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總理之子「王大閎」的逆襲人生:「打架王」也能上哈佛劍橋

2021-03-02 大灣區城事

在民國

有這麼一位「名人」

瑞士慄子林中學的「打架王」

王大閎


就連校長聽到他的名字都害怕

這麼一個驕縱的紈絝子弟

不僅考上了哈佛、劍橋等一流學府

還成為了一名出色的建築設計師

臺灣國父紀念館

便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

今天小粵妹繼續請來

歷史文豪今綸和資深媒體人周潔

和我們說說王大閎的「反轉」人生

 (沒流量沒有wifi別緊張,我們有文字版)

我們其實已經把《了不起的廣東人》系列中的國務總理全部說完了,今天講一位國務總理的兒子,即王寵惠的兒子王大閎。這個人很有意思,小時候並不是個乖孩子,但是後來成績卻非常優秀。

他30多歲才結婚,比較風流,十年後和夫人離婚。他熱愛美食,他很高壽,今天還健在,已經101歲。作為一位建築設計師,他不肯低頭,遭受了磨難和壓力。

【人物介紹】

王大閎

王大閎,廣東東莞人,1918年7月6日出生於北京,臺灣著名建築師,臺灣現代建築運動先驅。

他是打架王。在瑞士慄子林中學,他和各國學生都打過架。

他是優等生,先後求學於劍橋、哈佛,從機械系轉建築系,與貝聿銘是同班同學。1941年受教於德國現代建築大師沃爾特.格羅佩斯(後來擔任包浩斯校長)與密斯.凡.德羅,在哈佛期間曾熟讀盧梭的著作,對其影響最深是《社會公約》。

一九四八年定居臺北,一九五二年在臺北開設建築師事務所,二十二年間完成不少知名建築物設計,其中就包括臺北「國父紀念館」、林語堂宅、臺灣大學第一學生活動中心。

總理之子偷櫻桃

1919年王寵惠夫人楊兆良因難產過世,王大閎未滿兩歲,交由住蘇州的外婆照顧。老人家對外孫疼愛可想而知,王大閎說起童年對父親的記憶是,一進門就忙不迭地喊著兒子的乳名,每次都會帶許多玩具送他。王大閎自小對美食的講究和執著,也跟父親的百般呵護脫不了干係。

蘇州小學畢業後,王大閎先後在蘇州東吳初中和南京金陵中學讀了一年多,因外婆過世,同時社會動蕩,王大閎便隨魏道明夫婦和孔祥熙夫人前往巴黎,學習法語。1930年轉往瑞士,就讀位在日內瓦湖畔的慄子林中學,方便赴海牙擔任國際常設法庭正式法官的父親「就近」照顧。

或許因為隔代教養,也或許是因為父親的革命基因遺傳,王大閎說不上是乖巧孩兒,小時候使蠻勁扭著別人打架是理所當然,在法國停留期間也常一個人溜出門搭地鐵到處探險,重點是:好玩。即便進了瑞士慄子林中學,成為全校唯一的東方人,打架仍是家常便飯。

只要找到對手,宿舍裡、校園內,無一處不能變成打架擂臺,讓校長、老師和同學在旁觀看。秉持著童年愛不釋手的《水滸》、《封神榜》、《七俠五義》中的俠客精神,精力充沛的王大閎打遍天下(同學來自美國、法國、英國、瑞士、義大利……),終於為自己博得了「中國運動員」的稱號。

慄子林中學專收男生,當時僅有七八十個學生,老師倒有二十多個,學生一舉一動都在老師的監控中。

按照規定,慄子林中學的學生在夏日裡須晨泳五十公尺,遊泳池中是高山積雪受日照融化流下的冰水,淨身之外還可提神醒腦;冬日早晨聽到號角聲起床後,得穿著睡衣跑到校外一公裡半的體育老師那裡點名,點完名才有早餐吃。

但王大閎並沒有因此改變調皮本性。帶頭吆喝美國同學爬上校園中的黑櫻桃樹,就著滿樹的櫻桃邊摘邊吃,換得晚餐禁食的處罰,端來滿抽屜的巧克力糖抵擋充飢;浴缸放滿熱水當遊泳池玩耍,水溢流到門外被老師發現,校長只得以停發家長預留的零用錢作為懲戒。

自小注重美食的王大閎為了學校供餐太過簡單,「每日僅有一餐供肉,其餘吃素,周五吃魚,周日吃雞翅」,發電報向父親抱怨,父親跟校長通過電話後,王大閎便有了每餐吃雞的特權,還嫌雞肉烹煮味道不佳,另準備了調味的鮮味露一瓶,連校長都好奇不已。

在劍橋讀本科,在哈佛讀碩士

看來西式教育正適合王大閎自由不羈的個性,任其悠遊、如魚得水。跟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生活,接觸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又不失純真的樂趣。

