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2月18日，中國疾控中心接連發布的兩篇論文，都提醒我們，遏制疫情發展蔓延的時機稍縱即逝。
2月17日，《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發布了一篇論文，選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國內地傳染病報告信息系統中上報所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進行了回顧性研究。很多讀者關注到了其中一些明顯的數據差異。論文顯示，截至1月20日，有6174例患者發病（這是回顧性病例，他們的發病時間在1月20日之前，後被確診）。
不過，當時國家衛健委的官方通報顯示，截至1月20日，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只有291例，其中湖北省累計報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70例。
6174與291，這個差距意味著什麼？
疫情控制不利導致失速
「（6174是）用發病日期統計的。在相應的時間段，病例已發病但還未就診，或已就診但未被當作該病報告，或懷疑為該病但還未作出實驗室診斷。比如1月20日前實際上全國至少有6174人發病，但這時全國僅確認了291例。」一位論文的參與者如此表示。
《中華流行病學》的這篇論文，是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應急響應機制流行病學組最新發表的新冠肺炎研究，對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國內地報告的超過7萬病例的流行病學特徵進行了描述和分析。正是在對超過7萬病例的回顧性研究中，發現了截至1月20日發病人數（6174）與確診病例之間（291）的巨大差異。
對於傳染性流行病毒，病例回顧性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它不僅可以發現總結疾病的傳染和流行病學的規律，為未來防控提出更具有針對性的意見，比如上述這組數據對比，其實也折射出疫情防控初期存在的薄弱之處。
該論文選取截至2020年2月11日中國內地傳染病報告信息系統中上報所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病例，這是一份相當權威的數據。論文針對系統內報告72314例病例進行了分析，其中，確診病例44672例（61.8%），疑似病例為16186例（22.4%），臨床診斷病例10567例（14.6%），無症狀感染者889例（1.2%）。
分時段來看，根據論文追溯分析病例的信息顯示，在1月20日-1月31日之間，發病人數又增加了26468例，這個數字同樣是回顧追溯發病時間點時發現的人數。
這不得不讓人回想在武漢封城之後，各種渠道所報出來信息稱就醫無門、發熱患者仍在家中，各種醫療資源擠兌，帶來了新冠病毒在武漢的急速傳播。
「由於在前期，診斷只能靠三級實驗室診斷，需要48個小時，比較慢，使得很多樣本不能及時檢測，其次也不能更大範圍的發現患者。後來P2級別的診斷試劑出來後，也出現了暫時的數量緊張，這些原因都帶來了不能及時發現感染者，不能及時進行收治和隔離，使得疫情發展處於失控狀態，感染人數迅速激增。」一位病毒學專家表示。
論文研究者更是夯實了這個階段傳染源控制不利所帶來的發病曲線圖。通過對報告病例的發病日期進行回顧性分析，還原了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在5個不同時段全國地理分布變化情況。
截至2月11日，全國31個省份的1386個縣區共報告44672例確診病例（湖北佔74.7%），其中，有0.2%的病例發病日期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病例均在湖北；有1.7%的病例發病日期在1月10日之前，分布在20個省份的113個縣區，其中湖北佔88.5%；有13.8%的病例發病日期在1月20日之前，分布在30個省份的627個縣區，其中湖北佔77.6%；有73.1%的病例發病日期在1月31日之前，分布在31個省份的1 310個縣區，其中湖北佔74.7%。
這組數據再次印證了在1月1日華南海鮮市場關閉之前，只佔0.2%病例，在一個月內席捲了全國31各省1310個縣區，引發了33369個確診病例。
研究者由此得出結論，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人類對於冠狀病毒家族SARS以及MERS的認知。雖然早期病例傳遞出來的信息認為，新冠病毒可能不如SARS和MERS嚴重。但是，發病數迅速增加以及越來越多的人際傳播證據表明，新冠病毒比SARS和MERS更具傳染性。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曾在1月20日之前預估新冠病毒的傳播係數為3.8，高福院士團隊預測的傳播係數為2.2。但是從目前的數據看，新冠病毒在武漢包括湖北的傳播係數，都大於新冠病毒自身特性所應該具備的傳播係數。
稍縱即逝的武漢防控時機
2月18日，在《中華預防醫學雜誌》上，中國疾控中心研究人員再發論文《我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早期圍堵策略概述》，其中談到，該病毒人際傳播力強（基本再生數R0=2~6），傳播速度快（代際間隔Tg=6.2~7.5 d），遏制疫情發展蔓延的時機稍縱即逝。
武漢稍縱即逝的機會是什麼？
1月23日，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第1號通告，宣布全市離漢通道暫時關閉，隨即全國範圍內實施了圍堵策略的一系列非醫學幹預措施。
圍堵策略（containment）最初於2005年由WHO提出，作為流感大流行防控的指導性策略，是指在新發傳染病疫情早期，在限定的地理範圍內，採用醫學和非醫學（區域封鎖、停學和停工等）幹預策略和措施，以迅速阻斷疫情傳播。
而圍堵政策背後是加強病例隔離和密切接觸者管理、減少人員流動（交通管控和限制出行等），增加人際距離（停止大型活動、學校延遲開學、工廠推遲復工）和促進公眾個人預防等。也只有病例隔離才能達到防控的目的，通過減少病例和易感人群之間的接觸來減少疾病傳播。密切接觸者管理可快速識別高風險暴露人群，避免治療延誤，及時發現續發病例，降低傳播風險。
但是，在武漢，並沒有隨著圍堵和「隔離」讓疫情的蔓延減緩。
「從很多的現象可以看出，他們對於病例的發現以及隔離措施沒有做到位，包括當時的床位也緊張，沒有及時把醫院的床位闢出來，貽誤了收治、發現傳染源的時機。很多患者因為沒有及時就醫到處奔跑去醫療機構，都是在傳播病毒。事實上，改造一個醫院增加床位，遠比通過新建一個醫院增加床位要來的快。」一位非典時期的參與救治的醫療人員表示。
就是這樣一個戰機的貽誤，使得2019年12月31日前的104個患者發病，蔓延至如今的31個省72436確診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