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宣告了人之終結，他的面孔卻像幽靈般在當下無處不在，凝視著永恆的話語生成。
一個跨越歷史、哲學、藝術、文學、心理學、社會學的僭越者，一個反歷史的歷史學家，一個反人本主義的人文科學家，一個反結構主義的結構主義者，一個死於愛滋病的同志，一個離經叛道的狂人。推選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若說上半葉是海德格爾，那麼下半葉應該就是福柯了。
今年的6月25日是福柯逝世30年整的日子。為什麼紀念福柯？因為他的思想滲透於人文社科的方方面面，整個顛覆了思想界的景觀。當下其魅力仍絲毫未減，相關的討論、研究愈加豐富，呈現出令人震撼的可能性。
福柯，這個名字已是難以定義且仍不停運動著的思想之代名詞。
我們邀請多位國內最權威的福柯學者和資深研究者撰寫了紀念福柯逝世30周年的文章，卻不是學術意義上編纂。當代法國思想一向以風格汪洋恣肆和文藝著稱，福柯更是此中代表，所以這些文章的風格也一脈相承，不賣弄僵硬的學術。正如福柯喜愛談論「生命」所遭受的影響，太多人的生命經驗因閱讀福柯而轉折。
前所未見的視野和激情，傾倒了多少人。
如汪民安所說，在某種意義上，福柯寫出的是完美之書：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全新的世界，無論是領域還是材料；無論是對象還是構造本身。他參閱了大量的文獻——但是這些文獻如此地陌生，似乎從來沒有進入過學院的視野中。他將這些陌生的文獻點燃，使之光彩奪目，從而成為思考的重錘。有一些書是如此地抽象，沒有引文，猶如一個空中樓閣在無窮無盡地盤旋和纏繞（如《知識考古學》）；有一些書如此地具體，全是真實的布滿塵土的檔案，但是，從這些垂死的檔案的字裡行間，一種充滿激情的思想騰空而起（《規訓與懲罰》）；有些書是如此地奇詭和迥異，仿佛在一個無人經過的荒漠中發出狄奧尼索斯式的被壓抑的浪漫吶喊（《瘋癲史》）；有一些書如此地條分縷析，但又是如此艱深晦澀，這兩種對峙的決不妥協的風格引誘出一種甜蜜的折磨（《詞與物》）；有一些書如此地平靜和莊重，但又如此地充滿著內在緊張，猶如波瀾在平靜的大海底下湧動（《快感的運用》）。
福柯溢出了學術機制的範疇，更加超越了學科的限制。
讓我們一再地重讀福柯，他的文本是「玄妙和典雅、繁複和簡潔、疾奔和舒緩、大聲吶喊和喃喃低語的多重變奏，這既是批判的詩篇，也是布道的神曲」。
福柯晦澀嗎？讓那些著名的關鍵詞先來給你一些幫助和指引。
規訓：福柯把注意力放在身體上，在身體的微觀層次上考察權力機制施加影響的方式，福柯選取了前現代和現代監獄的懲罰機制，考察權力的極端運用對囚犯的身體作用方式的變化，揭示生活準則的形成。
現代社會中，規訓無處不在。每個強調「效率」、「單位時間的單位產量」、「嚴格的作息」的現代生產領域都存在規訓，因此福柯說：「對於監獄與工廠、學校、兵營和醫院彼此想像，難道值得大驚小怪嗎？」
在談到規訓場所時，福柯援引18世紀啟蒙思想家邊沁對理想監獄——「全景敞視」監獄的構想。這是一個精巧的環形建築，由一個個單間牢房構成的環形囚室的中央是一個瞭望塔，每一個單間囚室都處於瞭望塔監視的範圍之內。單獨囚禁的犯人根本無法知道他們何時被瞭望塔上的人監視，結果感到自己的一舉一動無時不在監視之下。對犯人而言監獄的權力變得莫名強大，它把「權力的目光」內化為囚犯自己的「目光」來審視並規訓囚犯本人的行為舉止。這是現代紀律社會的一個隱喻。
權力-知識：福柯的「權力-知識」思想創造了一種解剖整個現代社會將身體政治化的「生命政治學」，這種生命政治學是對極權制度以及現代社會中的法西斯主義的微觀運行機制的分析，它深刻地改變了我們對政治的觀察和理解的基本模式，在社會理論、法學、哲學和政治學等領域中都引起了研究範式的革命。
