4）的蛋白質，攜帶這種基因突變體（DRD4-7R）的人在過去和現在都在以極快的速度增加。這些攜帶者們通常精力充沛，但也較易患上注意力缺陷多動障礙（attention-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然而在特殊群體裡，比如有80%人口攜帶該基因的美國低地印第安人，這種高患病率也暗示著人們極其期許它所帶來的精神力。正如李赫說：「過去，SERT基因和DRD4-7R所帶來的一些特性在某些社會中曾受到極大尊敬。」

「舉個例子：若統計具有ADHD相關症狀的人在特定人群中所佔的比例，我們會發現，在遷徙的人群中這一比例更高。」與SERT基因類似，DRD4-7R可能既是福也是禍。一些研究人員將這類基因戲稱為「蘭花基因」——若悉心培育，攜帶者就會如虎添翼，難保不會成為人中龍鳳；但若輕慢忽視，人格缺陷就會顯露出來。如果史碧金斯的觀點最終得到確證，那麼其他更多的和發展障礙或精神疾病有關的基因也應當具有這種類似化身博士的「雙重人格」。也許我們的祖先曾經從中受益，但是現代科學家卻將這些異常頭腦看作是洪水猛獸。「如今『發瘋』是個壞事。」惠特利說，「在西方主流社會，我們依舊將異己者視為病患……因此，我們也就失去了其隱性適應優勢。」

也許，與其驅逐、隔絕那些擁有異常頭腦的人，我們不如更加珍視他們。我的父親一直相信，精神分裂在某些方面是有其益處的。如果那些像他一樣擁有這種特殊智能的人曾經在過去，在我們演化的路上給予了我們幫助，也許，我們在接下來的幾千年裡依舊需要仰賴他們的異常智慧。如果說我們應該從演化中學到什麼，那就是：人類只有接納異己，才能生存繁榮。

——轉自《科學松鼠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