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4日，波蘭南部，奧斯維辛集中營。
47歲的天主教神父，馬希連·國柏（Maximilian Kolbe）死了。
他是自願代替別人而死。
14天以前，有一名囚犯逃走，作為懲罰，黨衛軍要從集中營裡挑選十個人，關到地堡（underground bunker）裡活活餓死。
在一排一排的猶太人之間，黨衛軍人隨機挑選，當他們停下來，用手指向隊伍中的某個人說：「Du！」（你）時，死亡便降臨在那人的頭上。
這天，德國人伸伸手，指向了加容尼策克，一個41歲的波蘭猶太人。命運被屠夫判決，他哀嚎：「耶穌，瑪利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
耶穌和瑪利亞沒有回應，可是國柏神父聽到了，那是無辜者的絕望。於是，他站出來，對德國人說：「我要代替他死」。德國人停頓片刻，找來翻譯，詢問「這隻波蘭豬在說什麼」。
聽明白之後，德國人看著眼前這個人——他戴著黑鏡框眼鏡，穿著統一配發的條紋囚服，腳上汲拉著木鞋，開口說了聲「Gut！」（很好）。
18號牢房裡，神父帶著其他九個人禱告。在他們挨餓、斷水兩個星期後，最後只有神父還活著。於是，黨衛軍給神父注射了致命的苯酚。
據說，臨終一刻，國柏神父舉起左臂，平靜地等待著致命的注射。
他於8月14日死亡。
一副描繪國柏神父在納粹劊子手下的圖畫。馬希連·國柏（1894-1941），波蘭天主教神父，二戰期間被德國納粹逮捕。國柏神父代替猶太人加容尼策克，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1971年，國柏神父被封為聖人。圖片來源：radiovaticana
63年後的同一天，2004年8月14日，91歲的波蘭詩人米沃什（Czesaw Miosz）死了。
作為諾貝爾文學家得主、國際知名文人，波蘭政府在米沃什死後為他舉行國葬。
按照國葬的標準，米沃什的遺體被政府安置在克拉科夫宮瓦維爾大教堂的地下墓地，與逝去的波蘭文豪們同享安息之地。
但是，有人不買帳。一群愛國的天主教徒，為了阻止國葬，打算要以十字架的方式躺在克拉科夫的街道上。所幸最後被教宗阻止。
在這群愛國天主教眼裡，米沃什既不夠波蘭人，也不夠天主教徒，因此不夠格獲得國家榮譽。而且他還是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在史達林時代擔任過外交官。
說米沃什不夠波蘭人，是因為嚴格說，米沃什乃是1911年出生於立陶宛的波蘭人，他的出生地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附近的謝泰伊涅（Szetejnie）。
說他不夠天主教徒，指的是他雖然信奉天主教，但享受生活，更像一個諾斯替教徒，與波蘭天主教有點格格不入，對波蘭天主教狂熱的民族主義有很嚴厲的批評。
實際上，米沃什身上矛盾的地方還有很多。他說過：「我所有的智力衝動都是宗教的」，但實際上他一輩子都是懷疑論者，因此左右不討好。
1951年，因為與波蘭政府決裂，米沃什選擇在巴黎滯留了10年。然而，在二戰後的巴黎，他不夠左；隨後他流亡到美國，但對冷戰時期的美國來說，他又太左了。
不過，米沃什如果活著，聽到這些愛國的天主教人士的批評言論，肯定會不以為然。
他看不起他們，一輩子都討厭這些人。
而國柏神父，卻屬於這批人，被這批人熱愛，是他們的象徵性人物。
立陶宛為紀念米沃什誕辰100周年發行的郵票。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生於立陶宛，波蘭詩人，198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圖片來源：Catholicism.org
時隔63年，相同的死亡日期讓神父和詩人重逢了。
和詩人米沃什一樣，神父身上也背著複雜與矛盾。
米沃什曾經寫道：
「一個人無可逃避的矛盾即他的煉獄。」（A man’s unavoidable contradictions are his purgatory.）