福柯將「人的科學」（或人文科學）視為關於人的「半成熟的科學」，它塑造了「人」的形象。福柯進一步將這些人的知識視為被權力關係的運作所徵用的知識，它存在於權力對身體的作用之中，存在於對身體的統治、支配和利益之中。正是在生命權力的關係之中，權力製造了知識，權力鼓勵了知識的生產，比如臨床醫學、刑法學、人口統計學等等，這樣權力才在徵用知識的同時生產了知識。
人之死：福柯通過對西方人文科學進行的歷史考古發現，「人」這一概念是在18世紀末期之後進入知識學科的。從那時開始，「人」成為語文學、政治經濟學和生物學的知識對象。在此之前，人文學科雖然發現了人的存在，但並沒有將人當作一個特殊的對象來看待。到了18世紀之後的現代思想中，人既是知識的客體，又是認知主體，既是人文科學捕捉的對象，又是這些學科得以奠基的基礎。這是所謂「人的誕生」，其基本問題「人是什麼？」貫穿了整個19世紀。
但是福柯卻宣布這種人的學科將要死掉了，這就是所謂「人之死」。意思是作為某種知識形態和觀念形態的人的死亡，是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知識型的死亡。
在結構主義的觀點中，人陷入一個巨大而無情的語言網絡中，他被語言和結構吞噬了。
知識考古學：這裡的知識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科學知識，它或者指的是那些不成熟或半成熟的科學知識，比如精神分析、臨床醫學、刑法學等，或者指的是知識體系得以形成的歷史條件，如機構、組織、制度、實踐、權力等。因此知識考古學是一種對現代社會的知識和話語之形成、運作的條件的歷史分析方法。考古學是福柯早年三部作品《瘋癲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詞與物》的哲學方法。可以說，福柯早年思想都可以用「知識考古學」來做標誌：《瘋癲與文明》是對古典時代精神病學中瘋子的「沉默」的考古學；《臨床醫學的誕生》是對臨床醫學誕生時刻中的「凝視」的考古學；《詞與物》是對近三個世紀的「人的科學」的考古學。後來為了總結這三部作品，福柯寫了《知識考古學》一書。
譜系學：福柯的譜系學來自尼採《道德的譜系》。
福柯運用的譜系學方法首先是戲仿，打破紀念碑式的歷史的神聖莊嚴性，打破歷史的科學性、實證性、現實性和客觀性的禁忌和教條，打破了歷史的不可逆和不可重複性。戲仿是一種尼採所說的「快樂的科學」，它以載歌載舞的狂歡參與到歷史之中。
其次，將歷史視為由雜多因素構成的複雜體系，視為偶然的、非連續性的、異質的事件交錯的網絡，從而打破了那種把歷史視為一種同一性、一種律法、一種禁忌、一種本質主義的保守哲學。
生命權力/生命政治：福柯發現，從17世紀開始，權力對個體的管制不再是單純的懲罰和報復，而是進行矯正式的運用。權力不是消滅個體，而是創造出一個有用的個體。在《性經驗史》中，福柯也徹頭徹尾顛倒了權力的「壓抑說」：性不是被權力所壓制，而恰恰是被權力所生產。性的話語和性的知識並沒有收到抑制，而是一再被激發和創造。權力的這種性質的變化，使福柯提出了他的生命權力概念。權力不再是君王的殺戮式的，而是提高生命、管理生命、繁殖生命、控制和調節生命的積極權力，它在生命、人類、種族和人口的層次上發揮作用。
這種生命權力就是人口的生命政治學。除了前面所說的工廠、學校、軍營、社團等規訓機器，在政治實踐和經濟觀察領域，對人口的控制技術也成熟了，對人口和資源的關係也有了研究。
（以上關鍵詞多摘編自汪民安主編《文化研究關鍵詞》，由汪民安、張旭等人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