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國鋒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重申，「十大」以來的組織路線是正確的。在那些不了解中國的人眼裡，這話可能一溜就過去了，就算是20世紀90年代的年輕人，也體會不到這裡面包含著的無窮意味。所謂「組織路線」，是共產黨的專用語，意思是說，現在在臺上掌握權力的這些人都是好人，而被批判、被侮辱、被打倒的那些官員則都是大大小小的壞蛋，並沒有冤枉他們。所以，這句話就直接牽涉了千百萬人的命運。對於華國鋒的報告，胡耀邦雖然舉手贊成，其實他在心裡想的正相反：好人受苦，小人得志。該上臺的人被整得慘慘悽悽，還要「再踏上一萬隻腳」，叫人家「永世不得翻身」。不該上臺的人如今盤踞著大大小小的位子，這些人除了打小報告或者搞大批判，其他什麼都不會。這樣的事情如果說是「正確的」，共產黨還有救麼?
他懷著這樣的念頭回到黨校。人家都在學習貫徹「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他卻找來一幫人寫了一篇文章。你不是說「組織路線」是正確的麼?我這文章的題目偏偏就是《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文章說，其實「幹部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可是他們這些年卻受到「百般挑剔，無限上綱，造謠誣陷，殘酷迫害」。文章前後經過17次修改。這一年10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報》上，整整一個版，將近一萬字，浩浩蕩蕩地湧向華國鋒的「正確的」組織路線。從這一天起，讀者的來信和電報也浩浩蕩蕩地湧進報社。到11月7日，編輯部就接到一萬多封來信和電報。中共中央組織部那裡就更加熱鬧，不是信多，是人多，把大門圍了一層又一層。這些人手上拿著那張報紙，不是表揚什麼「正確的組織路線」，而是反反覆覆地講述自己的冤情，非要把「顛倒了的幹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
組織部長郭玉峰把這些人叫做「上訪的」。他每天進出這座大樓，臉上冷若冰霜，旁若無人，對那些要求見他一面的人，不是不理不睬，就是冷眼相向。此人原來是軍隊裡的一個政委，「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當中到這座樓裡來支左，漸為康生倚重。據康生當時對他的評價，他是全軍「最優秀的軍政委」。那時候所謂「組織路線」不過如此，你只要被中南海裡的誰看中了，你就有了飛黃騰達的最重要的動力。郭玉峰官至部長，到1977年的秋天，已經兩年四個月，從來沒有把哪個「上訪的」放在眼裡。在他看來，這些人全都是無理取鬧，甚至連舒同也不例外，別看他過去是山東省委書記，或者是什麼書法家，現在可什麼也不是，只不過是一個「走資派」。
這樣的人居然敢來上訪，全是報紙上的文章從中作祟。「這是一株大毒草」，郭玉峰指著那篇文章對他的下屬說：「通篇都是右派言論。」冷漠的部長激怒了站在門外的那些人。這些人大都是被打倒的老幹部。過去他們吃夠了大字報的苦頭，現在就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他們也拿起毛筆，寫了無數的大字報貼滿中組部的大樓內外。郭部長看在眼裡，心裡嘿嘿冷笑：這些辦法都是我用過的，難道還怕了你們不成？他叫人把大字報撕下來。沒過幾天，他聽說文章的後面有胡耀邦在暗中指揮，就說：「把大字報送給胡耀邦。」
大字報就這樣被送到黨校來了。胡耀邦對郭玉峰其人並不陌生，20世紀40年代，胡是軍隊當中的兵團政委，那時候郭玉峰是他所屬的一個團政委。胡耀邦怎麼也沒有想到，他昔日的部下會對這些南徵北戰的老革命如此無情，不禁連連感嘆：「郭玉峰怎麼會變得這樣厲害?」他可沒有想到，在階級鬥爭的大染缸裡，一個人被染成任何一種顏色都是可能的。但是胡耀邦可不願意改變自己，他決定背水一戰了。「關山險阻，一關一關闖過去。」他對望著自己討教對策的下級說：「但丁在《神曲》裡面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我們的說法是，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黨校裡面的這些人當場決定把中組部裡的大字報都送到《人民日報》，給那些曾經編輯過他們的文章的人看，然後又決定再接再厲。不到一個星期，又一篇文章的清樣送到胡耀邦辦公桌上。這時天色已晚並停電。胡耀邦點起兩支蠟燭，與楊逢春一起將文章逐句修改了一遍。過了幾天，11月27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把文章發表出來，題目是《毛主席的幹部政策必須認真落實》，署名「本報評論員」，通欄。與此同時，還發表了五封讀者來信，全都表示要把顛倒了的是非再顛倒過來。
那時候，《人民日報》的風骨和勇氣，叫後來的報刊圈子裡的人議論起來感慨萬端，驚羨不已。他們明知胡耀邦的文章不符合華國鋒的「十一大」報告，卻自作主張地發表了。現在又把批評中組部長郭玉峰的大字報彙編成冊，既不核實，又不送審，就用報社黨委的名義上呈中央。要是用「和黨中央保持一致」或者是什麼黨紀政紀新聞紀律來衡量，這種行為算是什麼?不過，沒有人這樣問，至於汪東興嚴厲批評《人民日報》黨性不強，還要等到幾個月以後。
胡耀邦和鄧小平再一次走到一起。兩年以前這兩個人在「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當中天各一方，很少直接聯繫。此後種種情由，在這兩人之間，大都是不謀而合，心心相印。現在，《人民日報》將那些大字報搞成《情況彙編》送到剛剛復出的鄧小平案頭。
這導致了葉劍英、鄧小平和陳雲三位副主席合力驅郭的行動。連華國鋒和汪東興也無可奈何了，只是詢問誰來接替郭玉峰。「胡耀邦。」那三位副主席毫不猶豫地說，其實他們早就商量好了。要想讓千萬幹部重見天日，非胡耀邦莫屬。這樣一來，出乎意料的結局出現了：「下油鍋」的居然是郭玉峰。胡耀邦不僅毫髮無損，還頂替郭玉峰成為新的中組部部長。
