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堅持為人民做學問。20多年前，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杜曉山就開始著手農村脫貧問題研究。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沿著這條道路，深入基層，服務人民，創新理論，繼續為解決「三農」問題奉獻智慧。資料圖片。
幾幅畫面，在7月的北京定格。
早上九點，一位86歲的老學者，專程到《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站投稿，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關心老專家、關心理論創新。
晚上九點，北京已是萬家燈火，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同志一行卻剛剛結束一天密集的調研活動，從燕郊施工基地驅車趕回市裡。
李花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人員，首次接受記者採訪後，她行走原始森林、在邊境五年艱苦調研的事跡，第一次為社會所知。
廖暘，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剛剛從雲南歸來，講到田野調查的苦，她一直保持微笑。
……
7月10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動員大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黨組書記王偉光作動員講話。講話的內涵，就流動在無數這樣的畫面裡。一言以概之，就是「我們要為人民做學問」。
群眾路線明確為誰做學問
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從今年下半年開始，用一年左右時間，在全黨自上而下分批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站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全局的高度，審時度勢，高瞻遠矚，連續推出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新觀點和新舉措。專家表示，這次中央在全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繼續深入推進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重大舉措，充分體現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正視和解決黨自身存在問題的政治勇氣，充分體現了我們黨加強作風建設、密切聯繫群眾的堅定決心。
根據中央的總體部署，中國社會科學院參加第一批教育實踐活動，從2013年7月初開始，到10月底基本結束。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對開展好這次活動高度重視，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第二天，6月20日，立即召開黨組會議，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重要講話，審議研究實施方案，部署開展教育實踐活動工作。目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已成立了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辦公室、督導組，為全面啟動教育實踐活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教育實踐活動中，將從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做起，院領導發揮好帶頭示範作用，帶頭學習、帶頭聽取意見、帶頭談心、帶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帶頭進行整改。
中國社會科學院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思想庫和智囊團，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意義之重不言而喻。王偉光在動員講話中明確指出，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是堅持正確辦院方向，推動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繁榮發展的必然要求。
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還有一層重要含義，即解決為誰做學問的問題。答案十分明確，貫徹群眾路線，就是要求為人民做學問。為此，中國社會科學院開展的教育實踐活動，一個重要的落腳點便是解決好學風、文風、工作作風的問題，以拿出精品成果，更好地服務人民大眾，努力實現中央對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個定位」的要求。
在場的院屬單位主要負責同志顯然也感受到了其重要意義。動員會剛結束，書記所長們一邊走出會場，就一邊開始討論起如何在本所開展這次活動了。「任務重，時間緊，我們得馬上動起來。」
隨即，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全面展開。可以預計，這樣一項活動的開展，能夠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帶來數不清的積極影響，正如王偉光在動員講話中提出的明確要求：通過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真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使我院廣大黨員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工作和領導水平、學風文風作風都有一個大的改進。所以，這項活動從一開始就目標明確，確保「不虛」、「不空」、「不偏」。
到普通科研人員中間去