而且他自此建立起運動健身的習慣,大學時夏天遊泳、冬天滑雪,中年後每日早起轉動眼珠看四邊牆角的「小運動」也從不馬虎持之以恆,時至今日視力仍完全無需依賴眼鏡。

兒時夢想是長大後要當火車司機或機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王大閎中學畢業後,1936 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時一開始選擇的是機械工程系。王大閎自承小時候曾趴在地上一口氣畫了二十多輛汽車,全憑想像,有的圖樣甚至還預告了未來汽車設計的方向。

劍橋大學

當時機械系是劍橋大學最好的科系,一年後王大閎選擇轉入建築系,讓老師頗感納悶。究其原因,或許是年紀漸長,對機械的迷戀漸漸淡去。

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中,王大閎進入建築系第二年就展現才華。他以一個餐廳設計圖參加劍橋大學建築學會舉辦的學生設計作品競賽,得到首獎,除獲得獎金和獎章,也得到了肯定。自此,系上老師不時會把王大閎的作品掛在走廊上,供同學欣賞。

近十年的歐洲生活薰陶,為王大閎的思想打下根基,劍橋的一切幾乎都符合他對美、自由和精神的追求。然而1939 年他甫自劍橋大學建築系畢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轟炸英國各都市,王大閎前往尚未對德宣戰的美國避難。

王大閎對美國的第一個印象是:很貴,飯店提行李要錢,開門要錢,什麼都要錢。第二個印象是:不同於英國的職業階級劃分清楚,在美國即便是修電梯的小弟也可以讀哈佛大學。那是一個人人有機會的消費主義社會。

哈佛大學

哈佛大學位在美國麻州劍橋市。雖然同名為劍橋,王大閎對英、美兩處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首先察覺到的差異在於物質生活。他認為「優秀的物質文明,是人類文化的精華」,美國相較於英國文明粗陋,而哈佛大學的讀書生活相較於劍橋是狹窄、粗俗和緊張的,每學期大考小考不斷,把大學生當小學生看管,以至於學生缺乏自動態度和自由精神,汲汲於追求學術和技能不過是為了生存,而非一種生活方式。

這時候的王大閎已經逐漸脫離了自由的浪漫情懷,開始正視建築必須兼顧的精神及社會意義。

如果說美好的英國是他從少年蛻變為初識人間滋味成年男子的美樂地,那麼醜陋的美國就是促使他思索未來專業角色的鍛鍊場。王大閎在譯寫的《杜連魁》書中說:「美國雖有歐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國本身的文化到底是粗俗的……粗俗的物質文明最令人生厭,就像一冊沒有內容,印刷粗糙,紙張低劣的書本。或是一輛機件欠精,線條不美的汽車。」

又在《兩個劍橋》一文中說:「哈佛大學可以產生一位甘迺迪總統,但不可能產生一位王爾德。非要牛津大學或劍橋的水土才能培植出一個王爾德。」應是他對英國和美國最好的腳註。

王大閎進入劍橋大學同年,前德國包浩斯校長格羅皮烏斯因受納粹迫害移民美國,進入哈佛大學建築系教書,1937 年擔任系主任,許多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生都慕名而來。

有趣的是,王大閎對老師格羅皮烏斯極為尊敬,一生保持聯繫不輟,可是他的建築語彙卻主要師承另一位從未謀面、在芝加哥教書的密斯,或許是因為密斯的語言蘊含了轉譯成現代中國建築的可能性。

十年婚姻畫上句號 

1942 年哈佛畢業後,王大閎不僅拒絕入籍美國的機會,也拒絕了普林斯頓大學「彈道學」(Ballistics)研究計劃和布勞耶(M. Breuer)事務所的邀約,選擇接受當時駐美大使魏道明邀請,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擔任隨員。

這個決定,說明他既不願偏離建築專業,卻又不急於投入忙碌的建築事務,或許還在尋找自己的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王大閎揮別生活了十五年的西方世界回到上海,與陳佔祥、黃作燊、鄭觀萱、陸謙受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聯建築師事務所」(1947年),並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負責「大上海都市計劃」。王大閎腦袋裡裝載的西方「現代性」與古老的中國傳統於此交會,將慢慢醞釀,來日迸發出新的生命火花。

1949 年大陸政權轉移,王大閎至香港停留兩年多後,應父親要求於1952 年春天遷居臺北。

王大閎奉父命來臺時,隨身僅拎著兩隻箱子,一箱是書,一箱是日常衣物。身無長物,但在父親全力支持下,於1953年在臺北開設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建國南路自宅是開業後第一件建築作品。之後建築設計案如日本駐華大使館、別墅、學校、廠房、大樓紛紛湧至,堪稱「生意興隆」。

建國南路自宅

家世顯赫、品味非凡、舉止優雅、談吐脫俗,長年留學西方的王大閎立刻成為臺北名流圈中備受矚目的焦點。建國南路宅往來無白丁,建築人、歸國學人、政商名仕無不對這典雅恬靜的居所讚賞不已。

