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調查解讀：我國民眾不歡迎來華外國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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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對外交往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進入中國工作生活。根據公安部的統計數字，1980年在華常住外國人（即居住半年以上者）近2萬人，2011年增至近60萬人，到2015年為止則增至近一百萬人（呂紅豔, 郭定平，2018）。這期間，外國人出入境人數增長數十倍，來自東南亞和南亞地區為主的 「外籍新娘」 數量持續攀升（武豔華，王毅傑，2017）。

除工作、經商和成婚的外國人之外，來華留學生群體也在不斷壯大。中國繼美國和英國之後，已成為世界第三大國際學生接收國。依據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除港、澳、臺學生，2018年共有492,185名來華留學生，來自196個國家和地區（黃玉琴，2019）。

與之相伴隨的，「外籍新娘」、「本國學伴」、「超國民待遇」、「永居權」 等與來華外國人有關的新聞引發廣泛討論以至爭論。尤其是自2020年2月27日司法部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以來，民眾在以微博和微信為主的自媒體上展開了激烈討論，持反對意見者甚眾。種族/民族威脅論、資源利益競爭論、謹慎引進論成為網上幾種主要的聲音。

但網絡世界的言論是否可以代表我國民眾的普遍態度？如果不是，國人對在華外國人到底抱著怎樣的態度、存在怎樣的印象？我國民眾真的不歡迎來華外國人嗎？本文基於全國範圍的問卷調查（有效問卷1888份），試圖對上述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撰文 | 黃玉琴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責編 | 戴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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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多嗎？要限制嗎？對我國有利嗎？

在華外國人多嗎？總體上，國人傾向於認為在華的外國人數量較大或一般（圖1）。這其中，43%的人認為 「一般」，33%的人認為 「大」，9%的人認為 「非常大」。只有15%的人認為 「不大」 或者 「根本不大」。

圖1 國人對在華外國人數量的態度

但在對未來來華外國人數量的管控上，大部分國人的態度相對和緩，75%的人認為要維持現狀或增加來華外國人數（圖2）。與之相對應，只有5%的人認為要 「大幅度減少」，20%的人認為要 「稍微減少」。

圖2 國人對未來外國人來華數量管控的態度

有意思的是，在外國人對於我國的作用方面，過半民眾態度肯定，三分之一保持中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圖3）。29%的人認為外國人來華居住是有利於我國發展的，28%的人認為 「有一點」 作用，只有2%的民眾認為外國人來華對我國發展 「沒有」 作用，7%的人認為 「不太有」 作用。

圖3 國人對於外國人來華是否有利我國的態度

調查顯示，大部分民眾仍然認為外國人來華會促進我國發展，並在對未來來華外國人數量的管控上，有相對和緩的態度。這和網絡世界的激烈態度形成了某種程度上的對照。

外國人從哪兒來？更歡迎哪類外國人？

對於在華外國人從哪兒來這個問題，我們發現國人印象與實際的人口普查數據存在偏差，特別是高估了在華非洲人的數量。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華外國人數量排前十名的來源國分別為：韓國、美國、日本、緬甸、越南、加拿大、法國、印度、德國和澳大利亞。有意思的是，本次調查顯示，在國人眼中，來華外國人中非洲移民已經佔據了第二位，僅次於亞洲（圖4）。為何會有這樣的印象偏差？這可能和過去幾年有關非洲留學生以及廣州非洲人的廣泛媒體報導、網絡討論有關。

圖4 國人印象中來華外國人來源分布

在對外國人整體呈中立或歡迎的態度下，「受過高等教育的高技術勞動力」、 「嫁給中國男性的外國女性」 和 「自費留學生」 成為調查中最受歡迎的三類外國人。之後是 「獎學金留學生」，再之後是 「來自比中國發達和富有的國家」 的移民；最不受國人歡迎的外國人類型包括：「未受過高等教育的低技術勞動力」、「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 和 「娶中國女性的外國男性」。

在問卷列舉的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民眾最歡迎巴基斯坦人。第二位是俄羅斯人，英德法等西歐國家隨後，之後是韓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加拿大。在最不受歡迎的名單中，印度排在第一，美國第二，其次是日本、越南。而媒體和網絡上討論比較多的非洲國家排在第五位。印度和美國排在最不受歡迎榜單的前列，應該跟近期的中印邊境衝突、中美外交及貿易衝突有關。

在膚色上，雖然調查結果主流呈中立態度，但其中按受歡迎的程度排列依次是：黃種人、白種人、棕色人種和黑人。

既期待又擔憂，比起伴侶更接受做朋友

來華外國人對我國有沒有好處？在大多數問題上民眾都同時懷抱希望與憂慮。在積極方面，超半數民眾贊同來華外國人 「能促進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溝通與理解」（64%）、「我國某些行業需要外國人」（53%）、「豐富了我國的文化生活」（52%）。另一方面，對於在華外國人「可能會危害社會穩定」、「加劇了我國的就業壓力」、「擠佔了我國居民的教育、醫療等資源」 這三項，贊同人數均超過反對人數，不過未過半。