就在動員會召開之前的一個清晨，一位86歲的老人敲開了《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站辦公室的門。
老人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老研究員熊必俊，他用顫巍巍的雙手遞給編輯一封信，表示希望給「讀者來信」欄目投稿。信的最上面寫著兩行字：對老同志親切關愛，對理論創新鼓勵關切——有感於王偉光院長為《老齡經濟學》頒獎和贈書。
原來在今年5月，熊必俊的《老齡經濟學》獲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離退休人員優秀科研成果獎，王偉光在為他頒獎時對書的內容表示關注。會後，老人把一本《老齡經濟學》交給院值班室，請其呈送院長。令他感到意外和感動的是，王偉光在收到書的當天下午，即籤名回贈他的《黨的建設研究》，請「熊必俊老師雅正」。
「王院長對老同志真是關心，一點架子都沒有，讓我很感動。」熊必俊說，他作為科研戰線上的一名老兵，很受鼓勵，會繼續開展應對老齡化挑戰的研究。
這看似只是一件小事，反映出的卻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要領導與科研人員的平等交流。放下架子，尊重群眾，正是貫徹群眾路線的題中之義。
「為民務實清廉」是這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主要內容，聯繫中國社會科學院實際，就是要在全院黨員幹部中進一步樹立密切聯繫群眾之風。走進群眾，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扎紮實實走在了最前面。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廳秘書處處長胥錦成介紹，近段時間以來，王偉光院長、趙勝軒副院長等院領導一直在密集調研，深入科研一線，和科研人員面對面交流，聽取他們的心聲，著力解決突出問題。
「院領導不是僅去聽匯報，而是走到群眾中去，到普通科研人員中去，就社科院的發展問題徵求他們的意見，和他們交流學術問題，並想方設法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包括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解決子女上學。」 胥錦成告訴記者。
為了消除大家的後顧之憂，儘快拿出解決方案，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抓緊一切時間展開全面考察。陪同院領導考察的工作人員給記者列了一張7月17日王偉光的行程單：上午，參加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一直開到下午一點半，然後驅車趕往望京，為了節省時間，午飯是在車上吃的快餐；兩點半，到達望京，然後趕赴密雲綠化基地，再到東壩，最後是燕郊。一個下午，王偉光與其他幾位院領導一道，一共考察了四個施工現場。從燕郊離開時，已是夜裡九點。一路算下來，這一下午竟跑了400多公裡。
院領導帶了頭，這就要求全院幹部職工在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迅速跟上，認真貫徹「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總要求，著力解決「四風」問題。「四風」問題在不同單位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要表現在學風、文風和工作作風上。王偉光強調，解決「四風」問題，要對準焦距，找準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
群眾路線關係學術之魂
學術研究不能沒有靈魂。這靈魂從哪裡來？
「哲學社會科學紮根於人民，來自於實踐，離開了人民群眾，離開了火熱的社會實踐，學術研究就會失去方向和靈魂，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王偉光動員講話中的這一段話，明確指向了學術靈魂之源，這就是人民，就是實踐。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學者走群眾路線，王偉光強調，就是要堅持理論聯繫實際，了解群眾、熟悉群眾、結合群眾，以黨和人民關注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主攻方向，真正寫出為現實需要、風格樸實、具有中國話語特徵和民族特色的研究成果。
當前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每年產出大量的科研成品，但毋庸諱言，其中既有真正的「活的」學術成果，也包括沒有靈魂的「死的」學術垃圾。某種意義上說，學者拿出的成果是「死」是「活」，取決於他與人民和實踐保持怎樣的姿態：走進還是遠離。可以說，群眾路線，關係學術之魂。
為了找到學術之魂，李花子用五年時間完成了一次艱難的學術探索。7月17日，本報刊發了記述她的文章《五年艱辛邊境考察印證「一江說」》，讓她的考察事跡終為外界所知。報導刊發之後，感動了很多學者，有的學者致電本報，感慨地說：「這才是真正地為人民做學問！」
儘管「一江說」在國內理論界早已得到一致認可，但直到李花子經過五年的考察，從實踐中找到了實物的支持，韓國方面的「二江說」才最終失去立腳之地，這對於正確認識歷史上的中朝邊界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走進人民，深入實踐，對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大批學者而言，已成為一種工作常態，與做學問須臾不可分割。
「在民族所有一種風氣，大家只要聽到誰去了一個很偏遠的地方調研，不會覺得他苦，反而都會羨慕不已。」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廖暘接受記者採訪時，剛剛從雲南考察歸來。
今年41歲的廖暘，在所裡還算是中青年科研力量。她說，民族學與人類學這個學科，它的發展趨勢就是後一輩人必須比前一輩人下到更偏遠的地方，「不斷地往下撲，才可能挖出前人沒做過的新成果」。
