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蘭作家蕾娜·萊道拉寧和瑞典作家哈坎·內瑟爾談北歐犯罪小說
2002年，內地出版了《順風》。去年，《女孩都到哪裡去了》在臺灣出版。
蕾娜·萊道拉寧
哈坎·內瑟爾
內瑟爾的第一部犯罪小說《心靈之眼》（左）
獲獎作品《撞擊撞球》已被搬上銀幕（右）
過去十年，北歐犯罪小說以一種類似1960年代英國搖滾樂的方式，躋身全球文化品牌，並從斯德哥爾摩和奧斯陸作家的閣樓一路延伸到BBC和好萊塢螢屏。然而由於語言障礙，北歐小說的中譯本大多要從英文或德文轉譯，因此在中國的譯介並不像海外那麼積極，相比英美日的作品，讀者對北歐犯罪小說也較為陌生。今年3月復旦大學北歐中心舉辦的「北歐當代著名作家復旦講座系列」，邀請到當今芬蘭最具聲望的女性犯罪小說家蕾娜·萊道拉寧和瑞典犯罪小說家哈坎·內瑟爾，讓我們進一步了解北歐犯罪小說。
國內讀者對北歐犯罪小說的關注大多集中在早期瑞典推理小說家夫婦馬伊·舍瓦爾、佩爾·瓦勒的馬丁·貝克探案系列，已故瑞典小說家斯蒂格·拉森的《千禧年三部曲》（電影已出了瑞典版和美國版）和瑞典作家亨寧·曼凱爾的維蘭德系列（已被BBC搬上螢屏，肯尼斯·布拉納主演）等作家作品。在瑞典作家內瑟爾看來，北歐小說的流行完全出於偶然，只因這種類型文學特別好賣，尤其是英國人和德國人偏愛北歐作品。他認為，北歐的犯罪小說如今已經在走下坡路了。儘管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北歐人寫犯罪的優勢，比如歷史悠久的血腥神話、大量陰鬱的不合群者、陰森的自然環境、黑暗的重金屬音樂，但內瑟爾否認了這些外部因素與北歐犯罪小說的聯繫，他也覺得把北歐犯罪小說打包在一起談論並不靠譜，「蕾娜·萊道拉寧與斯蒂格·拉森截然不同，而我和亨寧·曼凱爾的唯一共同點就是我們都用瑞典語寫作。」
萊道拉寧：深刻地反映社會現象
早在2002年，四川文藝出版社便出版了萊道拉寧的小說《順風》，去年，她的另一本書《女孩都到哪裡去了》在臺灣出版。作為芬蘭最暢銷的小說家之一，她曾兩度獲得芬蘭犯罪小說協會年度獎項，而她同時也是文學研究者和批評家，對犯罪小說有自己獨到的見解。
萊道拉寧以「女警探瑪麗婭」系列成名，這個系列至今已經出版了11本，第12本即將於今年8月在芬蘭出版。「以往女性出現在偵探小說中總是添亂的角色，我希望塑造一個女性形象不僅能夠破案，也擁有權力去審問和逮捕別人，這就是一個女警察。」她筆下的瑪麗婭·加裡奧獨立、敬業，外表強硬而內心柔軟，作家並沒有異化她，而是賦予她一切女性的特點，包括結婚生子。有趣的是，在這個系列第一本出版時，芬蘭警察隊伍中女警察的比例只有5%，而當她寫到第11本，這個比例已經提高到20%。萊道拉寧說，她也希望在小說中對傳統的性別定義有所突破，例如瑪麗婭的生活中，先生也需要做家務和帶小孩。她的小說中有很多個人生活經驗，「比如懷孕的經歷、晉升的經歷，朋友的一個夢或是收音機裡的歌，我也會和很多警察和醫生打交道，問他們怎麼製造毒藥。」
萊道拉寧創造的另一個系列主角是女保安，已經出了3本，「2000年，我們有了第一位女總統，我開始想她不可能只有男保安，應該也有女保安，我很好奇她的保安是誰，就創造了一個女保安的形象。」事實上，女性在芬蘭政壇的地位一直很高，在2003年，芬蘭成為歐洲首個總統和總理同為女性的國家。
在關於女警瑪麗婭的作品中，主題涉及權力鬥爭、腐敗、妓女問題、種族移民衝突、環保等，萊道拉寧認為，犯罪小說的體裁很適合拿來展現社會風貌。「我對政治非常感興趣，我在選擇社會問題時並沒有太多顧慮，希望能夠深刻地反映社會現象。我曾經收到德國讀者的反映，說我寫同性戀太過直白。如果有人對我的寫作不滿，或許從另一方面來說，我達到了我想要寫作的目的。」
內瑟爾：處理哲學問題的最佳途徑
過去25年，瑞典犯罪小說家哈坎·內瑟爾出版了25本書，作品被翻譯成25種語言。他曾經三次獲得瑞典犯罪作家學會獎，這在一個如此重視犯罪小說的國家實屬不易。內瑟爾在2000年憑藉《撞擊撞球》獲得代表北歐犯罪小說最高成就的「玻璃鑰匙」獎。
內瑟爾創作了兩個偵探系列，第一個系列以虛構的城市Maardam為背景。主人公範·維特倫在前幾部小說中以探長身份出現，後來退休成為古籍書店的老闆。他是一個有著哲學氣質的偵探，神秘兮兮，有時很難打交道，卻擅長在看似毫不相關的事物間尋找聯繫。「這個世界上，事物之間的聯繫遠比宇宙中的粒子多得多。」範·維特倫堅信沒有他破不了的案子，而他憤世嫉俗和喜怒無常的古怪性格讓他逐漸成為馬丁·貝克和維蘭德之後最受歡迎的北歐偵探形象。2006年開始，內瑟爾塑造了一個新的角色——義大利裔的瑞典警探巴爾巴羅蒂，他比範·維特倫更積極樂觀，而故事也發生在一個虛構的瑞典小鎮上。
內瑟爾的第一部犯罪小說《心靈之眼》出版15年後才在2008年被翻譯成英文，這次是他第一次將這本書帶來中國，並當場朗讀了第一章——高中老師米特爾宿醉後醒來，發現新婚三個月的妻子死在浴缸裡，而他卻想不起來到底發生了什麼。報警後，隨著記憶的復甦，他卻發現自己被關進了精神病機構，再後來他也被謀殺了。內瑟爾對早報記者說，他一開始想寫的是關於記憶、精神的小說，直到寫出來後才發現這毫無疑問是一部犯罪小說，「後來，我發現犯罪小說是處理哲學問題的最佳途徑，因為裡面經常涉及死亡的命題，有時也和宗教有關。如果犯罪小說光是謀殺，就沒什麼意思了。」
內瑟爾繼承了北歐犯罪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和冷硬的黑色幽默，儘管他從不涉獵政治，但他的筆下時常流露出對罪犯的同情，這種同情來自於對人性的犀利洞察。「好人也可能成為罪犯，重要的是理解他們犯罪的動機，而不是妖魔化他們。有一些謀殺對一些人來說是情有可原的，這才是犯罪小說中最有趣的部分。」內瑟爾認為，讀者必須認識到任何人都有和謀殺犯一樣的心理，就像有和警察一樣主持公正的心理一樣，「因為我們都是人，只是我們沒有面臨那樣的處境，需要做出殺人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