1954 年,王大閎認識了年方十八歲的王美惠。

1964 年,王美惠委託律師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跟王大閎結束了近十年婚姻。

國父紀念館是「最艱難的設計」

1965 年,王大閎投入國父紀念館建築案,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企圖尋找新中國建築而非偽中國建築的可能性,為期七年。

王大閎的建築作品,一直嚴肅地思考著由西方起始的現代建築,當怎樣與中國傳統的建築在形式與空間美學上接軌的問題,例如國父紀念館以鋼筋混凝土來轉譯傳統木構造的美學語彙,以及他先後的幾個自宅設計(分別在臺北的建國南路、濟南路與石牌),顯現出他對於中國文人傳統家居生活的嚮往與追隨態度。

此外,王大閎同時極端自律地對應建築的材料與工法,喜歡用原質的樸素混凝土或砌磚,來呈現傳統與文化的建築意涵,完全不會為了短暫的媚俗目的,刻意輕率地去迎合討好。

王大閎曾說:「國父紀念館是我最艱難的設計,而登月紀念碑則是我自許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作品。」登月紀念碑當年曾經引發臺灣社會的熱烈迴響,並由當時的社會名流積極合力推動捐贈這個高度逾二十層樓、優美的白色雕塑物,作為美國獨立兩百年的禮物,但是後來卻因臺美關係政治環境的改變,讓這計劃案終於胎死腹中。

國父紀念館

國父紀念館之所以會是王大閎自認「最艱難的設計」,原因有許多,其中一個關鍵,也就是他長久在思考現代主義與傳統建築間究竟何者為主、何者為次,這樣艱辛辯證過程的未測與難定。

關於此,可以王大閎的兩種建築類型作閱讀,一條脈絡是有宣示意涵的公共性建築,譬如1972年落成的國父紀念館;另一條脈絡則是私領域的住宅建築,譬如1953年完工的建國南路自宅。

音樂人鍾文雄說:「建築界私底下流傳一句話,如果王大閎肯彎一彎腰,臺灣的建築師肯定沒飯吃。」

面對名利競逐而能做到袖手旁觀、「無所事事」並不容易。視成功如無物,除了需要人生歷練,或許也跟王大閎凡事總會做反面思考有關。

所以,王大閎雖然體認到建築是服務業,但他卻不肯彎下腰、總是挺著背脊從事「服務」。

他的同學貝聿銘

當時陽明山上多棟私人住宅皆出自王大閎之手,新光企業創辦人吳火獅先生出面邀請他設計自宅時,卻遭到王大閎拒絕,直到吳家晚輩遍訪王大閎作品後再約相談,才讓王大閎點頭答應。

他不搶案子,不抄襲,甚至不「抄襲自己」,時時求新求變。強調真才是美,力求材料的真實,而非做出來的虛假。事務所同仁說起當年跟許多公部門案子失之交臂,常是因為王大閎堅持中國現代建築路線,對方一有疑慮便立刻推辭,因此他主要設計的都是私人、民間企業的案子,公共建築作品其實不多。王大閎心中明白,要想封殺一個建築師,只需說他很固執、難溝通,自然就沒業主敢上門,但他並未因此改變作風。

這樣的態度,顯然跟很多建築人不同。王大閎的《雄心與野心》一文,也可看出他跟昔日同窗貝聿銘二人之間的差異。

文中談到格羅皮烏斯受美國基督教基金會委託規劃設計預定在中國東部建校的華東大學,因而找了貝聿銘跟王大閎討論,以了解中國建築的精神及地方特色。後來此案改在臺灣,是為今日的東海大學,但不知何故,規劃設計案最後改由貝聿銘負責,令格羅皮烏斯十分不快。

貝聿銘

1975 年日本在大阪舉辦世界博覽會,國內舉辦中國館公開競圖,貝聿銘本為評審委員,但後來卻成為負責設計師,也難免引起非議。雖然王大閎說中國館是大阪博覽會中最吸引人的展覽館之一,只不過想起自己在故宮博物院設計案類似的經歷,恐怕也百感交集。

王大閎以「為了理想而不擇手段的同學」稱呼貝聿銘,說他有魄力、想像力以及精敏的生意頭腦,也佩服他的機智和口才,因此有今天的地位。

壯闊雄心與獨特野心,讓他們在建築舞臺上各自散發不同光芒:一個耀眼,一個雋永。在外人眼中看來,相較於貝聿銘的積極主動,王大閎寫作、翻譯、譜曲難免予人不務正業之感。

貝聿銘作品——羅浮宮

兩個人之間多年交情,雖然沒有頻繁聯繫,但從貝聿銘送的禮物總是王大閎所喜歡的,可知二人稱得上是知己。

不過「除上面所說幾點之外,IM 和我別無相同之處。他始終居留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邁進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臺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

如果一定要我用一個詞來定義王大閎的話,我想應該是「文人式建築設計師」,他一生追隨理想,有士大夫的堅持與立場,骨子裡是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不舍。他試圖打通現代主義和傳統建築文化的通道,吃了很多苦頭,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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