國柏神父身上的煉獄、他的矛盾，在於他是方濟會神父，愛國、反猶排猶，卻最終死在納粹手裡，而且被捕前他的修道院還收容了數千名猶太人。
神父身上體現的民族主義宗教品牌，將天主教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簡直是米沃什所厭惡的國家教會的一切。
然而，生死關頭時，神父毫不猶豫的站出來，替猶太人死了。
而經歷了同樣的歲月，同樣見證了一切，米沃什卻還活著。
他討厭的人，勇敢的為別人死了，而他卻繼續帶著自己的懦弱生活著。
他後來寫道：帶著自己的懦弱生活是痛苦的。
在精神上，他未必想跟神父和解，但他痛苦的是，他沒法跟自己和解。
如果把二人的經歷拍成電影的話，他們的死亡場景應該是一組平行蒙太奇。國柏神父周圍是堆疊的猶太人屍骨，以及掉落在地上的醫用針管；米沃什周圍有熱鬧的人群，他們或無關緊要，或滿懷敬意，或憤憤不平。
前一個場景是奧斯維辛陰氣逼人的集中營，後一個場景在克拉科夫明媚的街頭。
這組鏡頭穿越了二戰、冷戰和冷戰後的全部歲月，將兩個經歷波蘭歷史的人交織在一起。
01
見證者與犧牲者
人們常說，波蘭是個不斷被佔領的國家。在1918年，波蘭共和國成立時，情況的確如此。
這裡的民眾經受著三種截然不同的統治方式——德國普魯士式、波蘭式和俄羅斯式。
在當時全國2700萬的人口中，69%為波蘭人，17%的白俄羅斯人及烏克蘭人，還有10%的猶太人和2.5%的日耳曼人。雖然國家獨立，但是波蘭內部階級意識、民族態度的分裂並未彌合。
就像《波蘭史》中說的那樣：
「20世紀20到30年代的歐洲政治展示了一幅令人厭惡的畫面，其中充斥著由階級仇恨和種族主義引發的衝突及黑幫活動和街頭暴力」。
對於一個剛剛成立的國家而言，提高國家認同是重中之重的任務。但年輕時，米沃什是個不折不扣的左派青年，他反對波蘭政府強行推行羅馬天主教，反對民族主義者。
他在大學期間還成立了一個文學社團agary，因為傳播「災難即將來臨」等對未來的悲觀論調，這個詩社還被戲稱為「災禍派」。
1936年，米沃什與災禍派詩人特奧爾多·布日尼茨基在維爾紐斯電臺。圖片來源：《米沃什詞典》廣西師範大學版，2014年
1936年，25歲的他，在維爾紐斯的波蘭國家廣播電臺地區臺擔任文學節目主持人，這是他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當他在電臺工作時，右翼人士在《小日報》（ The Little Daily ）上攻擊他，宣稱他是電臺內部的共產主義分子。
《小日報》是波蘭國內非常受歡迎的主流報紙，發行量一度高達20萬份，而它的創辦者正是馬希連·國柏神父。神父還經營著另外一家有天主教背景的報紙《聖母騎士》（The Knight of the Immaculata）。
可以說，國柏神父的刊物所鼓吹的天主教愛國主義，正是米沃什最厭惡的。天主教與波蘭愛國主義者相結合，最終兩者，無論天主教徒還是波蘭愛國者，都充滿了仇外心理和反猶太主義。
披著囚衣，手拿《聖母騎士》的國柏神父形象。
當右翼的主要刊物《直言評論》提出建立「天主教國家」的設想，提倡所有波蘭國民說波蘭語、信仰天主教、將猶太人驅逐到國外時，《小日報》成了這一設想的簇擁者，並在報紙上大力宣傳此類思想。而且不久後，整個波蘭的反猶宣傳就開始了，政府要求電臺節目增加愛國主義宣傳，並加大驅逐猶太人的消息量。
由於《小日報》的猛烈抨擊，米沃什於1937年被維爾紐斯的國家廣播電臺解僱了。因為神父的報紙所造的輿論，導致他被解僱，這對一個二十六歲的年輕人來說，毫無疑問是一次重大打擊。他在自傳裡寫道，當時他「發誓要向民族主義者報復」。
可是，沒等他的報復開始，二戰開始了，整個世界局勢大變。
1939年9月，希特勒發動閃電戰，佔領了波蘭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地區，14日佔領華沙。9月17日，蘇聯攻入了波蘭東部地區。
這兩個世界上強大的政治體根據戰前合謀，迅速的瓜分了波蘭領土。
在波蘭，德國人開始對猶太人開展前所未有的種族清洗。期間，約有40萬猶太人死於疾病、屠殺，或被投入集中營。
那一年，米沃什28歲，被派往前線擔任無線電話務員。