對於網絡上常引發激烈討論的 「國男娶外籍女」 和 「國女嫁外籍男」 現象，調查呈現出贊成、反對人數相仿的激烈交鋒。四分之一的人認為 「外國男娶中國女影響我國男性娶妻」，而31%的人則不贊同這個說法；約28%的人認為 「外國女嫁中國男能緩解我國光棍問題」，但同時26%的人反對這個說法。

在日常言行中，國人對外國人 「遵守中國法律和政策規章」 的期待最為強烈，而「有中國籍配偶」、「取得中國永居身份（中國綠卡）」 則不那麼重要。「認同中國的文化和習俗」、「在中國有穩定的合法收入來源」、「學會當地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有經常來往的中國朋友」、「精通中文」 這些期待依次居中。

相比伴侶或老闆，國人更願意與在華外國人成為朋友，同學次之。雖然大部分人對社會關係中有外國人表示「無所謂」，但29%的人表示對配偶是外國人 「非常不舒服」 及 「不太舒服」。當外國人身份變為男女朋友或老闆時，不舒服的人數分別佔到26%和18%。此外，約12%的人不願意自己的 「鄰居」 或 「親戚」 是外國人，但有另外約16%的人願意接受外國鄰居或外國親戚。

配套政策要跟上，過半民眾相信 「超國民待遇」

在移民政策上，超過六成的調查民眾認為我國需要加強對外國人的管控，並贊成我國採取更多針對外國人適應中國社會的政策。具體政策上，34.85%的人認為我國需要改善對外國人的醫療、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務（17.43%反對）；46.88%的人支持來華留學生畢業後繼續留在中國工作（7.63%反對）；近半數的人贊成允許外籍配偶在中國合法工作（5.5%反對）；而曾經吵得沸沸揚揚的永久居留權，贊成 「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人獲得永久居留權」 的比例達到37.55%，高於持反對態度的13.80%。

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一半（56.57%）的人認為我國需要加強反種族歧視教育，反對者僅佔8.5%。

在大多數人認為我國需要在反種族歧視教育上做更多的同時，57%的民眾認為外國人享受了超國民待遇（圖5）。其中30%的認為外國人的待遇 「好多了」，27%的認為 「好一些」，只有5%的人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的待遇比本國居民差。另外38%的人認為「差不多」。

圖5 國人對外國人超國民待遇的認知

外國人的待遇比本國居民好在哪裡呢？贊成人數最多的前三項分別為：外國人在獎學金、醫療等方面能獲得更多優待，警察等政府部門接待他們更認真熱情，普通民眾對待他們更熱情。而中國女孩更喜歡外國男性、中國男性更喜歡外國女性這兩類選項贊成人數居後。在 「其他」 選項中列出的情況有：「外國人在北京有購房資格，中國人非京籍居然不可以」 等（圖6）。

圖6 國人眼裡的外國人超國民待遇

問及外國人享有超國民待遇的印象從哪來，近一半的人（49.1%）選擇了 「電視、報紙、微信、微博等」，33.1%的人選擇了 「聽聞家人、朋友、同事（同學）的經歷」，17.4%的人是親身經歷。

結 語

調查發現，我國民眾總體上接觸外國人的機會並不多，電視、報紙、微信、微博等媒體成為我國民眾形成對外國人態度的重要來源。這就是為什麼國人會形成 「在華外國人中非洲人佔比第二」 的印象。另外，民眾從媒體獲得我國和各來源國國際關係的信息，形成一定的政治判斷，這也會影響大眾對各來源國外國人的態度，比如近期中印、中美關係或影響大眾對印度人和美國人的態度。

整體上，我國民眾並沒有不歡迎外國人來華。事實上，超過半數的人認為我國某些行業需要外國人，外國人來華居住有利於我國發展，並認可在華外國人豐富了我國的文化生活、能促進中國與世界之間的溝通與理解。

在網絡世界甚囂塵上的種族/民族威脅論在這次調查中擁躉者寥寥。雖然 「膚色」 確實是一個影響我國居民對外國人形成認同的重要因素，但民眾的印象很大程度上還是受來源國和我國的國際關係影響，或是受在華外國人的具體行為本身的影響。本次調查中，超過一半的人支持我國加強反種族歧視教育。

在網絡爭論中，資源利益競爭論在此次調查中也有一定市場，找到一些擁護者。比如，約四成受調查者認為在華外國人「加劇了我國的就業壓力」、「擠佔了我國居民的教育、醫療等資源」。但同時，有相當數量的受調查者贊成提升在華外國人的融入水平，超過一半或近一半的人贊成我國採取更多針對外國人適應中國社會的政策、允許外籍配偶在中國合法工作、支持來華留學生畢業後繼續留在中國工作。

總體上來說，大眾對外國人的態度整體是中立偏歡迎的。國人歡迎遵守中國法律和政策規章、認同中國的文化和習俗、在中國有穩定的合法收入來源的在華外國人。尤其歡迎那些能給我國的經濟、教育市場和婚姻市場帶來好處的外國人。

參考文獻

黃玉琴. (2019). 爭議背後，近50萬來華留學生的群體畫像. 知識分子.

呂紅豔, 郭定平. (2018). 全面構建外來移民治理體系——新時代中國國家治理的新課題. 《國家治理》(029):27-38.

武豔華, 王毅傑. (2017). 關係網絡與越南女性的跨國遷移——基於福建永春的田野研究. 《南京社會科學》，(11): 6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