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幕記憶裡的中國教師形象

作者：陶賦雯

中國有著悠久的尊師重道傳統。《荀子•大略》中提到「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把尊師重道放在與治國安邦同等重要的地位。隨著社會的高速發展與人們思想觀念的變遷，教育滲透到生活的各領域，地位越來越重要，教師形象也愈發受到關注。在第36個教師節到來之際，我們以銀幕記憶為觀測點，可以發現中國教師形象獨特的銀幕書寫與流變。

《一個都不能少》

聖化塑像：銀幕上的「人類靈魂工程師」

中國教師形象，一般是在儒家傳統文化思想的基礎上塑造的。儒家把教育尊為上位，重視教育的目的性作用和道德修養。「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教師也一直位列道德制高點，成為受他人尊重、不可褻瀆的社會角色。但在一段時期內，教師的銀幕形象顯得平面單一，多以敬業辛勞為固定模式，被塑造成一種集正統的道德觀念、自強的人格修養、淵博的文化學識、清貧的物質生活於一身的崇高形象。

從早期影片《朝霞》（1959年）、《春催桃李》（1961年）、《園丁之歌》（1974年）等強調教師的紅燭精神、無私奉獻，到《苗苗》（1980年）、《泉水叮咚》（1982年）、《燭光裡的微笑》（1991年）等影片歌頌「園丁」品格、傳播高尚師德，它們延續了中國文藝傳統的「苦情敘事」模式，其中的教師形象多以正面宣傳為主。有時，甚至附加「非死即殘」「非殘即病」等古怪的苦難邏輯。這引發了觀眾對教師「身體美學」聖化的詰問，體現出公眾對教師職業的道德訴求，即教師在觀眾心目中應是職業楷模，只求奉獻，不求回報。

這種單一化的塑像方式，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宣傳教育的媒介工具，忽略了教師謀求正當利益的需要及個人發展。與此同時，城鄉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也造成了城鄉教師形象的差別。鄉村教育資源匱乏，當地教師生存艱難。為了幫助貧困地區的孩子們無差別地接受教育，他們不得不在艱苦的環境中奉獻青春。例如電影《鳳凰琴》（1994年）講述了以餘校長為代表的民辦教師，在惡劣條件下堅持教學的感人事跡；《一個都不能少》（1999年）刻畫了一個信守承諾、執拗倔強的農村代課教師魏敏芝的形象；《美麗的大腳》（2003年）表現了一個竭盡所能讓村裡的孩子接受好教育的民辦教師張美麗等等。

這些影片，主要反映的是人民教師將知識傳遞到偏遠山區的故事，歌頌了他們崇高的職業道德、人格品質。這是早期教育類影片的主旋律，也是對貧苦地區教育、文化、教師缺失現象的社會反思。

形象祛魅：從職業化到個性化的變遷

隨著社會發展，教師銀幕形象開始偏向城市化形態，更多新穎的教學方式和師生關係迭代演進，充滿個性且「去聖化」的教師形象開始出現。原先高高在上的形象逐漸被打破，而更注重與學生的平等交流，融入了更多的社會現實與個人情感生活。這折射出整個社會環境和民族心理對教師形象認知的改變。

首先是教師的外在形象逐漸告別刻板化，湧現出一批外形時尚、性格不羈、多元複雜的教師形象速寫。《十八歲的天空》（2002年）中打扮前衛、酷愛作秀的班主任古越濤，《花眼》（2002年）裡為適應學生審美傾向而刻意減肥的小學體育老師，《八節課》（2005年）中「另類」的音樂老師毛利，《青春派》（2013年）中走冷豔風的嚴厲班主任撒老師，《老師•好》（2019年）中外形滑稽、與學生「鬥智鬥勇」的苗宛秋老師等等，這些造型別致、另類新穎的角色設計，使得教師外在形象走下聖壇，變得愈發充滿魅力、幽默風趣，也更為貼近現實生活。這無疑是對教師角色轉換、重構的有效嘗試與突破。

《老師•好》

其次是內在蘊理層面，銀幕上對刻板的教師形象，從順從心理到個性化心理轉變。「麻辣+搞笑」的教師形象開始塑成，「個性老師」逐漸在熒幕上出現。電視劇《十八歲的天空》仿製根據日本漫畫家藤澤亨的人氣動漫改編而成的《麻辣教師》，男主角個性張揚、青春陽光，用獨特的方法將素質教育詮釋得淋漓盡致。他是學生們平等交往的大朋友、知心夥伴，也是以科學教育觀掌握自我教育、善於合作的新型探索者與創造者，而非高高在上的嚴師或單純的教書匠。從而，打破了銀幕上溫柔敦厚、注重師德等固化模式的「霸屏現象」，也迎合了觀眾對教師形象固化的逆反心理釋放，實現了求新求異的審美期待。

多元個性：銀幕上教師形象發展新動向

近年來，教師形象的銀幕書寫在造型設計、人物關係等方面個性化創作的基礎上，也逐漸深入到對教師內心的塑造。電影《夏天的拉花》（2013年）中，剛畢業的馬長力從鄉村中學辭職之後陷入迷茫，不知道自己的理想應該如何實現。直到遇見學生周向陽，這個殘疾少年讓馬長力重新找到滿懷鬥志的自己。在陪伴周向陽走向高考的三個月裡，兩個人一同成長，各自追逐夢想。

馬長力這類教師形象，成功逃離了教師一味奉獻於學生、教育事業的銀幕創作思維壁壘，教師在教育學生的同時，也在不斷成長、提升自己。從早期影片中對教師崇高形象和道德品質的塑造，到現代教師的銀幕形象風格逐漸趨向個性化，相關藝術創作不再一味追求無休止的犧牲和奉獻，而是更加注重個人的價值和訴求。這些教師，成為被大眾更為認同的平凡人，也成為更加真實的藝術形象。

除此，隨著國家對支教項目的大力支持，優質教育資源逐步向中西部傾斜，支教類電影成為記錄這段歷史、記載人性美好故事的亞類型影片。《我的教師生涯》（2007年）、《天那邊》（2007年）、《志願者》（2008年）等，不斷豐富著教師的銀幕形象。過去，銀幕上的教師形象常常以理想替代現實，忽略了教師個性，使得教師成為一種不帶任何物質因素、無條件付出、超凡脫俗的「理想符號」。這種符號堆積的影像「現實」，構成了教師職業形象的道德枷鎖。

要改變這一狀況，需要重新定位教師地位，讓教師形象的影像建構從典型化走向個性化，性格刻畫從單一性走向多元性，寓意從單一清晰的表層化走向複雜豐富的深刻性，給予教師形象塑造更為鬆軟輕盈的培育土壤。同時，避免「眼球經濟」時代為滿足商業需求，而用低級趣味、媚俗煽情手段貶損教師形象。這樣，才能幫助教師形象從神壇走下，引導公眾輿論消除偏見。同時，適當引入商業電影的製片與類型模式，探尋更加生動飽滿、立體鮮活的教師形象，為大眾對教師的認知開拓更加多元的視野。

（作者系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後，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