1943年，米沃什寫下了著名的詩歌《菲奧裡廣場》（Campo dei Fiori），描寫華沙的猶太人聚集地被轟炸之後的場景。這首詩開頭是這樣：
在羅馬的菲奧裡廣場上，一筐筐橄欖和檸檬，葡萄酒濺過的鵝卵石和花朵的碎片。商販們在貨架上擺滿了玫瑰色的海產品。一串串的紫葡萄堆放在桃子的絨毛上。
菲奧裡廣場是羅馬一處規模不大的菜市場，廣場中央安置著布魯諾的雕像，以紀念這位因宣揚日心說而被教會處死的英雄。
布魯諾死後343年，在羅馬1300公裡之外的華沙，一場更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
菲奧裡廣場。圖片來源：From Home to Rome
米沃什敏銳地嗅到了兩次事件之間的聯繫：生存與死亡、觀看與盲視、熱鬧與沉寂、日常與反日常，於是他寫下了這首詩，以檸檬和橄欖的自然香氣作為底色，冷靜地記錄下血腥的味道。
在一個晴朗的春天的傍晚，
在華沙的旋轉木馬旁，在歡快的樂曲的聲響中，我想起了菲奧裡廣場。歡快跳躍的旋律淹沒了猶太區圍牆內的槍炮聲。掀起的陣陣硝煙，飄蕩在無雲的天空中。有時從燃燒房屋吹來的風會把黑色風箏刮向空中。騎在旋轉木馬上的人們，抓住了半空中的花瓣。那從燃燒房屋吹過來的風，吹開了姑娘們的衣裙。
顯然，這首詩是從一個觀看者的視角寫作的。
米沃什是屠殺的經歷者，而不是親歷者。這場屠殺帶給他的震驚體驗化作冷冽的詩行，他用克制的語調，將華沙城中的平常生活與時刻發生的慘案放置在同一的敘述視野內，用旋轉木馬和屍體灰燼的對比來比較死亡的輕與重。
與之相反，國柏神父卻身處大屠殺之中。《小日報》標榜反猶主義立場，但是，神父本人卻用修道院庇護了2000多名猶太人。
1941年2月17日，國柏神父不幸被蓋世太保抓獲，隨後被投入奧斯維辛集中營當中。
後來的事情，如開頭所講。當猶太人加容尼策克面臨死亡時，國柏神父用性命踐行了「為友人而死」（約翰福音15:13）。
如今，國柏神父的擁護者都極力撇清他與《小日報》立場的聯繫，聲稱他忙於宗教事宜，根本無暇顧及《小日報》的日常編輯，所以《小日報》的反猶太立場，未必代表神父的立場。
也許吧。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當神父看到華沙這座城市的普通人在屠刀下流血時，在他眼裡，應該所有的主義都消失了，都變得不重要了。
否則，我們無法解釋，他為何甘願代替一個哭嚎的猶太人去死呢？
在《聖母騎士》雜誌的最後一期，國柏神父寫到：
「真正的衝突是人內心的衝突。除了佔領波蘭的軍隊和集中營的墓穴，在每個人的靈魂深處都有兩個不可調和的敵人:善與惡，罪與愛。如果自我都被打敗了，那麼戰場上的勝利又有什麼用呢？」
02
20世紀下半葉的歐洲之子
米沃什與神父，同時都在華沙這座城市。
1944年，波蘭人民起義反抗德軍，但立即遭到鎮壓。為了報復，德國人摧毀了整座華沙城，造成25萬人遇難，城中建築悉數毀滅。
米沃什是親歷者，他的眾多朋友都死於這場屠殺中。在很久以後，那些夢魘一般的情節仍然影響著他的認知。
一年後，二戰爭結束，波蘭雖身在勝利一方，卻成了損失最為慘重的國家。600萬波蘭人在戰爭中喪生，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我們在米沃什著名的長詩《歐洲之子》（Child of Europe）中，可以感受到明顯的倖存者焦慮：
在自己死亡和朋友死亡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選擇後者，冷靜想著：讓它快點實現。我們關緊毒氣室的門，偷竊麵包，知道明天要比昨天更加令人難熬。像人們應該做的那樣我們認識了善與惡，我們惡毒的智慧在這地球上無與倫比。
米沃什用漫不經心的語氣，把自己描述為一個毫無道德感的倖存者。這位倖存者在戰爭中拋棄了信仰，成了「生存至上」的動物，在戰後帶著自己的懦弱，渾渾噩噩地活著。
如果按照《歐洲之子》的劃分，米沃什是內心彷徨無依的倖存者，國柏神父則是義無反顧犧牲的歐洲之子。
因為死亡，國柏神父缺席了20世紀後半夜的歷史，成了指控人類戰爭殘酷性的純粹殉道者；因為生存，米沃什將要面臨戰後波蘭的新秩序，面臨20世紀最嚴重的的意識形態傾軋。