雖然田野考察去的都是人煙稀少、條件艱苦的地方，但廖暘似乎從不以為苦，反以為樂。「住遮陽棚、睡板床，2米長的炕頭擠下七八個女生，一個人要翻身，得招呼其他人一起翻，否則根本無法動彈。」 廖暘還清楚地記得，在西藏拉孜彭措林考察的那個夜晚，睡在透明的遮陽棚裡，下雨了，她們就躺著看天上的雨點往胸口直直落下，數著雨點睡覺。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吳曉東是苗族人，主要從事苗族的口頭文學等研究，而南方少數民族文學由於文獻資料較少，有的甚至沒有文字流傳，所以田野調查對他來說至關重要。自1992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來，吳曉東幾乎跑遍了湖南、貴州、四川、雲南以及廣西等地，走訪的人可謂不計其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安陽考古工作站站長唐際根從事考古研究已有20多年，回憶這些年的工作，他說，雖然常年要在野外，但並不覺得艱辛，反而會從中獲得許多樂趣。當他講到親手從地下挖出商王朝都邑「洹北商城」，並由此提出「中商文化」的概念時（在學術界原來定義「早商」和「晚商」之外，補充了「中商」的遺存），言語中透露出自豪之感。
唐際根告訴記者，考古學是一門講求證據的學科，在田野中能獲得第一手資料。同時，重大學術問題往往要在野外考察過程中才能發現，常常也只能在野外解決。
為人民群眾真正做點什麼
在這次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我們這些做學術工作的人，我們這些只會寫字的人，其實最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是：我們究竟能為人民群眾真正做點什麼？」有學者在接受採訪時，也給自己提出了這個嚴肅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吳國寶從20多年前就開始研究農村扶貧戰略。最初他相信幫助窮人提高能力、實行開發性扶貧，是解決我國農村貧困問題的唯一正確選擇。經過多年的調查和理論研究，他意識到應該對扶貧戰略進行重大調整，於是在2004年1月提交了關於建立農村低保制度、全面解決農村溫飽問題的建議。該建議所提出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在後來中央制定的全國農村低保政策中得到了體現。
對於吳國寶而言，這就是那個嚴肅問題的答案——為人民做學問，為人民鼓與呼，永遠站在人民的立場，使科研成果真正惠及人民。
對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會常務副主席鍾代勝而言，開展有「社科特色」的扶貧也是一個答案。
「扶真貧、真扶貧」，這是陝西省丹鳳縣幹部群眾對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丹鳳二十載扶貧的由衷肯定。
中國社會科學院搞扶貧，注重調研的嚴謹作風絲毫不遜於搞科研。當初，鍾代勝為了全面掌握在丹鳳開展扶貧所需的一手材料，跑遍了全縣26個鄉鎮，考察了37個村、25所學校和121戶農戶。
站在人民的立場，就是要回到群眾中去，真正了解國情。
中國社會科學院自2006年啟動的國情調研，被評價為社科院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重要載體，也是「回到群眾中去」的長效機制。中國社會科學院國情調研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王子豪告訴記者，院國情調研工作自2006年啟動以來，其作用已經充分顯現，社會科學工作者走入基層的人數和區域越來越多，他們對深入基層、接觸群眾的認識也得到了很大提升，調研成果的質量逐步提高，一大批調研成果被吸收到中央和地方的決策之中，支持了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的發展，形成了走群眾路線的良好風氣。
「『讀萬卷書，行萬裡路』，社科工作者只有經常走入群眾當中，了解群眾訴求，培養與群眾的感情，研究真實的中國，才能夠在當前紛繁複雜的理論面前，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自覺站在群眾的立場上看問題；才能研究真實的中國、真實的問題，獲得對黨、對國家、對人民有益的科研成果。」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田改偉在接受採訪時說。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離不開研究人民。比如「群眾路線」本身，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具有哪些新的內涵？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理論研究室主任宋月紅認為，社科學者應該從三個方面推出研究成果：一是加強黨的群眾路線的理論研究和建設；二是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實踐工作的調查研究與經驗總結；三是以黨的群眾路線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進一步加強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建設。
站在人民的立場上，還需要融入群眾，從情感上願意接近底層，傾聽群眾呼聲。
與農民在一起時，吳國寶很自然地也變成了一個「農民」。走到貧困戶家裡，不管凳子蒙了多厚一層灰，他都會坐下去；老鄉端來一杯水，哪怕杯子再髒，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喝兩口。
許多時候，廖暘都住在老鄉家裡，她們的田野生活與當地少數民族群眾融在了一起。「我們和老鄉混熟後，往往連他們家有幾隻鵝、鵝在哪裡下蛋、他們錢放在哪個柜子裡，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有時看電視上說哪個地方有民族矛盾，我怎麼從不覺得，我只感覺我們都像一家人。」廖暘笑著對記者表示。
一個偉大的時代，總有一個偉大的夢想。
中國夢，就是當代中國最為偉大的夢想。
中國夢歸根到底是人民的夢，必須緊緊依靠人民來實現，必須不斷為人民造福。
在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過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學者更加深刻地體會到了這一點。
夏日的北京，綠樹蔭濃。為人民做學問，任重道遠。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專家學者，正堅定地走在大路上，為人民探索研究真學問。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