部長的任命在1977年12月10日這一天下達。五天以後，胡耀邦的辦公地點即由幽靜的西山腳下遷至鬧市中心。不過，他的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職務仍未免除。他將所有的校長事務移交給他的接班者，唯有《理論動態》一事仍由他本人親自掌握。事實上，他在離開黨校赴中組部就任的時候，還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加強了他的理論陣地。他成立了一個叫做「理論研究室」的機構，是「文化大革命」後出現的第一支具有叛逆精神的理論新軍。要不了多久，他們的作為便轟動天下。但在當時，他們的名聲並不大，所有理論方面的研究與寫作，也照常在胡耀邦的策劃之下展開。
新校長現在同時還是新部長了。一身兼有這樣兩個職務，這在共產黨過去的歷史上沒有先例，更不要說那還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時期呢。12月19日，新部長正式上班。他對手下的工作人員說：「積案如山，步履維艱。這山究竟有多高?是喜馬拉雅山、唐古拉山，還是泰山?」接下來他便列舉了一大堆人人心知肚明而又不敢說出來的重大冤案：「天安門事件」、「六十一人」問題、內蒙古「內人黨」問題、東北的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新疆馬明方等人所謂「叛徒集團」問題、河北丘縣的國民黨大案、為劉少奇鳴冤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案件、「攻擊林副統帥」而被殺頭的「現行反革命」案件……
在1977年3月到1978年12月這21個月裡，胡耀邦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一天天顯示出他過人的膽魄和無限的精力。他不許工作人員阻攔要見他的上訪者，也不許工作人員代閱寫給他的那些來信。他每天和十幾個人談話，每周閱讀一麻袋來信、幾百件材料。他一邊看一邊感慨，為那些被損害與被侮辱的人們鳴不平，也為我們國家居然造成這種種悲劇扼腕嘆息。有人問：「毛主席批的怎麼辦?」他回答：「照樣平反。」他的大殺大砍的作風很快引起中南海裡某些人的反感。「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親自定案的，」汪東興說，「中共中央組織部無權推翻毛主席定的案。」還說「誰翻案誰就是反對毛主席」。胡耀邦卻對這樣的申斥置之不理。他當著幾百人說：「凡是不實之詞，不管什麼時候，不管是什麼情況下，不管是哪一級組織，是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
這些話令一些人更加惶惶不安，卻令更多的人吐出了積蘊已久的一口悶氣。中央辦公廳的一位副主任嚴令《人民日報》不要將這些話予以報導。但這些話還是不脛而走。胡耀邦的魅力也很快風靡全國。他把各地的冤情都吸引到中央組織部裡來了。按照後來的歷史學者的統計，當時我們國家的領導人當中，被立案審查的佔總數17.5%。每100名部長和省長當中，有75人被立案審查。下層官員和百姓的冤假錯案就更多，有300多萬件。受到牽連者數以千萬計。在那些日子裡，黨中央給200多萬個走資派平反，給552877個「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給440萬個地主、富農、反革命和壞分子摘了帽子，給70多萬工商業者恢復了勞動者身份。這些事情當中全都凝聚著這位中組部部長的心血。比如他在1978年2月下旬到4月下旬，就晝夜不停地研究了一百多個案例。
其中一個「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的案件，就使得87000多人遭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16000多人含冤而死，總計346000多人遭殃。現在，胡耀邦卻要讓這些人全都重見天日。還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胡耀邦卻說：「什麼『五一六』，不就是三個阿拉伯數字嗎?」一時間，「胡青天」的名字流傳開來。到他這裡來申述冤情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些申冤信中，包括了薄一波、彭真從陝西商縣寫來的信，楊尚昆、安子文從安徽寫來的信。還有些人已經不在人世，他們的親屬現在也開始鳴冤叫屈，包括劉少奇一家人，還有彭德懷的侄女，她將保存多年的彭德懷的「八萬言書」，交給黃克誠，又輾轉交給胡耀邦。胡耀邦說：「我當做珍貴的歷史文物轉給中央。」這些情況是如此動人心魄，就算是鐵石心腸的人也不能不為之感嘆。以他當時的地位，當然還沒有權力來決定這些問題，但是他卻有權力將這些人的明顯的冤情送到中南海主要領導者手裡。至於像溫濟澤、葛佩琦這些並非國家領導人但卻極有影響的人物，他就可以憑藉自己的力量來為他們昭雪。
他每天做著這些解救蒼生於水火的事情，人家也全都熱淚盈眶地感恩戴德。但是他卻仍然想著他的《理論動態》。他每五天便要審閱一篇文章。一邊為人們申冤一邊想像著這樣那樣的理論難題。就這樣，從1977年的夏天到1978年春天，《理論動態》就出版了至少四十期。他喜歡這些文章，一邊看一邊對身邊的人說：「我死了以後，在我的悼詞裡面一定不要忘記寫上，胡耀邦辦過《理論動態》。」
然而所有這一切，都只是在治療舊時代留給我們國家的傷痕，還說不上同舊的時代分道揚鑣。至於開闢新的時代，就更加說不上了。雖然鄧小平已經說了「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說了「實事求是」，這已經遏制了「兩個凡是」的潮流，但是，新時代的開創者此時還缺少一個非常具體的突破口，所以還不能給予舊時代以致命的打擊。（本文選摘自人民日報出版社的《呼喊》 原標題為「胡青天」） 來源：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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