米沃什無法像國柏神父那樣，堅定地為信仰而死，因而在今後的歲月中，成了扭曲歷史的人證。
從1948年開始，信奉共產主義的波蘭統一工人黨成了波蘭執政黨，但是在這一政黨之上，蘇聯實際掌控了波蘭的局勢。1952年蘇聯領袖史達林修訂了波蘭新憲法，並將波蘭改名為波蘭人民共和國。
在這樣的局面下，波蘭的文化面貌發生了改變：作家們被要求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遵照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文學理念進行創作。
《史達林和伏羅希洛夫在克裡姆林宮》，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格拉西莫夫畫作，1938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是蘇聯文藝的指導思想，後被引入中國，影響深遠。圖片來源：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在《被禁錮的頭腦》（The Captive Mind）中，米沃什提到了一種名為「穆爾提-丙」的藥丸。他說：「人吃了這種藥丸之後，就會完全變成另外一種人，就會獲得安詳和幸福，心滿意足。」
他形容，波蘭作家接受蘇聯「新信仰」的過程便是吞食「穆爾提-丙藥丸」的過程。吃了它之後，人會變得格外平靜滿足，思考和批判能力漸漸成了身體的重負。為了維持目前的穩定生活，人會把自己調節為一個接收器。這個接收器接受了從上而下的指令，並逐漸把這一過程視為自然。
|《被禁錮的頭腦》，由法國著名出版社伽利瑪出版社於1953年首次出版。在當時的巴黎，無人認同米沃什對波蘭現狀的描寫，只有加繆和雅斯貝爾斯在為這本書的出版給予幫助。雅斯貝爾斯還為這本書的德文版寫了序言。
《被禁錮的頭腦》，由法國著名出版社伽利瑪出版社於1953年首次出版。在當時的巴黎，無人認同米沃什對波蘭現狀的描寫，只有加繆和雅斯貝爾斯在為這本書的出版給予幫助。雅斯貝爾斯還為這本書的德文版寫了序言。作者：[波蘭]切斯瓦夫·米沃什譯者：烏蘭、易麗君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3年
在這種形勢下，也有不少同行離開了波蘭，但米沃什始終不想走到這一步。他畢生的願望就是用波蘭語為波蘭人寫作詩歌。為此，他放棄了從前略顯晦澀的詩歌探索，面相更廣闊、覆蓋度更廣的波蘭歷史創作。
如果就此離開，那意味著他失去了母語和理想讀者。於是，米沃什踉踉蹌蹌地在波蘭政府內尋找機會，比如去華盛頓、紐約、巴黎等地擔任大使館工作人員，在夾縫中尋求一點寫作空間。
但是，這樣的日子顯然不能長久。1950年，在當時擔任波蘭駐巴黎大使館秘書的米沃什被政府沒收了護照，他向法國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難申請，開啟了為期10年的巴黎郊區生涯。
此時，巴黎的文化界處在最熱鬧，也是左翼思潮佔據主流的時代。法國哲學家薩特和波伏娃等人對蘇聯的「美好」想像，對東歐地區不切實的看法，米沃什都不能認同，因而他在巴黎受到冷遇。
1960年，米沃什收到了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聘書，於次年前往美國，在斯拉夫語言文學系擔任教授。
對於這段流亡經歷，米沃什並沒有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強調自己反暴政的英雄主義姿態。尤其是在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許多人迅速與蘇聯意識形態割席，米沃什與他們決絕地劃清了界限。
他很實際地說，自己並非因為反抗蘇聯政權而流亡，僅僅因為寫作和未來選擇，迫不得已才離開了波蘭。這個決定充滿了猶豫和不舍。
他看到了蘇聯集體主義之下的種種問題，目睹了文化官員對文學與知識的強行拆解，對辯證法的詭辯式使用。他認清了此時波蘭上下的荒謬面貌，卻無法確認一條明朗的道路——波蘭的未來在哪裡，自己的未來在哪裡。因而，無論是滯留巴黎還是去美國，「生活」總是走在他前面，迫使他做出選擇。
這份懷疑和猶豫，是知識分子思考的必然階段，但是在冷戰中，米沃什成了靶子。因為離開波蘭，他成了左派攻擊的對象，當他在美國教書後，又因為曾經在蘇聯控制的政府內供職，而遭到了重重質疑。
可以說，在米沃什身上，20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以最具象、最掙扎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1998年，已經回到波蘭的米沃什。圖片來源：Wikipedia
與米沃什的情況相反，波蘭天主教卻有不同的命運發展。在戰爭中，天主教神職人員與醫生約有三分之一喪生。戰後，教會的財產被國有化，學校裡的宗教課程也被取消，甚至連紅衣主教斯特凡·維辛斯基大主教本人也被投入監獄。
但是在嚴酷的宗教壓制下，教會人士反而成了人們心中的聖徒與犧牲者，民眾的信仰熱情普遍高漲，約有90%的民眾皈依天主教。
1978年，出生于波蘭的嘉祿·若瑟·沃伊蒂瓦成為第264任天主教宗，即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這一事件令所有波蘭人振奮。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米沃什。
1971年，已在美國伯克利教書的米沃什，突然收到了一位波蘭神父的請求。他得知了一個消息，那個若干年前死於奧斯維辛的神父馬希連·國柏，將要被封為聖人。這位波蘭神父想將米沃什翻譯的頌歌用在國柏神父封聖儀式上。
這個要求被米沃什當即回絕。他始終無法認同國柏神父所代表的民族主義觀點，也無法忘記當年右翼對他的猛烈抨擊。
但是，他對神父的態度非常微妙：這位他討厭的神父，其實從未離開他的頭腦。
有一個有趣的細節。
根據美國詩人莫頓·馬庫斯（Morton Marcus）的回憶：1970年，伯克利的學生們掀起了反對政府入侵柬埔寨的遊行。
面對這些聲稱為了「愛與和平」遊行的人群，米沃什突然變得很憤怒，他朝他們吼道：
「你們懂得什麼是愛嗎？等你們被排成一列，被人挑出來去死的時候，會有朋友能站出來代替你去死嗎？」
1970年，美國總統尼克森下令入侵柬埔寨，擴大越南戰爭，引發學生遊行。圖片來源：AP Photo
也許，在那個脫口而出的瞬間，才是他對神父的真正態度。
他對國柏神父的犧牲充滿敬意，但他難以面對的，正是神父對待死亡的果決與坦然。這種由純潔的宗教信仰支撐起來的信念，讓米沃什的重重思慮顯得懦弱而貧乏，他無法面對這樣的自己。
兩人都經歷二戰，神父以純粹決然的犧牲者姿態成為人們回憶戰爭殘酷、讚揚人類崇高性的聖徒。他的一生，很短，卻很有力量。
而米沃什是倖存者，雖然他的生命軌跡更廣，幾乎覆蓋了整個20世紀，連接起左右政治、意識形態對壘等多重命題，但是他卻一直帶著自己的懦弱與惶恐。
也許要直到人生的最後階段，米沃什才最終與自己、與自己身上的煉獄——無可逃避的矛盾——達成和解。
他在晚年的一篇小文章這樣寫到：
「......年事已高，健康狀況日益惡化，半夜醒來，我體驗到了一種強烈而完美的幸福感，以至於我一生中只感受到它的預感......仿佛有一個聲音在重複：「你現在可以不用再擔心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發生了。你做了分配給你的事情，你不需要再去想很久以前發生的事情」......」
生命的最後一個階段，他意識到自己的價值，不在於殉道、不在於挺身而出為受難者而死，而是用詩歌為人類見證，為人類的和解服務。
死亡時，詩人與神父重逢了。
然而，2004年米沃什以93歲高齡離開這個世界時，人類未必變得更好。這個世界，有過殉道者，有過為人類和解努力的詩人，但依然沒有變得更好。
19世紀、20世紀的帷幕已經落下，21世紀的帷幕也會落下。
也許死亡與消逝才是永恆。
不僅僅詩人與神父在死亡中重逢，人類都會在死亡中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